妙香佛国 第8期

大理文化是中原文化、藏传文化、东南亚文化及当地民族文化融合的产物，是中国西南边疆文化发祥地之一，佛教的传人也随这一通道而进入云南。古代南诏、大理国子民“家无贫富，皆有佛堂。人不以老壮，手不释珠”。弹丸之地的苍洱境，其佛艺盛况被后人誉为“苍山与洱水，佛教之齐鲁”。因此南诏大理国被称为“妙香佛国”，它流传下来的佛教艺术珍品，成为最能体现这段区域文化内涵的典型代表，一度成为云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由云南省文物局、云南城投、云南省文物总店、云南典藏、云南巨星、昆明智勇工贸等单位联合打造的大理“佛都艺苑”项目旨在立足于大理深厚的佛教文化资源，通过文化创意活动与文物艺术品展示相结合，致力于将其打造成面向全国，辐射东南亚，集交流、研讨、鉴定、培训、展览、销售、拍卖为一体的佛教文物艺术品交流中心。

为了进一步提高“佛都艺苑”的品牌影响力，繁荣佛教文物艺术品市场，于2012年8月20日至26日举办“2012大理‘佛都艺苑’佛教文化艺术品节”，其中涵括佛教题材艺术品专题拍卖会、全国文物商店文物艺术品展销会及特别邀请资深佛像鉴定专家金申、黄春和等主讲佛教艺术品鉴定培训班等系列活动。其中，佛教文化艺术品专题拍卖会组织了近600余件拍品，精彩纷呈，不仅有云南佛教艺术品、藏传佛教艺术品，还有西亚、东南亚特色的佛教文物艺术品等难得一见的各时代各地域佛像。

云南“福星”——阿嵯耶观音像

大理地处西南边陲，是一个古老神奇美丽的地方，由于其特殊地理区位，佛教的大众部、上座及禅宗、密宗各大教派都在这里汇聚，被誉为“妙香古国”。大理地区尤为崇信观音，与观音有不解之缘。在大理，观音信众之广，香火之旺超过了佛，有“只拜观音，不拜佛”之说。

“云南福星”阿嵯耶观音是南诏大理国时期佛教密宗崇拜的最高神祗，受到全民的顶礼膜拜，是大理地区佛教文化兴盛的重要象征。其造型非常独特：纤细修长挺直的身躯、高耸精美的头饰、发辫及服饰都与唐宋观音造型、藏传观音造型迥然不同，为鲜明的云南地方观音图像的一大特色，具有重要的艺术价值。

本专场有两件阿嵯耶观音，一尊为南诏大理国时期铜阿嵯耶观音（图一），另一尊为明代铜鎏金阿嵯耶观音（图二），均为站立像，身形板直，身像中性，神情恬静，面露微笑；发髻高耸，头戴阿弥陀佛宝冠，宝缯飘逸于耳侧，化佛、发辫和装饰雕琢精致，美仑美奂；面部清瘦，高鼻细眼，眉间现“白毫”，双耳戴宝相花耳珰，垂于肩前；上身袒露，宽肩细腰，项戴璎珞环，胸现男性，腰系饰花宝带；双臂带璎珞花纹臂钏，上雕饰宝相纹；戴手镯右手上举胸前作说法印，左手下垂施予愿印；下着戴褶裙裳，裙褶结花，腹带呈U形，裙有坠感呈湿衣出水纹，端装秀美飘逸，华贵庄重庄严。造像完整，一体浇铸，包浆莹润，装饰精美，造型端庄，为南诏大理国佛教之阿吒力教金铜佛造像中的传世稀有艺术珍品。

丹萨替寺风格佛像

明早期铜鎏金丹萨替四供养天女雕刻饰板（图三）来源于香港邦潮斯2012年5月27日拍卖会的第281号拍品，雕版系一次浇铸成型，在连珠纹饰边及似幕背景的仰莲舞台中央，四供养天女一字排开，呈优美的三折枝舞立，每尊天女一面四臂，四手分执法器和乐器，头戴五花冠，顶梳高髻，上身袒露，双乳丰盈，秀披天衣，全身饰耳珰、项圈、璎珞、臂钏、腕钏、脚镯等珍宝小饰，绿松石镶缀，衣纹精致，通身鎏金，造型端庄，法乐吉祥。对于国内多数佛像收藏爱好者而言，此饰板定有似曾相识之感。首都博物馆也曾收藏有类似饰板（图四），只是供养天女的手持法器略有不同，其余内容如出一模。

公元938年藏王朗达玛的崇苯灭佛，代表着藏传佛教“前弘期”结束，统一的吐蕃王朝进入了领主割据、政权频迭的吐蕃分治时期。以阿底峡进藏标志着藏传佛教“后弘期”的开始，随之出现了藏传佛教“多派兴起、百家争鸣、各具特色、层出创新”的繁荣局面，成就了政教合一、活佛转世、显密共存、中央分封等藏传佛教特色，帕竹噶举派正是出现在后弘期，其产生、发展、繁荣、衰落的过程极具代表性，不仅是历史和藏传佛教厚重的一笔，而且其主寺丹萨替寺的佛教文化和造像风格成就了鲜明特色并影响至深至广，直至今日仍闪耀光芒。

丹萨替寺位于山南地区桑日县，由噶举派僧人多吉杰布始建于1158年。在12—15世纪200余年历史上，丹萨替寺不仅是帕竹噶举派显密兼修的弘传中心，而且也是地区重要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之一，在历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影响。令人遗憾的是，曾经辉煌了数个世纪的丹萨替寺在20世纪60年代突然遭到一场灭顶之灾。此后丹萨替寺几乎被夷为一片平地，大量珍贵的佛教文物遭到毁坏，只有极少数文物幸存下来。这些幸存的丹萨替造像大多为金铜材质，现流散于国内外不同地区，成为我们研究丹萨替寺历史文化及造像艺术的珍贵资料。1992—1993年自治区文物局投资重建，在遗址上出土有600余件文物，造像约有300余尊，存放于当地，但具体情况不详，更谈不上研究。

值得庆幸的是，丹萨替造像首先引起世人注意，并在寺庙被毁之后逐渐被人们辨识出来，要归功于两位外国学者，即意大利著名藏学家图齐和弗朗西斯梅尔，他们于1948年随意大利探险队考察丹萨替寺撰写了报告——《前往拉萨及其周围》，并提供了多幅图片（图五），使我们今天得以看到丹萨替造像风格的历史原貌和艺术特点。这次考察对我们研究丹萨替造像的来历、供奉形式，特别是辨识丹萨替造像风格与神格提供了重要依据。目前丹萨替造像散见于西方的各大小公私博物馆、私人收藏、艺术市场和拍卖会上，据初步统计，总数约100余尊。这些造像对长期以来西方学者研究丹萨替造像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同时也为广大的佛像爱好者、研究者和收藏家鉴识丹萨替造像提供了重要的实物标本。北京首都博物馆的研究员黄春和、赵伶经多年深入研究于2009年发表了《馆藏丹萨替造像调查研究》，对丹萨替造像做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

丹萨替造像属于一种特殊的供奉形式，即不同于一般佛像，供于佛龛内或神坛上，而是供于舍利灵塔的塔身周围，少则200余尊，多达3000余尊。丹萨替造像作为历史上流行的一种佛像风格，有其产生、发展和衰退的完整过程，这一过程贯穿了整个丹萨替寺的发展（13—15世纪）。造像整体风格特征为：脸型宽大，面部饱满，杏仁状大眼，四肢粗壮，仰莲座的莲瓣饱鼓，莲座低矮，座下另有基座，装饰繁复，大小规格一般在25—35厘米，稍大者在60—70厘米，以35厘米左右者为多。通过研究，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丹萨替寺造像达到了本土佛教造像的最高工艺水平，透过本场拍卖会中的丹萨替风格的明早期铜鎏金四供养天女雕刻饰板，以及明早期铜鎏金金刚亥母像，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