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扶贫现状分析及政策建议

[提要] 贫困与反贫困始终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可忽略的问题。本文以甘肃省为例，在阐述甘肃省扶贫现况基础上，进一步研究贫困与经济增长、收入差距等因素的关系，并利用甘肃省1994～2013年相关数据对贫困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最后根据实证结果提出减贫有效建议。

关键词：反贫困；甘肃；实证研究；政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6年3月17日

自改革开放以来，甘肃共经历了改革推动扶贫、规模重点扶贫、扶贫攻坚和扶贫开发这四个阶段，并取得了显著的减贫效果。到2009年底，全省农村贫困人口从1983年底的1，254.4万人减少到388万多人，贫困面从74.8%缩小到18%；2011年国家提高贫困线（2，300元）以后，甘肃的贫困覆盖面增大，据2013年的统计数据，甘肃共有552.2万贫困人口，贫困发生率为26.5%。本文旨在研究甘肃省1996～2013年间贫困与经济增长、城乡收入差距等因素之间的关系，并根据实证结果提出有效的反贫困政策建议。

一、文献综述

关于影响贫困的一些重要因素，例如经济增长、收入分配等一直以来都是经济学家和学者们研究的热点。目前，比较一致的观点是：经济增长对缓解贫困有积极的作用，但要彻底解决贫困问题绝对不能仅仅依靠经济增长。Yao et al.（2004）的研究结果表明，贫困主要发生在农村地区，收入分配差距的增大会恶化减贫的效果，并且弹性较大。景础⒗钚挛模2006）详细地分析了甘肃省近15年的收入贫困现状，提出解决收入贫困是重中之重。农村家庭人均收入的提高对减贫的效果最为直接显著。罗楚亮（2012）在调研数据的基础上研究发现，农业收入对于贫困减少的贡献率很高，收入分配的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减贫作用有抵消作用，且作用有加大趋势。王朝阳、余玉苗、袁灵（2012）通过建立湖南省114个县连续六年的面板数据，得出以下结论：财政扶贫对提高农民人均纯收入有直接、明显的效益。除去经济增长、收入分配、财政支出因素以外，姚洪心、王喜意（2009）基于微观实证研究，揭示出劳动力流动、教育水平、收入来源及农村各种扶贫政策等因素对不同收入类型的农民脱贫和致富产生的影响。

二、甘肃贫困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一）样本与数据来源。本文实证采用的是我国1994～2013年的相关数据。其中，甘肃省人均GDP、公共财政一般支出、普通高中毕业人数数据均来自国家统计局，城乡居民收入比通过计算得出（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纯收入），关于贫困的测量，我们采取一种简单直接的测量方法（贫困人口/总常住人口），甘肃省历年贫困人口数据来自于甘肃农村年鉴、甘肃年鉴及农村检测报告。

（二）模型设定

LNH=C0+C1LNX1+C2LNX2+C3LNX3+C4LNX4+？着

其中，指标H表示贫困发生率，X1表示甘肃省历年人均GDP，X2表示城乡居民收入比，X3代表政府一般性财政支出，X4代表普通高中毕业人数，ε表示满足经典线性回归假定的随机项。为了消除宏观经济数据的异方差，本文对模型中的各个变量取对数研究。

（三）实证检验结果。利用Eviews5.0软件，进行OLS回归，发现X3和X4的t值都不显著。由于模型中自变量较多，有必要首先考虑变量之间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因此计算各解释变量的相关系数，得相关系数矩阵，如表1所示。（表1）

由表1可知，LNX1和LNX3、LNX4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875238和0.821193，这说明人均GDP和财政支出与受教育程度之间本身高度相关，为了减小多重共线性对重要变量回归结果的影响，接下来采用逐步回归法进行修正。

用被解释变量分别对LNX1、LNX2、LNX3、LNX4回归，根据统计检验的结果，选择拟合优度最大、t统计量最显著的LNX1为基本回归方程，在此基础上逐步加入了LNX2、LNX3和LNX4进行回归，发现在加入LNX3或LNX4后，模型的拟合优度降低，并且会降低已有解释变量的显著程度或改变符号，因此综合考虑，我们保留重要的解释变量LNX1和LNX2，舍去LNX3和LNX4。

最终的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表2）

1、经济意义检验和统计检验。LNX1和LNX2的系数分别为-0.08274和0.583818，表明人均GDP越高，贫困发生率越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越大，贫困发生率越高。这符合理论上的经济意义。（1）拟合优度检验。由于表中数据可以达到R^2=0.957131，这说模型对于样本拟合的良好；（2）F检验。在给定的显著性水平a=0.05下，临界值F（1，18）=4.41，远小于模型回归的F值98.70，所以拒绝原假设H0∶β1=β2=0。这说明“人均GDP”、“城乡居民收入差”联合起来对被解释变量“贫困发生率”有显著影响；（3）t检验：分别针对各个变量给出假设条件H0∶βj=0，j=1，2。在显著性水平下a=0.1的情况下，临界值为1.33，小于βj的t检验值的绝对值2.5462和4.0829。因而分别拒绝原假设。当其他解释变量不变的情况下，“人均GDP”、“城乡居民收入比”分别对被解释变量有显著的影响。

2、计量经济学检验。自相关检验：DW检验。分别针对各个变量给点假设条件H0∶ρ=0，H1∶ρ≠0。在给定的显著性水平下a=0.05，查D-W统计量表，临界值为dl=1.10，du=1.54。回归结果的DW值为1.975，模型位于du

异方差检验（G-Q）：将观测值按解释变量Xi的大小顺序排序。将排在中间的4个观测值删除掉，再将剩下的观测值分成两个部分，每部分观测值的个数为（20-4）/2=8。对X1而言，分别对两个部分的观察值做回归，得到两部分的残差平方和。查F统计量表，在给定显著性水平0.05的情况下，得F（5，5）=5.05。明显∑ei^2/∑ei^2>F统计量，故不能拒绝方差相等的原假设，即模型中随即误差项不存在异方差。

（四）实证结果分析

1、由上述回归结果可知，人均GDP的增长对贫困发生率有负的影响关系，即经济增长有助于减少贫困，这与目前的研究结果具有一致性。理由如下：首先，收入贫困是贫困的最基本表现形式，无论是要素收入还是非要素收入，都可以提高居民收入，随着经济发展，农民生活水平提高，从而减少贫困；其次，经济增长可以提高劳动参与率，换言之，可以促进就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充分利用人口红利，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和外向型经济，市场的劳动力需求增大，为众多农民提供了向非农业产业转移的机会，拓宽了其收入来源渠道；最后，经济增长保证国家的税收收入，随着财政收入增加，政府用于转移支付的款项就越多，国家用于扶贫减贫的项目资金也会逐年增多。据统计，2013年甘肃全省到位中央和省级财政扶贫资金33.35亿元，其中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30.65亿元，省级配套扶贫资金2.7亿元。

2、城乡居民收入比越大，贫困发生率越大，即收入分配差距可以抵消经济增长的减贫效应，并且弹性较大。2000年，我国基尼系数已经超过警戒线，意味着富人和穷人之间逐渐形成收入的两级，这将会对社会公平和效率产生不利影响。首先，过大的贫富差距意味着财富过度集中，收入较低的群体无力消费足够的必需品，出现“生产过剩”，最终可能导致生产萎缩、经济危机；其次，极端的贫富差距情况可能导致一国劳动力出现高端和低端脱节，高技术、高智力劳动力与低技艺劳动力之间出现断层，使得国内生产力体系可能过分依赖劳动密集型企业。因此，在推进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目标的同时，应当注重二次分配，控制收入分配差距，同样也是在为减贫做贡献。

三、政策建议

（一）改善产业结构，加强经济增长动力。一个地区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离不开其产业的发展。数据显示，2013年甘肃省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是13.48%、44.75%和41.77%。从产业方面来看：首先，甘肃的工业一直以来都存在轻、重工业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其次，甘肃省的传统农业虽然发展稳定，但有待升级。随着“一带一路”愿景的提出和推进，甘肃即将迎来打造商贸物流枢纽新局面，开放的格局必然会对产业结构造成影响。甘肃应当抓住机遇，在保持传统农业稳定增长的同时，注重发展优势、特色农业，如百合、药材、苦水玫瑰等，鼓励农民联合建立大规模的种植培育区，借助便利的交通运输到各个枢纽城镇，建立大宗销售渠道，促进第一产业升级；再次，在保证维持石油化工、装备制造、冶金有色这三大支柱产业的同时，大力发展轻工业，并且注意环保、资源的有效再利用。通过产业的升级，调整相关的经济结构，为第三产业提供动力，从而优化整体产业链。

（二）精准扶贫和“1236”扶贫攻坚计划双管齐下。2014年初，中央制定了精准扶贫的战略。这一战略对以往的扶贫政策进行了补充并强调了扶贫的精准性，让政府的扶贫资金到达最需要的地方，最贫困的人民手里。在实施精准扶贫的过程中，应注意以下问题：做好贫困人口的精准识别，尤其是超过绝对贫困线的相对贫困人口；对于集中连片扶贫开发，必须重视各地区贫困的差异性，避免一概而论；不单一依靠财政资金，主动寻求各种形式的社会扶贫资金共同扶贫。甘肃省针对本省状况，提出了“1236”扶贫攻坚计划。该行动瞄准最贫困的乡村、最困难的群体、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突出基础设施建设，坚持整区域推进与到村到户相结合。在具体实施中，政府部门和扶贫相关工作者应当梳理好两项政策的重点、共同点，因地制宜地实施准确、有效的方案，避免管理混乱、目标不清的现象。

（三）推进城镇化建设，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鉴于收入分配对于减贫效果有重要影响，甘肃省应将推进城镇化放在重要位置。在甘肃省2014年年末2，591万人的常住人口中，城镇人口1，080万人，乡村人口1，511万人，相对于上年农村人口减少5%，城镇化过程仍有很大空间。在甘肃省内部，应积极建立以小城镇为主的经济中心，以特殊区域为点带动周边经济相对落后的农村共同发展。城镇化的推进必须妥善处理以下几个方面：城镇基础设施、房屋、商业金融用地要严格遵循相关单位的可操作文件，规范流程和管理，提高质量；大力发展新型产业，如新能源、新型商业、金融等，鼓励创新，扩大就业门路，引领剩余劳动力参与到更多的价值创造中去；调整、落实户籍优惠政策，适当放松户籍管制，先实现人口城镇化才能实现经济、文化、教育总体的城镇化。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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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祝伟.经济增长、收入分配与农村贫困――以甘肃为例[D].兰州大学，2010.

[3]景矗李新文.甘肃收入贫困的实证分析及反贫困的路径选择[J].河西学院学报，20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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