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0-17 05:42:08
“可奈何花落去”，是古人的悲春之词；而今，这样的感叹也出现在某些经济表落城区的贫困民众的口中。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区域逐渐走向衰落，或者是与其他区域相比显得衰落不堪。如今，只能是“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
当然，这些区域衰落的原因可能不尽相同，有的因资源逐渐枯竭，有的则是支柱产业日薄西山，有的由于城市发展不均衡，属于被遗忘的历史角落；但现象却是相似的，大量的贫困人口聚集，滞后于时展的步伐，游离在现代城市管理之外。
“汞都”之痛
“无锡”的地名见证这样一段历史：最初盛产锡矿，到西汉时开采殆尽，称之为“无锡”；后来，王莽执政时，当地又挖它出锡矿，所以改县名为“有锡”；东汉时，再度资源枯竭，又改名“无锡”，后沿用至今。
无锡曾有过资源过度开采而导致的“无锡之痛”，只不过，当地物产富饶，农业、手工业等发达，很好地完成了产业转型。但目前，中国很多资源依赖型的城市或城区，在资源逐渐枯竭时可就是一番完全不同的境地了：经济增长乏力，就业机会越来越少，当地居民日益贫困。
贵州铜仁的万山，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当地曾因汞资源的储量和汞产品产量分别列亚洲之首和世界第三，而被誉为中国的“汞都”。
1966年，经国务院批准，万山特区成立，这里成为中国唯一专事矿山开采的县级行政特区。据统计，自建矿以来，贵州汞矿累计生产汞3.2万吨，上缴利税16亿元(现值)。
如今，当地矿山已破产4年，从区划地名上。万山仍称特区，但有名无实。因为还有难以解决的部分职工安置问题，特区这一名称被保留下来，什么时候取消，至今还是今未知数。“那是一个死角，过去有矿，现在什么都没有”。邻县人这样评价那因采矿而落得千疮百孔的中国“汞都”。
数百年以来．特别是建矿以来的大规模开采，这里的矿石已经枯竭，并于2002年正式破产，留下的是高污染矿渣残留物，错综复杂的地下坑道，一大批老弱病残的矿工和家属，以及陪伴他们的矿山简易住房。
由于企业破产，这里已经形成典型的资源枯竭型贫民区。房屋下的矿道四通八达，因为是采空区，这样的房子全被列为危房了，但还在住人。
现在，这里的居民多是行走不便，或无力搬迁的老矿工及其家属。“年轻的，能读书的都出去了，有力气的也外出打工了，没本事的就在家里闲荡，还有的打架，犯罪，爹妈倒过来给他背债。”家住三角岩的罗大妈向记者抱怨。
三角岩地区有一条破败的水泥路，道路两边，是三到四层的居民住宅，住宅都是上世纪80年代设计，没有室内卫生设施。在这些稍微像样的建筑之后．便是大片横七竖八的平房，破旧的公共厕所臭气熏天，污水四溢。这多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建起来的。
“我们这里的矿工大多是地方上(地方农民)出身，当初建矿的时候在农村大量招人，好多都是小学毕业就进了厂。”杨光明是这里的老职工，出生于附近农村，1958年参加工作。杨光明的女儿在家附近开个小店，大儿子在某酒店当保安，还有一个儿子失业在家。“我家还不是最困难的，隔壁的张妈家，三个儿子都没工作，老头子死得早．家里都搞空了。”杨光明指指锁着房门的隔壁，摇头叹气。
当年辉煌的矿山子弟学校，如今也残破不堪：由于生源不足，不得不缩班教学，有经验的教师退休的退休：调离的调离，学校是存是留，尚在讨论。汞矿医院目前的处境也很艰难，设备老化，人员不足，也算是倒闭矿山的遗产，目前仍在接收病人。
提到企业破产安置住房，杨光明笑笑，“我一个月退休工资才400多，还要养今没工作的儿子，平时多用酸菜辣子做菜，少吃肉。现在地方在犀牛井修了楼房，一平方米也要400来块。像我这样的矿上有很多，还是买不起啊。”土坪社区管理委员会在犀牛井盖了新楼房，400元／平方卖给矿区家属，三角岩的住户都必须搬迁。杨光明说的是实话，他们这样的退休工人目前在地方上是多数，长期承受低工资待遇，本来子女多，没有什么积累，现在养老、住房的解决都靠自己那点退休金。难度可想而知。
由于水银有剧毒．开采和冶炼危险性高．有的冶炼工人患上汞中毒，对人的神经刺激很大．一年四季，都只有蜷缩在几十年前矿山分配的平房里，少有能力搬进新居。当然，“也有的人搬进去了，都是没有多少负担的，或者子女有出息．靠他们出钱。”杨光明说。
也有少数矿山职工搬到了铜仁市，那是地区政府的驻地，但那里的房子更贵，很多地段房价都超过了1000元／平方米。这对那些靠拿一点养命钱生活的退休职工来说，简直就是不敢想象的。
颓败的工人村
与矿区相仿的是，有些城市或城区曾经是重工业基地，在以前那个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年代，它们都经历了无限的辉煌。可今天，由于长期得不到技术升级，重工业基地变成了老工业基地，许多老工业企业跟不上经济结构调整的步伐，被迫停产或半停产，有的还因经营不下去而宣布破产，这样的结果引起大量的老工业企业职工下岗失业。当初那些让人羡慕的“铁饭碗”国企聚集的地方，如今变成了城市的“穷人区”。
比如，沈阳市铁西区就是下岗失业问题的重灾区，大部分家庭的生活费用在500元左右，有的只能保持在200到300元。目前，沈阳70万下岗职工的大部分就居住在这个39平方公里、75万人口的传统重工业区，所谓的棚户区也几乎都集中在这里。
到过沈阳的人会经常感觉自己生活在一座由两张皮硬堆在一起的城市中。在市中心的和平和沈河区，林立着所有的高档住宅、豪华酒店和购物中心，在这里看见奔驰、宝马的机会要比在北京长安街上多得多。而在大厂云集的铁西区，你很难找到一座五层以上像样的饭店，出租车也懒得光顾这J卜―因为拉不上活儿。
工人村是铁西最大的住宅小区，聚居着一家几代的产业工人。老人们至今回忆起50年代的工人村，总也掩不住难抑的豪情。今天天安门城楼上巨大的共和国国徽还记载着铁西人昔日的荣光；那时，158栋典型的苏式三层居民楼，在全国率先引领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现代住宅潮流。
然而，今天，宽阔的工业区已变得沉寂，这儿早成了有名的“亏损一条街”。该市统计部门提供的资料表明，沈阳现有工业企业数1188家，其中有501家属亏损企业；国有控股工业企业数590家，其中超过一半面临亏损的命运。而这些国有大中型企业中，80％以上集中在铁西工业区。
在工人村里，人们守着年久失修的老房子纷纷诉说。那些房子在日新月异的城市建设中日显破败，宛若风烛残年的老人。厂子不行了，房屋、管道维修和取暖费一时成了问题。“没人管我们了。”人们感到惶恐和无助。
李长江是沈阳轮胎厂的一名下岗职工。他家里没有沙发和椅子，唯一的折
叠凳被大家推来推去，谁都不肯坐。15平米的房间中，除了一张碎木拼成的床之外，别无家具。用来盛放衣服和日常用品的，是墙角的两个旧纸箱。
在沈阳，听到最多的是人们对于失业的忧虑和对腐败的诅咒。
以一个现代化主义者的眼光看，沈阳的蜕变是成功的，它成功地实现了从一个老工业基地到商贸中心城市的转型。颇具规模的批发市场已经成为沈阳经济发展的亮点，从这些垄断全国乃至全世界商品在东北的销售的批发市场里，也派生出一批沈阳最为典型的新富阶层。但是，在这座城市的西南角，曾经光荣的铁西正承受着蜕变的另一种阵痛，失业的伤口正在这座城市五分之一人的睡梦中发出悠长的叹息。
虹镇老街的生活
很多城市都有这样的老城区：与商业区等其他城区相比，这里经济落后，建筑大多是破旧不堪的老式房屋，大量贫困人群聚集，生活水平低下。
为对老城区的生活有一个真实的印象，记者来到上海的虹镇老街，试图感受一下“虹口最大的棚户区”。
历史上的虹镇地区，原来是旧有的集镇，有大量的本地村落和新建的石库门住宅，是一个繁荣的市区。但“八一三”一役，日军从黄浦江一线向北进攻，炮火把这个区域全部荡平。战后，从外地流落到上海的难民纷纷到这些没有人管的战争废墟上搭建棚户，到上世纪40年代末这里已经成为大规模的棚户区。
站在虹镇老街路上朝西看，只见两三层的楼房参差不齐地挤在一起，楼房与楼房之间也只留下一米不到的空隙供人们进出。感觉这里的空间突然之间狭窄起来，仿佛这里的地心引力比别处大而把房子拉矮，人也几乎佝偻地在缝隙中行走。因为房子的低矮更显出四处挺拔雄武的高楼的富丽堂皇。就在南面就可以瞧见整齐划一、红墙绿瓦的瑞虹新城一期，而瑞虹二期――瑞虹生活广场就坐落在瑞虹一期的前一条街。虹镇老街的大部分就这样被包围在这样一个繁华的花花世界中。
记者在形同蜘蛛网般细密交错的楼与楼缝隙中侧身行进，在路过门上地址写着“天镇路176号后门”的两层小楼前停下。在这里一栋楼有两个门，地址分为某路几号前后门，这样的地址记者还是第一次见到，因此在得到屋主人的许可后，记者参观了这个屋子。开了门，一股霉味扑鼻而来，这是物品长久浸淫在黑暗潮湿中的结果。只见左边巴掌大的地方砌了个水泥灶台放了烧饭的煤气灶，在塞了一辆自行车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的立足之地了；右手边是漆成红色的楼梯，但是由于年代久远和不见天日，红色的漆已经是斑驳不堪。更令人咋舌的是，这个梯子几乎是垂直地延伸至头顶――一个正方形的缺口，帮助主人由一楼通至二楼卧室。“九十度的梯子，不要见怪，地方小，这样才不占地方。”租住在这里的一位女住户这样对记者说。
小心翼翼地从正方形缺口处爬上去之后，原本期望的豁然开朗感并没有随之出现，相反，在昏暗的光线下记者倒是一下子失去了方向感。“这间大些的屋子就是我住的了，我和我女儿住。”记者进入这个面积也就10多平米的小屋子，一眼就看到了她的女儿，一个约莫4岁的垂髫姑娘。她见了生人不但不害羞还开心地手舞足蹈，同时嘴里发出很大声的啊啊声。经了解，这位母亲是带着听力有问题的女儿在上海接受特殊教育的。“在我们的县城没有这样的教育，所以只好让丈夫在家里赚钱，而我就带着女儿来上海。”
在张家巷路上，记者注意到一位独自枯坐在自家门前的老人。
在跟老人攀谈后，才得知这位老大爷已是八十岁高龄。当问及老人自己的经济来源时，他表示自己有劳保。“老人家，如果这里要拆掉您要去哪里呢？”老人不在乎地指着自己对面一堵写着拆字并且已经倒了一半的墙说：“这都拆了三年了还不是老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