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籍与酒 第1期

魏晋是一个奇特的时代，饮酒、吃药、咏诗、清谈等在当时都是风尚，看似纸醉金迷，实则冷艳凄清，在那动荡无序的时代里，文人用各种离奇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不满与无奈，阮籍便是生在魏晋交替之际，酒成了阮籍自保、逃避、无奈、宣泄的最好工具。阮籍一生都浸在一种酒气中，酒中有诗，诗中有酒，阮籍人生的主题是诗和酒，可以说是诗酒人生，阮籍的诗大都晦涩且无题，给后人留下了无尽的猜测与感叹，而阮籍与酒的关系则比较表象一些。

醉酒以自保

酒是中华民族传统饮品，相传黄帝时就有了酒。大禹时，仪狄造出了更甘甜浓烈的“旨酒”，自此以后饮酒便成为中国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魏晋社会多故，乱世之中涌现了大批风流文士。士人们不但留下了流传千古的诗文，而且留下了有关酒的大量奇闻逸事。晋时王恭曾说：“名士不需奇才，但使得常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成名士。”（《世说新语·任诞》）酒与文人成为魏晋的一个显要特征。阮籍作为魏晋名士之一，以饮酒著于世，所以鲁迅先生将他归于“竹林七贤”的饮酒派。《资治通鉴》卷七十八载曰：“谯郡嵇康，文词壮丽，好言老、庄，而尚奇任侠，与陈留阮籍、籍兄子咸、河内山涛、河南向秀、琅琊王戎、沛国刘伶特相友善，号竹林七贤。皆崇尚虚无，轻蔑礼法，纵酒昏酣，遗落世事。”七人之中尤以阮籍、刘伶为代表。阮籍名声与豪饮的结合，正是魏晋时代名士特征的典型表现。但与此同时阮籍与酒的结合又有其独特所在，其中之一便是醉酒自保。魏晋政治变故频繁，士人常常处于生存危机中，于是借酒装疯以躲避政治灾难成为士人饮酒的主要原因，阮籍饮酒也正是基于此。

之所以饮酒能够起到佯狂避世的作用，这与酒的自然属性以及人们的传统心态有关。在酒精刺激下，人的大脑会处于异常兴奋状态。伴随大脑神经的麻痹，人的行为也逐渐丧失控制。这种由酒所引发的暂时失调虽然表现出与常规行为的不一致，但能得到人们的宽容谅解。究其原因在于人们将酒后失常归入了“疯”，中国古人将疯称为“狂易”。对于狂易，人们的认识通常有两种，一是精神失常的病态，《白虎通·考黜》里有“狂易病”的说法。二是由于外因造成的暂时性失控状态，如过多饮酒造成的酒疯。无论哪一种，其表现都十分相似，是一种非理性状态。当人们为了达到一定目的，便利用饮酒后的行为失常和他人易于宽容的效益，将想要表达的东西充分表达出来。这时人们在常规下的矜持、胆怯、深思熟虑等理也由于酒精的作用而弃之脑后。古人将这种故意造成的精神失常病态称为佯狂。当然，其存在的前提是不能超越当时社会的包容度。

酒的自然作用能使人达到狂易，同时饮酒所引发的狂又是非常自然而不做作的，能为人们接受，这就为阮籍酒后的越轨行为被社会所容忍提供了依据。

阮籍不仅善于饮酒，而且也善于利用饮酒而狂的特殊效应消极地表达自己的真正意向。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阮籍大醉六十日以拒司马氏的求婚。“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晋书·阮籍传》）司马昭想把阮籍的女儿嫁给他的儿子司马炎，想借婚姻笼络阮籍，与士人搞政治联盟，借以装点司马王朝的门面，这把阮籍推到了一个两难境地，若拒绝就有杀头的危险甚至是灭族之灾，若答应的话就与司马氏同流合污了，而与司马氏为伍是阮籍所不齿的。怎么办？就在阮籍束手无策时他突然想起了酒，只有酒可以让他侥幸逃过劫难。于是整整两个月一连六十天，阮籍天天喝得烂醉如泥不省人事。司马昭心知肚明却又不好发作，毕竟阮籍是喝醉了，而醉人的行为是可以被原谅的，喝醉的人无法答应司马氏的求婚，于是只能“不得言而止”，婚事告吹。这是阮籍醉酒自保的一个典型事例。醉酒了六十天，无论真醉还是假醉都难为了阮籍，喝酒在此时不是享受，只是阮籍拒绝的一个工具，阮籍实现了不愿与司马氏为伍的意愿，也保全了身家性命。

阮籍醉酒以自保的另一个典型事例是他对钟会的历次探测都以醉酒相对，从而避免了招来杀身之祸。司马氏觉得自己的江山来得不是那么光明磊落。另外当时确有一些忠于曹魏的士人，司马昭对那些士人很不放心，经常派人试探他们的政治态度，《晋书·阮籍传》记载，“钟会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钟会是司马昭的一只鹰犬，有几分才气，但被士人们看不起，他去访嵇康，嵇康打铁不停，看都不看他一眼，让他羞愤难忍，最后向司马氏进谗言而加害嵇康。钟会是小人，他经常帮司马氏去打探士人的动向，阮籍也不例外，阮籍不愿说假话，但又不敢说真话。于是只好抱着酒坛躺在地上，像是醉了又像是睡了。司马昭监视士人，主要是不让他们说出有害司马氏统治的话，嵇康就是因为真话说得太多，不愿因司马氏而折腰而惨遭杀害。阮籍醉酒的最大特点就是醉后不胡说，只是睡觉，这也许是醉酒的最高境界了，嵇康也言“阮籍口不论人过，吾每师之而未能及”。

既然阮籍已经哑巴，这就够了，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去扼杀和消灭一个酒葫芦，让他喝酒去，对司马氏的统治暂时无害，就让他多活一段时间吧。

阮籍是醉酒高手，借着醉酒，阮籍游离于曹魏统治集团和司马统治集团之间，却未曾招来杀身之祸。阮籍处处刻意塑造自己酒鬼的角色。《晋书》卷四十九《阮籍传》记载“籍闻步兵厨营人善酿，有贮酒三百斛，乃求为步兵校尉，遗落世事，虽去佐职，恒游府内，朝宴必与焉”。为了三百斛美酒而去做官，这在中国历史上估计也就阮籍一人了。表面做官为美酒，实则是为了塑造自己的酒鬼形象，也给了司马氏一个交代，阮籍毕竟做官了。《晋书》卷四十九《阮籍传》记载“邻家有美色，垆沽酒。籍尝诣饮，醉，便卧其侧”。这事同样塑造了阮籍酒徒的形象，但阮籍醉得很有分寸，只是“醉卧其侧”，连的丈夫也原谅阮籍的这种醉后行为。借着世人对醉酒之人行为失常的原谅态度以及魏晋崇尚饮酒的风气，阮籍成功塑造了自己醉酒的佯狂之态，也借此保全了身家性命。

醉酒以解忧

阮籍喝酒除了醉酒以避祸自保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借酒浇愁。曹操诗云：“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魏晋那个沉重的时代给人们的不仅是生存的忧患，也是心灵的折磨。只有酒才能弥合他们的内心，消解他们的忧愁，让他们暂时不用面对残酷的现实。阮籍便是一个借酒浇愁的典型。“王孝伯问王大：‘阮籍何如司马相如？’王大曰：‘阮籍心中垒块，故需酒浇之。’”（《世说新语·任诞》）阮籍内心的郁闷与现实的残酷密切相关，“籍本有济世之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以酣饮为常。”（《晋书·阮籍传》）阮籍涉世之初和许多士人一样，对社会生活充满信心，有着远大志向。“尝登广武，观楚汉战处，叹曰：‘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晋书·阮籍传》）但是造就英雄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典午之变，司马氏对异己士人的无情杀戮给士人们以深刻的警醒——人事已非，如果不能慷慨而生，那就必须顺眼而存。嵇康的慷慨而生是以生命为代价的，阮籍没有嵇康的豪迈勇气，阮籍对生命是极度重视的，但他也不愿顺服于司马氏，内心的 纯抻朊盾使得阮籍只能逃避现实，逃避现实是士人保留生命与残存自我意识的唯一选择。但这种选择毕竟是不自觉的，是被迫的。因此阮籍的遗落世事不仅包含着他对王权的屈服，也包含着他对现实敢怒而不敢言的苦衷。其内心潜存的价值观念又常常使他敏感地觉察到现在与理想的种种矛盾。由此而加剧其心中的苦闷。“时将暮而无俦兮，虑凄怆而感心……步徒倚以遥思兮，喟叹息而微吟。”内心苦闷无人知晓，积聚心中令他身心俱悴。“夜中不能寐，起坐弹名琴。”“徘徊何所见，忧思独伤心。”“感物怀殷忧，悄悄令心悲。”“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

内在矛盾使阮籍的生活也充满了矛盾，一方面他言行谨慎，连晋文王也不得不称赞：“天下之至慎，其惟阮嗣宗乎！每与之言，言及玄远，而未尝评论时事，臧否人物，真可谓至慎矣。”（《三国志·魏志·李通传》）另一方面他又会因才使气，违规越礼，为世人褒贬留下话柄。而弥合这一切的途径则只有饮酒了，以终日的迷醉来麻木自己对世事的敏感，又用它来回避外界的干扰，为自己的一时冲动找到可以谅解的理由。

但阮籍毕竟热爱生命，生命存留的痛苦可以用酒精的麻醉作用来消磨。酒不仅可以令阮籍远离世事，而且还能让他领略美好意境。关于饮酒的感性体验，在阮籍文字里没有直接表述，阮籍文字里只有“对酒不能言”，终身依赖于酒，文中却无酒，这也给后人留下了无尽猜测。虽然阮籍没有表述喝酒的感受，但在庄子那里却早有说明：“夫醉者之坠车，虽疾不死，骨节与人同，而犯害与人异，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坠亦不知也，死生惊惧，不入乎胸中。”（《庄子·达生》）在庄子看来，神全则形神相亲，超乎生死之外，而这一切皆可从酒中获得。

竹林饮酒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刘伶也在其《酒德颂》中谈到醉酒可以“无思无虑，其乐陶陶。……静听不闻雷霆之声，熟视不睹泰山之形。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晋书·刘伶传》）刘伶笔下的“唯酒是务”与阮籍理想中“与造物同体，天地并生，逍遥浮世与道俱成，变化聚散不常其形”（《打人先生传》）何其相似！同为竹林挚友，二人以饮酒而著称，想必在对饮谈玄的同时，他们也同时感受到了酒所带给他们的形神相亲的美好幻觉。

但真正就饮酒而言，阮籍却远不如刘伶那样彻底洒脱。刘伶不仅“常以细宇宙齐万物为心”甚至可以抛弃生命的尊严去追求饮酒的刺激。“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而随之，谓曰：‘死便埋我。’其遗形骸如此。”（《晋书·刘伶传》）由此可见酒已成为他生命的全部，所以他常常大言不惭：“天生刘伶，以酒为名。”

阮籍则不然，无论他怎样纵酒狂放，却从来不曾豁达到放弃生命，而恰恰是以醉酒保命的。酒所带来的美好幻境是沟通精神与肉体的有效捷径，能够使生命在有限的时空里更为丰满，在严酷的现实环境下，达到理想超脱的精神自由之境是阮籍人生的夙愿。如果说饮酒避世是阮籍饮酒的一个被动原因，那么酒也能令他身心愉悦，找到心神领会的朋友，在纵酒狂欢中享受人生，这时酒便成了他把握瞬间与永恒的合成剂，饮酒也就成为他一种主动需要了。酒毕竟还能带给身心一定，酒在阮籍那里成了一种心理渴求。但是酒所产生的效用就像一柄双刃剑，在给予他解脱与愉悦的同时又将他的精力蚕食，从而加剧了生命衰竭。阮籍五十四岁而逝，恐怕与他长期纵饮不无关系。

“阮籍胸中垒块，故需酒浇之”，饮酒解忧在阮籍身上表现得极为明显，这里，饮酒成了阮籍逃避现实的一种自主选择，因为饮酒，阮籍在半醉半醒之间演绎着他士人的一生，既没有被司马氏除之而后快，也没有与司马氏为伍，更为阮籍保留了竹林里的饮酒朋友。

醉酒当哭

阮籍饮酒的另一特色是醉酒当哭。醉酒是因为胸中感情需要表达，压抑需要宣泄。因此关于阮籍饮酒的事例中有很多是伴随着哭声的。阮籍酒后常哭，且哭得彻底哭得伤心，看上去有点疯疯癫癫神经兮兮。《晋书》记载，“宾家女有才色”，但“为嫁而死”。红颜薄命，阮籍以之自比，故“径往哭之，尽哀而还”。阮籍与宾家女孩并不熟悉，只是宾家女孩的红颜薄命与阮籍的怀才不遇有几分相似，因此阮籍不顾礼教人士如何评价他的行为，哭吊宾家女孩，其实阮籍是在哭自己，阮籍一身才气却出仕无门，赶上了一个浑浊社会，阮籍无奈，只能找个由头哭一场聊结胸中郁闷。

《晋书·阮籍传》还有这样一段描述：“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返。”阮籍经常一人驾车在茫茫原野上随意而行，走到没路的时候就痛哭而返。阮籍在哭什么呢？哭自己醉后信马由缰迷了路？还是哭历史车轮陷入迷茫到了尽头？阮籍哭出了士人的千般痛苦和万般无奈，哭尽了历史的困惑和时代的悲凉。在那样一个动荡而高压的时代，阮籍报国无方出仕无途，人生陷入绝境无路可走，只能醉酒当哭。阮籍哭的是自己的无路可走和心中压抑，在司马氏的高压下，阮籍不能率性做真实的自己，只能借酒掩护发发酒疯，略微表达一下真实的自我，阮籍心中有太多块垒需要借酒舒解，需要哭来发泄。阮籍的哭不单为自己，也为当时和自己命运一样的士人，阮籍只是众多敢怒不敢言的士人中的一个代表，魏晋时期和阮籍命运相似的士人多的是，大都怀才不遇，竹林里的那些朋友就是典型代表。

除此之外阮籍的哭更是为国家社稷的担忧，对社会动荡的无奈，以及对当朝权贵的愤怒，阮籍处在一个朝代更换频繁的时代，而这种更朝换代走的又不是光明路子，不是马背上得天下，而是从女人孩子手里抢来的。《晋书·阮籍传》记载，阮籍“尝登广武，观楚汉战处，叹曰：‘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阮籍在广武山观楚汉战场发出的这声长叹包含了大多蕴意，是叹息妇人之仁的项羽不是英雄，让无赖刘邦得了天下成了名，还是叹息陈胜吴广不够英雄，让刘邦项羽争桃子吃成了名。坡认为都不是，坡认为在阮籍眼里刘邦项羽马背上见高低战场上打天下，不论胜负都是英雄。而魏晋竖子玩弄阴谋从女人孩子手上夺江上抢龙袍算什么英雄。这声叹息要是让钟会听到，阮籍的脑袋恐怕就要搬家了。这声叹息飘出的不是酒香而是血腥，好在阮籍的叹息只是叹息而已，当时也没有人能猜测到阮籍真正叹息的是什么，于是阮籍躲过一劫。阮籍的这声叹息已经不是为自己命运叹息了，而是为那个时代，为当朝竖子们叹息。

阮籍一生都提着酒不停地喝不停地哭，但阮籍哭得最彻底也最心碎的一次是酒后哭母的那一次。（《晋书·阮籍传》）记载，“（籍）性至孝，母终，正与人围棋，对者求止，籍留与决赌。既而饮酒二斗，举声一号，吐血数升。及将葬，食一蒸肫，饮二斗酒，然后临诀，直言穷矣，举声一号，因又吐血数升。”阮籍从小没有父亲，与母亲相依为命，因此阮籍对母亲的感情非常人所能比，母亲去世后，阮籍的伤心也非常人可比。阮籍在母亲去世后和下葬前，两次“饮酒二斗”，然后“举声一号，吐血数升”，哭到这个份上仍然有非议的声音，理由是阮籍违背礼数。司马氏标榜以孝治天下，也标榜要恪守礼仪，阮籍在母丧期间饮酒吃肉属于违背礼仪，也属于不孝。实不知司马氏所标榜的礼仪孝道只是表面东西，并非真的礼仪真的至孝。阮籍才是至孝，阮籍酒后哭母才是真性情的流露，《晋书·阮籍传》这样评价阮籍，“外坦荡而内淳至”，确实精辟，样子和内容并不都是一回事，大忠至孝往往不是卫道士而是叛逆者，阮籍看似叛逆实则至孝，违背礼教只是阮籍看不惯那些卫道士，《世说新语》记载，阮籍在安葬母亲后不久应邀参加了司马昭的桓鲅缁，按礼教重丧期间是不准喝酒吃肉的，阮籍不管这些，他把对母亲的怀念和桌上的酒肉一起装入五脏六腑，并深深埋进自己心窝。司马昭的宠臣伪君子何曾跳出来说阮籍违背孝道理应严惩，没想到司马昭却说阮籍因悲伤过度身体虚弱，吃点喝点补补身子没什么大不了的，何曾讨了个没趣。更为讽刺的是阮籍刚离开司马昭主持的宴会回到家，就邀来一群猪一起喝酒。阮籍把权贵们与猪扯在一起，有点荒诞，但却真实表达了阮籍心中压抑太久的不满，阮籍总得找个方式把心中的不满发泄出来，在司马昭的宴会上阮籍虽然吃肉喝酒嘲弄礼数，但却不能太过分，回到自己家阮籍可以好好发泄一下与那些权贵在一起的压抑和不满，于是就想出了这个妙法，与猪同饮，与权贵同饮，世人只当阮籍荒唐，其实阮籍用荒诞的手法把权贵们戏弄了一把。

做官为美酒——阮籍与司马氏的妥协

阮籍一生都处于一种模棱两可状态、半醉半醒的模糊状态，生在一个高压而动荡的时代，游离于曹魏集团和司马集团的权力之间，阮籍想保持自己的名节不与他所不齿的人为伍是很艰难的，尽管阮籍想出了醉酒避世的招数，但司马集团不是傻子，他们也看得出阮籍的醉酒只是一个幌子，阮籍一生并没有完全保全自己的名节，并没有像嵇康那样一封《与山巨源绝交书》彻底表明了自己不入官场的决心，但嵇康付出的是生命代价，二人选择不同，结局也不同。阮籍还是入仕了，这在阮籍的人生来说是个败笔，但阮籍是无奈的，在那样一种环境下，阮籍名声在外，若坚持不入仕，司马氏是不会放过他的，况且司马氏还想借阮籍的名声给自己装点门面，也给士人们一个榜样。无奈之下阮籍只能做官，但阮籍的做官却带有几分戏谑成分，既然不得已必须做官，阮籍也在做官时消极地表达自己的不满与不合作，其中阮籍做官为美酒便是一个例证。《晋书·阮籍传》记载，“籍闻步兵厨营人善酿，有贮酒三百斛，乃求为步兵校尉，遗落世事，虽去佐职，恒游府内，朝宴必与焉。”阮籍去做官，只是因为三百斛的美酒，到任之后也只是游玩饮酒，丝毫没有去做官的样子，阮籍去做官只是给司马氏 桓鼋淮，他还是不忘塑造自己酒徒的形象，喝完了三百斛酒，阮籍又飘然而去了，司马氏也算得到了面子，也就不与阮籍为难了，阮籍入仕成了他自己抹不去的污点，于是阮籍喝酒求醉，对酒当哭。

阮籍与司马氏妥协还有一个事例，就是那份令阮籍痛苦不堪也令士人扼腕叹息的劝进书。公元263年，也就是阮籍生命中最后一年。司马昭封晋公、加九锡，又假惺惺地谦让。阮籍被定撰写《劝进书》，它要诏告天下，司马昭深得人心，连阮籍现在都很拥戴他，这次阮籍又想醉酒躲过，于是喝得酩酊大醉趴在桌上睡着了，但这次就没有阮籍拒司马氏求婚那次幸运了，司马氏不想放过阮籍了，司马昭派来的人不断催逼，阮籍无奈，乘醉挥毫，《晋书》说这篇文章“辞甚清壮，为时所重”，司马昭的目的达到了，连阮籍都为他写了《劝进笺》，士人们该对司马氏的统治拥戴了。可阮籍又愧又悔，虽然在《劝进笺》中阮籍依然用惯有的方式对司马氏戏谑讽刺，但整体却是为司马氏歌功颂德的。阮籍无法原谅自己，数月后在自责和忧郁中死去。为阮籍写评述的韩传达认为阮籍的死“跟老友嵇康之被害只有一年，离司马昭晋爵受封只在近顷，他的死实际上是受刺激和迫害的结果，是忧患而死，而《劝进笺》之作当是阮籍绝笔”。

阮籍一生都在自由和束缚之间徘徊挣扎，阮籍向往人格自由独立，期望可以入仕报国，但在魏晋那样一个朝代更换频繁的年代，阮籍的理想抱负都无法实现，于是阮籍只能沉醉在酒的世界里，一方面逃避现实，不让自己太难过，另一方面也曲折表达自己对现实的不满与不合作。阮籍一生是矛盾痛苦的一生，他没有嵇康的慷慨淋漓，他只能曲折表达自己的意愿，以便在乱世求得生存。但阮籍最终仍没逃过命运的安排，一份《劝进笺》是阮籍人生的污点，也让阮籍因此忧郁而终。醉酒也没能保住阮籍的生命和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