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0-17 03:33:11
“我现在已经没有失落感了，从事律师工作后，重新找回了‘被社会需要’的感觉，每天都过得很充实。”当这句话从76岁的老太太傅樱口中蹦出来时，记者有些惊讶。
傅樱的人生履历，明显透出两条截然不同的脉络——科研工作者和法律工作者。作为科研工作者，她是“中国原子弹之父”邓稼先的得力弟子，退休前从事了38年的原子弹和氢弹的理论研究工作，名副其实的“两弹”专家；为了成为法律工作者，她不顾高龄历经八次司法考试后终取得法律职业资格证，74岁开始实现律师梦想。
很难想象，从理工类的科学研究到人文类的法律工作，都集于这位老太太一身；然而，近距离走近她，却能感受到这种跨越式人生背后的风雨兼程和辛酸苦辣。
“两弹专家”
1936年，傅樱出生于湖南长沙。16岁那一年，傅樱考上清华大学航空系飞机设计专业，后来在院系调整中被并入北京航空学院。
原本，傅樱的理想是做一名飞机设计师。毕业那一年，恰逢中国决定自行研制原子弹，邓稼先到学校挑选学生，傅樱有幸被挑选进了核工业部某科研所。
“邓稼先先生当时找我谈话，说这个单位保密性很高，对家人、同学、朋友都不能透露，要有当‘无名英雄’的思想准备。” 傅樱对记者回忆，“我考虑一整晚，还不能争取家人意见，想着大学期间的学费、伙食费都是国家支出，自己能成为大学生，都是国家培养的，应该报效国家、服从安排。”
至此，傅樱开始了自己人生的科研里程。傅樱要去报到的科研所位于北京市北太平庄花园路，在地理位置上，和自己所读的北航就是相邻平行的两条街，非常近——“公共汽车两站路，步行10来分钟”。
有趣的是，到单位报到的当天却颇费“周折”，因有保密性要求，怕同学送行发现工作地点，单位不允许傅樱直接过来报到，傅樱绕着北京城坐了好久的车，甩开所有人后，再独自前往单位报到。
“创业艰难。”傅樱回忆说，当时连科研场地都没有，国家仅给了一幢旧宿舍楼，邓稼先领着一帮刚从学校毕业的青年学子打地基、盖房子，自建办公楼。
“那是个大冬天，晚上睡觉没有暖气，我们去医院找了一些空吊瓶，灌上开水塞进被窝，当热水袋用；白天的时候，搭了几个大棚，请了几个伙夫做饭，天空下着雪，雪花飘进饭碗，我们相互开着玩笑，把雪花当成味精。” 回忆工作之初，傅樱很是感慨。
办公楼建好后，傅樱和同事们开始了忘我的学习和工作。一周五天半看书、学习，一天劳动，半天洗衣服；晚上十点睡觉，早上七点起床，吃在食堂、住在宿舍，三点一线的生活形成了极强的规律……
艰苦的条件磨练出了傅樱克服困难的信念和坚韧不拔的意志。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这天下午3点，傅樱和同事得到了消息，想着自己多年来的理论研究工作实践成功，傅樱的心情难以言喻。
下午5点的时候，人民日报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出了号外，傅樱和同事们在大街上疯狂地抢着号外，相互表达着喜悦的心情。
退休后的茫然
相比工作上的辉煌，傅樱的个人生活充满了艰辛和不幸。
“也许是因为我太过投入国家的工作，我没有把家庭打理好。”说到此，傅樱的语调缓沉了下来，眼睛开始红润。
傅樱有过一次短暂的婚姻。爱人是中学同学，一名军人，一年仅有一个月的探亲假，傅樱工作特别忙，晚上搞科研经常12点后回家，没有时间陪爱人，双方聚少离多，感情慢慢淡化后，双方最终和平离婚。
父亲和哥哥去世得早，工作以后，傅樱把母亲一直带在身边，母女相依为命。1990年，母亲摔了一跤后，躺在床上不能动弹，这让傅樱的生活雪上加霜。
1992年下半年，母亲去世后，傅樱几乎失去了精神支柱，一夜之间苍老了很多。
1995年，60岁的傅樱正式退休。之前，事业一直填满了个人的生活空间，退休后，再也没有课题和任务，整个人一下都空虚下来了，傅樱突然感觉国家已经不再需要自己了。
“起早盼天黑，那时的心情真是糟糕透了。” 傅樱告诉记者，她曾经做过一件“无聊”的事情——坐着公共汽车逛北京，从起点站坐到终点站。
傅樱无儿无女，母亲离世那一年，一朋友从新疆给她带回一条小狗。傅樱给小狗取名叫“凯西”，即“开心”意思，想让自己过得开心些，这条小狗陪伴了傅樱16年，傅樱把“凯西”当女儿养。如今，陪伴傅樱的，是“凯西”的女儿，傅樱将这条小狗取名为“娜娜”。
退休后，傅樱在生活上感到茫然。1996年，她南下深圳探望侄子（哥哥的儿子），侄子是深圳一律师事务所主任、首席合伙人。
到了深圳，老人家也没有闲着，在侄子的律所，傅樱的头衔是“行政助理”，负责整理档案和案卷归档。偶尔跟着律师出去办案的时候，傅樱负责做一些笔录，她感觉律师办案这项工作非常有趣，之前没有接触过，像“看电影”、“听故事”一样。
“以前的生活，非常单纯，家和单位，两点一线，常年从事纯科学研究，和社会基本上少有接触；豁然接触律师行业，感觉像是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 傅樱这样回顾。
侄子有一个朋友叫王玉梅，就是现在北京王玉梅律师事务所主任，在侄子的介绍下，傅樱和王玉梅成为了好朋友，这为傅樱日后从事律师工作埋下了伏笔。
一次闲聊中，王玉梅讲起自己如何为一个因正当防卫而被冤枉的“杀人犯”洗去罪名，如何让一个上市公司为800元的电视机败在老百姓的手里……王玉梅的办案故事的讲述深深打动了傅樱。傅樱鼓起勇气问了一句，“我能当律师吗？”
王玉梅的鼓励和肯定让傅樱萌发了报考司法考试的念头。
八次司考之路
1998年，是傅樱人生的分水岭。这一年，国家取消了司法考试年龄的限制，62岁的傅樱在深圳第一次参加国家司法考试。
“报名后，没有时间详细看书复习，随便买了本法条背了背，第一次考了180多分，分数丢人。”回忆第一次赶考的情形，傅樱记忆犹新。
1999年，不服气的傅樱第二次报名参加司考。深圳司法局一位领导安慰她：“老同志，这个考试太辛苦了，你还不如考个法律工作者。”受到启发后，傅樱当年一次就通过了法律工作者的资格考试。但是傅樱没有放弃律师梦想的追求，在认真地复习资料之后参加了第二次律师资格考试，但结果还是未能如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