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消费曙光初现

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最终消费率仍然处于较低的水平。他国经验表明，随着工业化进程的逐步推进，我国人均国民收入将会持续加速上涨，为居民消费的增长提供比较坚实的资金基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与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将会使得在今后15年左右的时间内“人口红利”对于我国经济的推动作用明显增强。

我国消费率仍然偏低，但近年增长迅猛。在近些年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同时，总体消费率却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我国的消费率不仅低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也低于我们周边的诸多东南亚国家。以2003年为例，我国最终消费率为56.8%，同期的世界平均水平为79%左右。即使在和由于地域、观念影响而消费率普遍偏低的周边国家的比较中，我国的最终消费率也处于较低水平。

从消费总量来看，按照2000年的美元计算，我国的居民与社会消费总量为世界第七位，约为第一位美国的9%，已经接近了意大利的整体消费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消费平均增速来看，我国明显高于其余九大消费国家。如果按照1991~2003年各国的平均消费增速来预测（不考虑各国汇率变动），那么在2010年我国的消费总量将会超过法国和意大利，成为世界第五大消费国（见表１）。

我国工业化进程的深入可能预示着消费率已经见底。从亚洲周边国家的历史经验来看，虽然各个国家的工业化发展进程所处的历史时间不同，但无论是日本这种较早实现工业化的发达国家，还是菲律宾、韩国等新兴市场，都经历了一个在工业化发展的末期消费率开始回升的过程。日本大约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了进入工业大发展时期，在20世纪70年代实现了国家的工业化。而在工业化的后期，日本的整体消费率开始走出低谷，稳步上升。

韩国的情况与日本非常相似。韩国从上世纪70～90年代经历了工业化的快速发展时期，而在上世纪90年之后工业化率趋于平稳。与此同时，韩国整体消费率也止跌回升，两者的背离关系非常明显。

我们认为这一现象不是个别国家的现象，而是反映出了各个国家工业化发展的共同特征和轨迹。回顾早期的工业化国家：美国、德国、日本，再看看近期迅速崛起的亚洲新兴市场国家，他们在工业化的道路上往往都是采用了以内部制造业扩张来拉动整体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在工业化初期，由于国家人力、资本、资源等方面受到诸多限制，因此工业的快速发展也往往是以牺牲本土资源、政策扶持等手段来实现的。很多国家都是依靠管制资源价格、低汇率、低人力成本来带动本国制造业的发展。同时，政府也可能采取各种措施吸引居民储蓄来保证社会发展的资金供给。这就不可避免地会使得工业生产、投资在拉动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有所加强，储蓄率增加，消费占生产总值的比重会相对下降。而在工业化后期，前期经济的增长模式可能会导致产能过剩、发展成本增加、贸易环境恶化等多种问题，经济的各种拉动力量将会趋于平稳。工业生产对于经济的推动力量将会减弱，同时前期快速工业增长也为消费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数据上面的反映就是消费率会有所回升。这种逻辑关系从菲律宾的发展轨迹上也能够明显地看出来。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菲律宾工业化率突然加速上涨，同时消费率也开始急剧下降。而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工业化率达到40%左右的顶峰之后逐渐回落，消费率则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稳步上升。

与其他国家相比较，目前我国的工业化率处于一种较高的水平，这和我国的工业化进程有关。以工业化率为衡量标准，2003年我国的工业化处于日本上世纪60～70年代水平，处于韩国上世纪90年代的水平，而上述时间段基本上是这些国家工业化进程的末端，也就是说我国目前的工业化进程也已经进入了中后期（见表2）。

从我国工业化率与消费率的走势来看，两者也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背离现象。

按照上面的说法，如果我国已经进入了工业化进程的中后期，那么从其他国家的经验来看，这就意味着我国的消费率也已经达到了低点，绝地反弹指日可待。

从他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历史经验来看，我国人力成本将会加速提高，职工工资收入不断增加。从一些欧美主要发达国家产业结构变迁的历史经验来看，在工业化的进程当中劳动力成本的增长都要明显快于经济发展的其他时期，这一现象在工业化后期尤其明显，其中最为著名的案例就是德国。在上世纪40年代，依靠低成本劳动力的路线，德国经济实现了飞速增长。我们的邻国日本也有着同样的经历。20世纪50～70年代日本工业化不断发展的过程也就是人力成本快速上涨的过程。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日本制造业名义工资指数的增长幅度达到了顶峰，随后涨幅开始回落。

早期工业化国家的上述现象，我们认为是经济快速发展的必然结果。在工业化进程的前期，人力资源相对于资本存量较为过剩，因此人力成本上升压力并不突出。

另外，人力成本也有被迫压低的成分，以便将更多的资金投入到工业生产当中。之后，经济的发展使得国家拥有了日益增多的资本存量，此时人力资源则相对不足，因此工人工资将会加速上涨。相对于德国、日本等国来说，我们的劳动力资源更为充足，因此工业化程度的提高对于我国人力成本的推动作用或许没有其他国家那么明显。但是，我们认为这种区别更主要的是体现在人力成本增加的程度和发生时间上，而我国人力成本加速上升的基本趋势将不会改变。事实上，近些年我国职工平均工资增速已经有了明显的提升，我们按照扣除物价后计算的职工平均工资实际增速显示，1980～1999年平均增速为5.7%，2000～2005年平均增速提高到11.9%。

对于我国人力成本增加的变化，我们最直观的感觉可能就是近两年沿海地区的“民工荒”现象。这一现象最根本的原因应该是我们上面提到的人力资源与资本的相对变化引起的。而对于中国来讲，政府的政策因素也不能忽视。政府对于“三农”的重视使得农民收入有了明显的增加，因此他们以往依靠外出打工的机会成本也会上升。我们还注意到，在农民收入加速增长的带动下，目前的农民消费增速已经超过了城市居民

可能很多人会有一个疑问，如果国内的人力成本上升太快，是否会对企业利润产生过大压力？是否会对仍然以出口为导向的中国经济产生影响？如果这样的话，整体经济的下滑将使得居民收入增加会无从谈起。对于这一点，我们的看法是，可以肯定我国企业利润必定会受到影响。从主要工业化国家的发展历程来看，其企业利润率也存在逐渐下降的现象（工业化中后期）。但是，必须认识到，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将会抵消一部分企业由于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于利润的打压。至于人力成本上升对于我国出口的影响，我们认为则更不必过分担忧。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比较可以发现，我国2004年的制造业工资水平大约为高工资经济体的4%，是巴西的1/3，是亚洲主要新兴经济体的10%。虽然我国的职工工资保持了连续数年的两位数增速，但是低基数下的高增长并不会对缩小与其他国家的工资差距产生明显的作用。

同时，我们国家由于地理结构造成的经济区域性差异使得我国工人工资的提升可能更多的体现在区域层面上，即东部沿海地区的涨幅要大于中西部地区。

这样一来，我国制造业中的部分行业可能会由于向内地的逐步迁移而依然保持着较低的人力成本优势。因此，工资的上涨对于出口贸易的影响不必高估。

综上所述，我国人力成本在今后数年当中将会保持加速上升，职工工资收入情况将会不断好转。同时，人力成本的上升也不会对企业利润和中国整体经济走势产生太大的影响。因此，职工工资的快速增加将为居民消费的增长提供比较坚实的资金面基础。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与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将会使得在今后10~15年左右的时间内“人口红利”对于我国经济的推动作用明显增强。

下面部分我们将会结合亚洲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一下“人口红利”对于我国整体经济的提升作用，这应该是推动消费增长的更深层次原因。回顾上世纪二战过后东亚经济的腾飞，很多经济学家、政治学家都从多个方面去进行了解释。我们从人口结构的角度观察发现，上世纪60年代东亚经济的腾飞过程也同时是相应国家的人口抚养比逐渐降低或者低位运行的过程，劳动人口的增加对于各国经济的推动作用不能忽略。

与其他国家比较，我国现在的抚养比例还处于较低的水平，比邻国日本低10个百分点，比世界平均水平低15个百分点。综合联合国和我国政府机构对于未来人口结构变化的预测，我国的“人口红利”将会持续10～15年左右的时间。需要说明的是，我们认为我国的“人口红利”必须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与城镇化进程的推进综合起来考虑。只有在我国劳动生产率提高与城市人口不断增多的基础上，“人口红利”对于经济的推动作用才能充分显现。

根据我们的估算，我国上世纪90年代开始第二产业的劳动生产力进入快速提升的阶段。扣除价格因素之后，1991年至2005年期间的年平均增长率接近12%。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一方面直接增加劳动人口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另一方面，由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速要高于职工工资，因此逐渐降低的单位劳动力成本也使得我国依然保持了人力成本的竞争优势。

从各国的城镇化水平来看，我国目前远低于欧美发达国家，在新兴市场当中也处于中等偏下水平（见表3）。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今后的城镇化进程还会保持相当的推进速度，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将会进入城市。根据联合国的预测，我国的城镇化率在2030年将达到60.5%，远高于2005年的水平。城市劳动人口对于经济增长较强的推动力将逐渐体现出来。

由于劳动人口在“质”与“量”两方面的提高，我国“人口红利”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将会越发明显，这有利于我国整体经济实现平稳、快速的增长。也只有在此基础之上，居民增收，股市、房市的财富效应等对于消费的推动作用才能真正发挥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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