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检察官的办公日记

我不是一个喜欢与别人打交道的人。偶有结交，也多是因案件而起。犯罪嫌疑人一方的家属、律师或案发单位一方有需要同我接触的， 自会找上门来。也有时我觉察出案子中有机会，主动向他们邀约的。

有这种机会的案子在我办理的案件当中比例并不是很大，也就十分之一强，但每年总有一些，所以我的生活也就在同这些人的接触和分离当中多了一些变换和色彩。

做律师是自由一些，但需要自己去开源，没有谁会把好处自动送上门来的。做一个检察官，哪怕是并不很出色的小检察官呢，只要胆子大一些，手长一点，每年不愁没有十万二千万的进帐。做律师．要赚到这么多钱，得多耗费多少的奔波，更别去跟那些生活在社会下层的小百姓比了，我从一个案子中捞取的好处可能就是他一辈子的积蓄。

但这样的日子．给我幸福感吗，每年积聚的财富在以几何级数增长，身边的所谓朋友换了一拨又一拨 我们因为利益走到一起，又因为利益而各奔东西。

我现在还清楚的记得我被利益引诱的第一次。

2001年1月12日

赵恒的案子仍然没有进展。家属不时打电话来问。

他们着急，快要过年了，希望亲人能早点出来。

我又何偿不着急，这么简单的―个案子，何苦拖上这么长时间，

这是一起很常见的非法经营案件。同案犯三人，赵恒是东北人，陈阳、俞刚是江苏人，三人共同在一家公司打工，帮老板卖盘，公安检查的时候，从店内查出盗版盘4百多套。老板溜了，这三人被收了进去。

三个人口供一致。事实很清楚。

问题在于，嫌疑人以公司名义对外批盘，应属于单位行为。公安认定的非法经营数额，按个人犯罪定勉强够，按单位犯罪定，就差的多了。三人只是一般的打工者．对光盘性质并不明了，俞刚、陈阳两人来店里一个星期不到，危害性很小，没有必要做为犯罪处理。

我是这观点。既然依法不构成犯罪，那就赶紧放人，人已经关了半年多，耽误不起了。但跟主管副检察长谈了几次，总是卡壳。他要求我慎重，再慎重。检察院已经批捕的案件．不能轻易没有结果。可不可以变换个思路，这个罪名不行，按其他罪名认定行不行，

案子只有一次次拖下去。想放人．哪有这么容易啊，哪怕有最充分的证据，证明你是无罪的，

谁让你只是一个小人物啊！

2001年1月15日

这一段时间，几个嫌疑人的家属争先恐后约我，想方设法要给我送钱。而且，颇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味道。

难道，我曾给过他们什么暗示吗，

赵恒的老婆小黄，是东北农村的一个妇女，拉扯着一个先天有点残疾的小女孩。到单位找过我一回，大概看我还面善，好说话，下一次在电话里就约我出去坐。

我笑了笑，这是怎么了，一个农村的妇女，刚见我一面，怎么也知道要做这些事，跟谁学的呀，

我当然知道她什么意思。喊我出去，当然不会就坐坐那么简单。她是要给我好处。

可我岂有胆量跟这样一个不知根不知底的女子出去坐啊，

我也没有一口回绝她。我让她到单位来。我委婉地跟她提到，在检察院的接待室里，说话做事，也会很方便的。

她来了。衣兜里看出有点鼓的样子。要朝我身边坐，我避开了，这也太扎眼了一点。

我冠冕堂皇地有什么话您尽管说，能帮的忙我们肯定会尽力帮。要没什么事，您就先回去吧。

她遮遮掩掩地 借您的报纸看看。

我面前摊了几张报纸。我有意无意的从办公室里带过来的。

我嘴里说着这有什么好看的，一边慌慌张张的把眼神转到一边。半上午的太阳射在我脸上，热的我想要冒汗。

以下的几秒钟慢得象有一年。

而后，她起身，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检察官，您费心！”

不做停留，径直走了。

我甚至不敢正眼去看她，只是很虚弱的在嗓子里嘟囔了一声。

一分钟应该过去了。我还晒在太阳里。我仍不敢正眼去看她推到我面前的报纸。但余光还是扫到了一个厚厚的信封，我的手哆嗦了一下，又垂下了。我以前不是没拿过好处费，但还没有这样裸地从家属的手里拿过钱。

――而且，是在检察院的接待室里。

我不是不知道直接从家属手里拿钱的危险性，他们的投资是一定要求回报的。但我就是禁不住这诱惑。不劳而获，这滋味有多么的美妙啊！

至于把地点选在检察院的接待室．是我刻意安排的，在其他地方从犯人家属手里拿钱，风险太大了，几乎一告一个准你和犯人家属在一起，还能干什么，能解释的清楚吗，在接待室里，我可以打着办案的旗号，谁又会疑心到这里呢，

女人走了好几分钟，我才敢抖抖索索地用报纸把信封包好，夹在卷宗中，慢慢走回办公室。我的心仍在跳，见到每一个人，都冲人家笑。 但东西往哪儿放， 抱回办公室，又抱了出来。只有厕所最安全，找了个隔间，蹲下，把信封摸出来，都是一些旧票子，但数量似乎不少，比我预计的多。大致数了一下，好象是一万。这小黄，唉，还真舍得，这样的一个小案子，

现在心里是狂喜占了上风了。这样的一个小案子，我居然能有这么多的收获。真是始料未及的。确信周围没人，我迅速把信封揣到了口袋里。

2001年1月24日

经过再三努力，主管检察长终于同意上检委会讨论了。

我准备的很充分。三位嫌疑人的行为不应该也没有必要作为犯罪处理。

委员们沉默了一阵。检察长提到，这种行为的危害性还是很大的，应当予以打击。另一位副检察长主张慎重，向市检察院请示汇报。他的主张引来一片附和之声．最后遂成为定论。

案子又要被搁置一段时间了。三个犯罪嫌疑人春节前是无论如何也回不了家了。

检委会上，没有人说这案子可以诉，也没有人说这案子不能诉，都在说着一些无关痛痒的话。三个犯罪嫌疑人的命运在等着他们裁决呢，能够操纵别人命运的人，应该是有大智慧的人，应该是大慈悲的人，他们是吗，犯罪嫌疑人的感受在他们那里何曾有一点点的分量啊， 2001年1月29日 上午小黄打电话来，问案子进展。我犹豫再三，还是拿定了主意，我别再折磨自己了，我必须把钱还回去。

心里确实有些舍不得 这不是一笔小数目，可以买多少东西，做多少事，我平时花三块钱、五块钱都很小心的呢。前几天花一千多买一套沙发．还下了很大的决心。

拿着又能怎么样呢，案子还没有结束．他们还得求着我的，不会去乱说什么。小黄看来也不是那种不讲理的人。我为他们的案子确实费了不少心思，难道还不值这点钱吗，

但凡此种种，还是不能让我心理塌实。这一个月来．这一直是我心理的一个疙瘩。钱一直在手里攥着，没敢动。时时感到不安 案子进展慢．不安，没个结果怎么办，

我终于决定，把钱还给她。要过年了，别让这包袱再压在我身上了。

约她在检察院附近见。她牵着女儿来的，一个小小的人儿，眼睛上缠着纱布。我把案子的情况大致同她说了。答应一定尽力帮她，劝她把钱拿回去，给孩子看看病，把年过好。

她眼圈红红的，千恩万谢．没过分拒绝。她搓着手，泪眼婆娑地看着我，说她从来没遇到过像我这样的好人。

我有些汗颜，我好在什么地方了，我不过是把本该属于她的钱还给她罢了，而且，说实在的，我也并非就不想要这钱，我也是担惊受怕了很长时间，动摇了很长时间，才把钱还她，她就感激成这个样子。可见在老百姓的心目中，我们这些公检法的人都是什么样子了，他们又是多么的容易满足！她以前遇到的，又都是有些什么样的人了，我在她心目中，成了她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好人。实际上是不是呢，我几乎敢肯定，我的那些同事们连我这个样子都做不到呢。

2001年1月31日

昨天晚上12点多，我已经睡了，手机响，是一个陌生的信号打来的，迷迷糊糊当中，又听到那个让我心惊肉跳的声音我是俞刚的妈妈，事情怎么样了。

我的心咯噔一下，睡意全无，这老太大盯上我不放了。

前几天早上6点多，也是这老太大把我给搅醒。

这老太太，我见过两回，都是在检察院的接待室。江苏的一个农村妇女，没什么文化，脸跟风干的橘子皮似的。眼窝深陷，红红的，穿着乱七八槽的衣服，说话口音很重，有点神经质，翻来覆去就是唠叨 我儿子怎么还不出来呀。

我跟她解释公检法的办案程序，她显然并不在意，只是自顾自地唠叨。儿子被抓八个多月了，她非在北京等着，不回老家，一定要等儿子出来。

她的另一个儿子，俞刚的哥哥，也跑了过来找我。求我帮忙，让他弟弟早点出来，说他母亲老是哭，身体快要垮了，他怎么劝也没用。老人在郊区租了一间民房，一个月200块钱，苦苦支撑。

我一方面感到心下不忍，一方面也甚感嫌恶 这样一个脏兮兮的神经质的老婆子．不知从哪也搞来一个手机，天天缠着我，有事没事就拨我的电话，什么事呀。

尤其让我哭笑不得的是，有一天，她在电话里居然跟我说，“检察官，晚上咱们找个地方坐一坐吧。”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我跟你一个不识字的，烂着眼睛的，农村的老太婆，去哪儿，坐什么啊？

她跟谁学来的这一套啊，她怎么知道要采取这种方式，送我好处，让我对她儿子网开一面呢。

陈阳有个弟弟，也在北京跟我论持久战。我以为他是年轻人，多少应该懂一点事理。但后来他做的一些事也让我哭笑不得。开始是隔三差五打电话询问案子的进展情况，后来就执着的要求见我，我让他有话到检察院来谈，又神神秘秘地说到检察院不方便。

两天后，又约我在附近的一个公园见面。我特意叮嘱他一个人过来，理由是人多了，有些话不好说的。看来他是铁定了心，一定要给我好处了。我心里斗争了半天，准备接受了，之所以约在公园见面，看中的是这里到了晚上，灯光黯淡，行人稀少。

但结果还是让我哭笑不得。

我和小陈刚刚找了个僻静的角落坐下，俞刚的哥哥，鬼魅一样也凑过来了。两个人，一左一右，坐我旁边。都说要感谢我，没别的意思。一人手里拿着个信封，往我的兜里塞。

我竭力压住心里的恼怒，把他们挡开。

有你们这么送钱的吗，我吃了豹子胆了，敢这样拿你们的好处。

他们大概也看出了我的顾虑，不一会，小陈起身溜达去了，俞刚的哥哥凑的更近了，把信封往我口袋里塞。都这种格局了，我还怎么敢收。而且，凭手感，我估计也就是两三千元的样子，我犯得着吗？

几分钟后，小陈过来了，俞刚的哥哥起身去溜达。小陈凑到我边上，也摸出一个信封，往我口袋里塞。我也只好挡回去。

但我也没给他们把话说死。以后再说吧。

几天后．俞刚的哥哥回老家了，母亲留守，小陈继续轰炸我，约我出去，我还是下不了决心真的回绝他，最后还是决定把地点就放在检察院的接待室里。还是这里更安全一些。我千叮咛万嘱咐，让他一个人过来。

他确实是一个人过来了，我把接待室的门带上，还没谈上正题，门开了，一个瘦瘦小小的身影．唉，我真是没脾气，俞老太大又蛰进来了，一脸讨好的笑。

我说什么啊。

想必我脸上明显的表现出了不悦，小陈把俞老太太往外推，我心下一动，跟俞老太一起出了门，劝她别着急，我一定会尽力帮忙的。接待室里就小陈了，我特意从办公室拿来的档案袋在桌上放着，还有什么比这个更方便的，小陈应该知道怎么做的。我本来就安排在谈话过程中，出去一下，给小陈留机会的，现在正好，这机会简直是天衣无缝俞老太，你也算干了一件好事，我在外面呆了两分钟，小陈应该有足够的时间安排了。进屋坐定，我发觉档案袋没什么变化，心里骂这小陈怎么这么笨啊。更没想到的，他竟然很快起身，跟我道别了“一定请您帮忙，你的袋子拿好了。”给我挤着眼睛。

我明白了，脸上突然就感到了不自然，烧烧的。他怕我领会不了，走到门口，回过身来，叮嘱我，“把您的袋子拿好。”

一一这人是真的聪明吗，我又想骂了。

这次是5000。百元面值的2000，五十元面值的3000，我怀疑是他们两家凑的。这就是他们一次一次要见我，所要达到的目的了。在他们心目中，我就值这个钱，他们就应该花这个钱，花了这个钱，他们才会心安理得。

我也有点明白这两家人为什么总要凑到一起来找我了。怕自己一方的钱少，对自己的家属不利以后我就特别害，怕听到他们的电话。这两家偏偏又特别不懂事，三天两头问。我确实为他们的案子尽心尽力了，为核实案情，电话不知打了多少，证据不知取了多少，为说服领导，口舌不知费了多少，科长倒是一直站在我这一边，态度比较坚决，但主管副检察长就是不放行，汇报一次，让我去查个东西，查明白了，不行，又让我去查个东西，如此反复四、五回，时间就这样耗下来了。

但我有什么办法，我已经尽了一百二十分的力了。别人可能都有所怀疑了，为这样―个小案子，我费这么大力气，天天盯着领导请示汇报，一心想办成无罪，动机是不是有点不纯啊，

我曾经设想，万一事情给捅出来了，我就来个抵死不认。当时并无其他人在场，我只要咬死了，从证据上说，认定不了的。但我会有那么女子的心理素质吗，我骨子里是一个再胆小不过的人了，真干了什么事，撒起泼来，死活不认，又岂是我能做到的事情，俞老太太早上6点，晚上12点半的两个电话，终于让我下定了决心，这钱我还是别要了，再这样折腾下去，我担心自己会崩溃的，

上午，我让小陈过来，把钱还给了他。我并没有费什么功夫就说服了他。谁是心甘情愿的把钱送人的呀，心情突然就轻松了。天空放亮了。生活突然又美好起来了。真是的，我拿着这5000块钱干什么。

如果钱不能给你带来快乐，不如干脆的把它扔掉。

一一我反问了自己一个问题，如果案子办的顺利，我帮上了他们的忙，我会把钱还回去吗。

答案应该还是肯定的。从当事人手里拿钱，这种折磨我再也不想忍受了。

2001年5月13日

昨天上午，赵恒的案子开庭。简易程序，我没有到场。

下午，家属打电话过来，非常兴奋地告诉我，案子判下来了，刑期11个月，下个月7日，他们的亲人就可以出来了。

他们有理由兴奋的。他们的亲属在被关押了10多个月之后，就要自由了。11个月，不算一段很短的时间，但在中国人的意识中，对一个犯罪分子而言，这已经是很轻了，很讨便宜了。谁让自己犯事了呢，在司法机关面前，在国家机器面前，自己是那样的势单力薄，国家居然只给判了川个月，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呀，但他们的喜气并没有传染给我。我甚至有些恼怒的想骂他们一声怎么就这么贱啊，你们占国家的便宜，占法院的便宜了吗。

这案子根本就不该判的。

上星期，律师向我询问．这案子应如何辩护。我是公诉人，他居然拿这问题问我，但我还是跟他说了一些我的看法。我希望他能够做无罪辩护，把案子掰回来，最终还被告人一个清白，对我也是一种道义上的支持。

我无力做到的事情，又何苦让律师去做，他又能有多大的能量？在中国？

但法院竟然判了。

我后来了解到的庭审过程是，开庭前，审判长把辩护人拉到一边，向他们晓以利害最好不要做无罪辩护，否则，案子要退回检察院，走普通程序，又要拖上一段时间。不如干脆认罪得了，法院尽量轻判，让被告人早点出来也就是了。

法官当然也看出了这案子里面的问题。被告人伪造的是事业单位的证明，定罪是有困难的。但他想赶快结案，把案子糊弄出去。被告人都是一些小人物，何必在意他们什么反映，至于该不该判，那又有什么关系，于是在庭审当中，这案子的矛盾就被掩盖下来了，律师只是应景的说了几句无关紧要的话，法官当庭做了判决。被告人高兴，家属高兴，法官很高兴。

我不高兴。

但案子是我的呀，法官肯定以为这样是在帮我。她稀里糊涂地给判了，省了我以后的折腾了。

我前面那些工作算什么呀，我辛辛苦苦要把案子做成无罪，功夫搭进去不少，最后得到的结果竟然只是被告人被多押了好几个月。我是在帮助他们吗。

法官如果和我一样坚持原则的话．被告人又要被多关好几个月。她似乎是草菅人命、草菅法律了，但她却用最简便的方法给了被告人自由。

但――法律还是什么呢。

(责编／康恺)

竟然很快起身，跟我道别了“一定请您帮忙，你的袋子拿好了。”给我挤着眼睛。

我明白了，脸上突然就感到了不自然，烧烧的。他怕我领会不了，走到门口，回过身来，叮嘱我，“把您的袋子拿好。”

一一这人是真的聪明吗，我又想骂了。

这次是5000。百元面值的2000，五十元面值的3000，我怀疑是他们两家凑的。这就是他们一次一次要见我，所要达到的目的了。在他们心目中，我就值这个钱，他们就应该花这个钱，花了这个钱，他们才会心安理得。

我也有点明白这两家人为什么总要凑到一起来找我了。怕自己一方的钱少，对自己的家属不利以后我就特别害，怕听到他们的电话。这两家偏偏又特别不懂事，三天两头问。我确实为他们的案子尽心尽力了，为核实案情，电话不知打了多少，证据不知取了多少，为说服领导，口舌不知费了多少，科长倒是一直站在我这一边，态度比较坚决，但主管副检察长就是不放行，汇报一次，让我去查个东西，查明白了，不行，又让我去查个东西，如此反复四、五回，时间就这样耗下来了。

但我有什么办法，我已经尽了一百二十分的力了。别人可能都有所怀疑了，为这样―个小案子，我费这么大力气，天天盯着领导请示汇报，一心想办成无罪，动机是不是有点不纯啊，

我曾经设想，万一事情给捅出来了，我就来个抵死不认。当时并无其他人在场，我只要咬死了，从证据上说，认定不了的。但我会有那么女子的心理素质吗，我骨子里是一个再胆小不过的人了，真干了什么事，撒起泼来，死活不认，又岂是我能做到的事情，俞老太太早上6点，晚上12点半的两个电话，终于让我下定了决心，这钱我还是别要了，再这样折腾下去，我担心自己会崩溃的，

上午，我让小陈过来，把钱还给了他。我并没有费什么功夫就说服了他。谁是心甘情愿的把钱送人的呀，心情突然就轻松了。天空放亮了。生活突然又美好起来了。真是的，我拿着这5000块钱干什么。

如果钱不能给你带来快乐，不如干脆的把它扔掉。

一一我反问了自己一个问题，如果案子办的顺利，我帮上了他们的忙，我会把钱还回去吗。

答案应该还是肯定的。从当事人手里拿钱，这种折磨我再也不想忍受了。

2001年5月13日

昨天上午，赵恒的案子开庭。简易程序，我没有到场。

下午，家属打电话过来，非常兴奋地告诉我，案子判下来了，刑期11个月，下个月7日，他们的亲人就可以出来了。

他们有理由兴奋的。他们的亲属在被关押了10多个月之后，就要自由了。11个月，不算一段很短的时间，但在中国人的意识中，对一个犯罪分子而言，这已经是很轻了，很讨便宜了。谁让自己犯事了呢，在司法机关面前，在国家机器面前，自己是那样的势单力薄，国家居然只给判了川个月，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呀，但他们的喜气并没有传染给我。我甚至有些恼怒的想骂他们一声怎么就这么贱啊，你们占国家的便宜，占法院的便宜了吗。

这案子根本就不该判的。

上星期，律师向我询问．这案子应如何辩护。我是公诉人，他居然拿这问题问我，但我还是跟他说了一些我的看法。我希望他能够做无罪辩护，把案子掰回来，最终还被告人一个清白，对我也是一种道义上的支持。

我无力做到的事情，又何苦让律师去做，他又能有多大的能量？在中国？

但法院竟然判了。

我后来了解到的庭审过程是，开庭前，审判长把辩护人拉到一边，向他们晓以利害最好不要做无罪辩护，否则，案子要退回检察院，走普通程序，又要拖上一段时间。不如干脆认罪得了，法院尽量轻判，让被告人早点出来也就是了。

法官当然也看出了这案子里面的问题。被告人伪造的是事业单位的证明，定罪是有困难的。但他想赶快结案，把案子糊弄出去。被告人都是一些小人物，何必在意他们什么反映，至于该不该判，那又有什么关系，于是在庭审当中，这案子的矛盾就被掩盖下来了，律师只是应景的说了几句无关紧要的话，法官当庭做了判决。被告人高兴，家属高兴，法官很高兴。

我不高兴。

但案子是我的呀，法官肯定以为这样是在帮我。她稀里糊涂地给判了，省了我以后的折腾了。

我前面那些工作算什么呀，我辛辛苦苦要把案子做成无罪，功夫搭进去不少，最后得到的结果竟然只是被告人被多押了好几个月。我是在帮助他们吗。

法官如果和我一样坚持原则的话．被告人又要被多关好几个月。她似乎是草菅人命、草菅法律了，但她却用最简便的方法给了被告人自由。

但――法律还是什么呢。

(责编／康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