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人杨澜

从《正大综艺》里走出的长发披肩的清纯女生，到今天身为阳光文化基金会理事会主席、全国政协委员，很少能有女人可以像杨澜一样，占据我们记忆这么多年。一转眼近20年过去，在公众眼中，她出国留学，结婚生子，辞职经商，杨澜的事业和家庭经营得一帆风顺且成绩卓著。她是很多男性心中的魅力女人，也是很多女性为之努力的榜样。她红并一直红着，红得宠辱不惊。

转身公益慈善事业

“人应该早一点对自己的财富作出一种分配和打算。”杨澜这样说过，因为好友陈逸飞的突然离去及其家属的遗产纠纷，曾在胡润首发《女富豪榜》排位第5的杨澜也对自身财富进行了思考。在美国期间，一位前辈与杨澜的一次谈话触动了她。当时，对方跟她提到了自己的基金会，这个基金会一直致力于慈善教育。杨澜非常感兴趣，他们详谈了基金会如何运作，这让杨澜开始有了成立一个基金会的想法。

“既然是一件好事，为什么一定要等到退休或者离开这个世界之后才做呢?” 在酝酿了两年之后，2005 年7 月，杨澜辞去包括“阳光媒体投资”主席在内的企业日常管理职务，以与先生吴征两人共同拥有的阳光媒体投资集团权益的51% 为基础，在香港注册成立非营利机构“阳光文化基金会”，并按照相关法律要求建立了独立的信托与监事机构。也就是说，从2005年下半年开始，带着资深媒体人的声望，带着企业家弄潮商海的经验，也带着一声声质疑，杨澜又投身于一个以前她没有进入过的领域――公益慈善事业。杨澜对媒体宣称，“以基金会的形式来回馈社会的支持与关爱，是我和丈夫吴征由来已久的想法。我们希望能够走一条将个人成长与社会责任相结合的道路，而慈善事业恰恰是我们所追求的文化取向和生活方式。”

杨澜为阳光文化基金会的定位是为主要的慈善公益组织进行宣传、教育与文化方面提供服务，这样的服务在以前中国的公益事业中很少有。比如，2007年，“北大―阳光/哈佛慈善和公益组织的培训与研究”项目启动，阳光文化基金承诺在3年里捐资700万元，为慈善机构培养领导者和骨干，提高慈善组织的管理水平。50 位公益组织副秘书长以上的管理人员来到北京大学，参加了“北大阳光公益事业发展高级研修班”，成为这个项目的直接受益者。他们接受来自北京大学、哈佛大学教授的专业培训，包括公益事业管理、人员管理、项目评估等。一切费用由阳光文化基金会提供，其中包括哈佛大学教授们昂贵的讲课费用。这也是中国首个针对公益组织成员进行专业培训的研修班。

对话杨澜

2009年牛年伊始，以“成长的公民社会、创新的公益时代”为主题，“北大―阳光公益创新论坛”又在未名湖畔召开。本刊记者参与了论坛，并在论坛间隙就本次论坛主题对杨澜进行了采访。

在台上作为论坛主持人的杨澜，充分显示手握话筒的驾轻就熟。因为论坛时间有限，她跟语速极快的北大教授开玩笑：“我把人家逼成说快板儿的了。”她还调侃发言较长的嘉宾：“把话筒交给公益组织领导人是很危险的，他们拿起来就不放下。”

近在眼前的杨澜因为马上还要面对电视媒体而稍稍补妆，她不禁自嘲：“脸上出油，好像吃什么好的了，其实根本没时间吃饭。” 杨澜客气地对等待采访的记者表示歉意，认真回答每一个问题，思路清晰，几乎没有一句废话。脸上挂着职业性的微笑，笑容之后仍能看出她的疲惫，工作人员说她早上刚从上海赶来。

记者：本次论坛的主题是创新的公益时代，关于公益创新，请您解释一下。

杨澜：我国的公益组织成长进步速度很快，可以用匪夷所思来形容。也许我们身在其中不觉得，但回过头看，还是会感到不可思议。尽管如此，还需要不断创新，这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一个是法规政策层面，我国公益组织的准入制度门槛高，有几百万公益组织都是商业注册，这样名不正，言不顺。另外，公益组织专业人员人数少，在税收、制度、组织方面更缺乏专业人才，可同时，大学生就业又面临困难。所以，只有在公益组织自身能力加强后，才能做得更好。

可以形容为我们是在不断的创新和学习中，共同建立一个热带雨林。过去这片雨林生态不是特别平衡，有官方的慈善机构就像参天大树，也有一些草根，苔藓、小草象征着生存非常艰难的草根阶层，但是这个中间缺少乔木、灌木、藤条，更缺少阳光雨露，所以我希望政府能够给予一个更好的法制环境、税收环境，也希望更多的教育机构能够为中国的公益慈善领域带来更多学习的机会，使得这个热带雨林能够郁郁葱葱，生生不息。

记者：根据我国现有公益组织的水平，您觉得该如何创新呢？

杨澜：具体到公益组织目前工作的创新，比如，在服务人群方面，以前只是针对孤老、儿童等，现在更加细分，分成有自闭症的儿童，有精神疾患的老人等，单独来看也是巨大人群；筹款方式也需要创新，可以开展“联合劝募日”、网络筹款等；在服务方式方面，以前是送粮、送钱到户，小额贷款，现在我们进一步要建立监督体系、评价体系，促进公益组织提供更有效的服务；还有就是加强联系，包括政府和民间组织的联系，民间组织之间的联系，民间组织与企业之间的联系，当这些机构的关系加强后，我们可以看到政府在向民间组织购买服务，那就不需要再创立事业单位了。

2007年，我们和中央芭蕾舞团联合举办了一个“在阳光下成长与芭蕾共舞”的项目，帮助北京两所寄读学校中的所谓问题少年，通过艺术的教育使他们获得对美的一种欣赏，同时提供一个性格培养的契机。我还记得第一次见到这些孩子的时候，他们都是低着头，用一种挑战和不信任的眼光看着我们，但是经过半年的训练，他们出现可喜的变化。当这些孩子和中央芭蕾舞团的明星艺术家们在天桥剧院同场演出时，台下1000多名观众给予他们热烈的掌声，很多孩子哭了，他们的家长甚至上台抱着孩子痛哭。家长说：“我们的孩子长到那么大，凡是接到学校的电话，一定是告状的，这是第一次有掌声送给我们的孩子。”过去我们讲艺术教育，通常是城市里面小康之家孩子们的素质培养。经过实践证明，艺术教育也可以放在一个心灵培育和情感培养包括人格养成这样一个角度去考虑。所以说，创新是无处不在的。

记者：目前阳光文化基金会在做什么具体工作？

杨澜：我们的工作主要是两块。一个是“汶川大地震孤残儿童救助专项基金”，到目前为止企业与个人捐款已经超过了5000万，让我很感动。 震后这段时间，我们在德阳、北川，还有阿坝这几个重灾区设立了20个爱心岛。爱心岛就是儿童活动中心，每一个爱心岛配备了7000册以上的图书，同时孩子们也有一个独立活动房间，可以开展文娱活动。爱心岛的面积、设备、人员，包括每年的活动经费都是有标准的，而且我们有回馈的机制，我们必须要按时得到当地学校或者是专职管理人员的回馈。

最近也给这几个地区，特别是山区的残疾儿童送去了3000件羽绒服，给德阳地区的肢残儿童一些医疗补助，能够让他们度过这个最困难的时期。接下来的计划是要帮助1万名中学生完成他们的学业。

慈善的目的不是盈利，但并不意味着低效、混乱的管理，投身慈善事业也不应是一时的情感冲动，这应该是一个更专业、更细化的职业群。所以，阳光文化基金会致力于与教育机构的合作，希望为公益组织提供专业化的管理、组织者。我们更关注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还有长期学习的问题。

记者：关于“汶川大地震孤残儿童救助专项基金”的项目，我们注意到有家乐福、金佰利等世界知名企业的参与，还看到英国查尔斯王子、萨拉女公爵以及席琳・迪翁等国际知名人士和国内一些影视明星都参与进来，这肯定与您的号召力有关，您对此怎么想呢？

杨澜：我觉得如果你说的话有人愿意听，就应该善于运用这种资源。能够把某种个人的影响力用在公益慈善方面，这其实也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也充满了感动，更是一种责任。人家相信你，把这个钱交到了基金的手上，个人就必须承担起某些责任。

记者：很多国际、国内民间组织的负责人，包括今天在论坛上发言的嘉宾，还有您本人都是以坚定而执著的女性形象走在慈善行业的前列，您怎样看女性在慈善事业中的力量？

杨澜：这个我还没有刻意留意过，在社会学上或许有比较专业的解释。女性身影确实在慈善公益事业中随处可见，我想这也许是女人本身都有母性，母亲呵护关心脆弱幼小的生命应该是自然本性的流露。不过我还是觉得做慈善不是以性别为绝对区分的。

记者：您本人也是资深媒体人和企业家，您觉得企业家和媒体在公民社会中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杨澜：这存在一个由谁引导的问题。汶川大地震后，人们发现一种新的关系正在建立，那些80后、90后的志愿者，好像一代人有了新的精神追求。怎样管理这样的社会效应，怎样把这种精神追求变成一个开采不尽的油田，然后依靠可靠的管道输送出去，而不仅是震后昙花一现的井喷。

所谓成长的公民社会看的应该是真正的软实力，这比捐款数字更有意义。企业家和媒体更有责任倡导建立相互扶持的良好的社会氛围。在一个逐步成长与繁荣的公民社会中，每个人都是受益者，而不仅仅是给予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