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吴政治文化研究的新探索

摘要：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历史系王永平教授的新著《孙吴政治与文化史论》。这本论文集汇集了作者的十八篇专题学术论文，对孙吴的政治文化作了新的探索，内容涉及孙吴上层的政治运作、权力斗争和江东学术文化等诸方面的问题。

关键词：政治文化；发展；演变

政治史论十四篇是全书论述的重点。《论孙权父子之“轻脱”―――从一个侧面看孙吴政权之性质》，堪称是全书的总纲。此文对孙吴政权的性质作了一个全新的估量，认为孙吴政权与曹魏与蜀汉相似，“而与西晋有异”。作者认为三国统治者的社会阶级都为“寒族，非儒家”，而“晋统治者的社会阶级为服膺儒家的豪族”。作者自称立论的方法，“ 依然是陈寅恪先生剖析魏晋时期社会性质的变迁及其表征的方法”，但结论却与《陈寅恪先生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中的看法有所不同。作者立论的依据是什么呢？一是孙吴统治者的阶级出身是寒门；二是孙氏不重儒学与礼制；三是孙氏婚姻“ 不计行辈”；在立后问题上是“因爱登后”、“位以色登”，四是孙氏好驰猎、喜滑稽与酗酒；五是孙吴政权与儒学世族阶层之间的政治冲突不断。所有这些，都言之有据。

《论孙权与儒学朝臣间政治观念的分歧及其斗争》，是对立论依据之五的进一步申述。作者申述的理由有二：一是孙权崇尚法术，与儒学朝臣有思想分歧；二是孙权在实际政治运作中，对儒学朝臣代表人物进行了排斥与镇压。《孙吴后期皇权的运作及其与儒学士大夫之间的冲突―――以孙皓强化皇权及其与士大夫的斗争为中心》，是从孙权的继承人孙亮、孙休推行宗室政治，孙皓强化皇权及其与儒学朝臣的冲突加剧，再进一步说明孙吴政权统治者的社会阶级性，并未因皇帝的更换而发生变化。

《孙权“报聘辽东”及其与朝臣之冲突考论―――兼论孙权的统一愿望及其实践》，研究的重点为外交事件引起的君臣冲突。《孙吴之吕壹事件及其性质考论》，研究的重点在内政方面的“ 校事”制度所引发的君臣冲突。《孙权立嗣问题考论―――从一个侧面看孙权与世家大族的斗争》，则是对于选立太子这一至关重要的选拔接班人问题所引发的“ 二宫构争”事件所作的重点研究。《附：论孙权太子孙登与世族朝臣之关系及其政治境遇》，虽然是人物研究，而实际上是对上述孙权立嗣问题考论的一段追溯与补充。

《张昭政治地位的变迁及其与孙权冲突的原因》，对江北流寓人士代表人物张昭在孙吴政权草创过程中的特殊作用与地位，对他在对待曹操及孙吴军事战略问题上与孙权的分歧，对其不得为相及其政治地位的下降，以及他的文化性格及对孙吴学术文化的贡献，都作了较全面的分析。《附：孙坚吴夫人事迹考》。作者将此篇作为前文的附篇，可能是从两个方面考虑的：一是“建安七年，吴夫人死，‘ 引见张昭，属以后事’。这一安排对孙权早期统治地位的确立和逐渐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二是“ 吴夫人在有关是否纳质曹操问题决策中的作用”十分重要，是“她说服张昭等人”，最终按照孙权、周瑜的意见，决定“不送质”。

《顾雍论―――兼及吴郡顾氏家风的形成与特质》，分析了江东世族代表人物顾雍为相之原因及其意义，描述了顾雍谨言慎行与刚柔相济的为政作风与政治实践，进而揭示了顾雍在吴郡顾氏门风传承中的重要作用。《陆逊与孙权之关系及其政治悲剧之原因考论》。此文不是对陆逊与陆氏家族的全面评价，只是重点探索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陆逊为将之深层政治原因与意义；二是陆逊与孙权之间政治观念的差异及其冲突。

《论诸葛瑾、诸葛恪父子的活动及其对孙吴政局的影响―――以孙吴后期政局变化为中心的考察》，此文考察分析了五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琅邪诸葛氏之南徙及其家族门第问题；二是诸葛瑾之谨慎及其与孙权之关系；三是诸葛恪兄弟的轻脱戏弄之事及其文化意义；四是黄武至赤乌年间孙权对诸葛恪的培植及其政治活动；五是建兴年间诸葛恪主持的政治改革、北伐及其失败原因。

《临淮淮阴步氏与孙吴政权之关系述论》，此文探讨了两个问题：一是步骘在孙吴的活动及其士人品格；二是孙权步夫人争后及其对孙吴政治的潜在影响。《附：全公主对孙吴政局变化的影响》，是对前文的补充与延伸。由于全公主是步夫人之女，她“为其母争后，并迫害其对手”；在孙权晚年及孙亮统治时期，她又是政治权力的实际操纵者”，对孙吴后期的政局影响颇大。此书的最后部分是有关孙吴学术文化的专题研究，计四篇。按上述顺序继续编号，《孙吴时期侨寓士人之文化贡献考略》，是从文化传播的视角，论述这些士人的学术文化素养及其学术著述与教育诸方面的业绩。《附：汉末流寓江东之广陵人士与孙吴政权之关系考述》，侧重考察两个方面：一是广陵人士与孙吴政治的关系；二是广陵人士对孙吴的学术文化贡献。

《读〈三国志・吴书・孙和传〉、韦昭〈博弈论〉推论孙吴中期士风的变化与侨旧士风的差异》，这篇论文的写作手法，是模拟唐长孺先生的《读〈抱朴子〉推论南北学风的异同》。两相比较，视野明显不及唐老宽广；而文章标题亦过于冗长，不如唐老简洁。但作者这种力追前贤的志气、努力学习的精神，是值得称道的。

三国时期，是天下大势从“合久必分”，到“分久必合”的一个过渡阶段。从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历史演变的长河来看，“ 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肇始于秦朝，而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文化意识形态，则经过秦汉交替后一个相当长时段的摸索，到西汉武帝统治时才确立了“ 独尊儒术”的格局。东汉时期，随着豪强地主庄园经济的发展，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尖锐。黄巾起义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大扫荡，使东汉王朝走向瓦解。在军阀混战基础上产生的曹魏、蜀汉、孙吴三个政权的统治者，都有吞灭其他对手，重建统一皇权的意向。在“天下大乱”的政治“浩劫”时代，上层统治人物的政治运作与权力斗争，可以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而对于社会的进步与历史的前进究竟能起到多少推动作用，却是值得质疑的。

与此相反，三国统治者在政治、军事、经济制度与文化、意识形态方面的创新，倒是决定其角力胜负的更重要的因素。应该看到，在这三个政权中，曹魏在政治、军事、经济制度与文化、意识形态的创新方面，较蜀汉、孙吴，在总体上是要略胜一筹的。这种优势，为西晋统治者所继承，而取得了全国的统一。但是，西晋统治者取代曹魏的关键一步是“ 高平陵事件”。司马氏集团是以上层人物施展政治阴谋、发动来完成权力更替的。其本身在制度创新上并无成绩可言，所以其统治也很快腐朽。在各种社会矛盾的交互作用下，西晋的短暂统一也就迅速崩溃，全国又重新走向分裂。东晋南朝与十六国北朝的长期对峙，时间长达两个半世纪之多。在这长时段、大范围的南北竞争中，北方在民族大融合基础上出现的制度创新所形成的优势，造成了北方统一南方的最终结果。紧接着隋朝之后出现的唐代文明，比两汉文明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陈寅恪先生作为大学问家，正是抓住了制度创新这个关键，追本溯源，写出了《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这部划时代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