眷村生活 竹篱笆内,自有洞天

为了安排1949年前后从大陆来到台湾的国军和眷属，台湾建起了数百座眷村。台湾作家廖信忠曾经把眷村比作大陆的军队大院，撒气漏风的一道竹篱笆，就足以分隔开外来的军属和本地的老百姓。

眷村文化

王伟忠先生在一次采访中说，他的父辈来台的第七年才钉了床，此前都是时刻准备着要“”。钉床的那一天，全家人都哭了，因为他们知道再也回不去了。一家人从此安顿下来，这就是他们位于嘉义的眷村。

眷村在台湾一共有879座，分布在全台各地，每一个村里的人都来自中国大陆的五湖四海，因此每一个眷村都像一个微型的中国。台湾现在的社会形态，与眷村的社会形式有必然的渊源。这次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迁徙，割裂了这些所谓外省人原初的那种家族宗法伦理关系，在眷村，他们开始学着同舟共济一样生活和起步，这中间孕育了台湾社会形态的萌芽。在台湾，眷村也被称作“竹篱笆”（因为建筑普遍低矮狭窄，竹篱笆），李佑宁早年的电影《竹篱笆的春天》里，它承载着传统的母体，老一代的人们辛勤地忙碌，在“黑瓦、泥壁、红砖墙”的房子里安居乐业，而那些在眷村长大，富于叛逆性格的“眷村二代”，则在美国电影和西洋摇滚乐的引领下步入灯红酒绿的台北都会。“竹篱笆”成为两代人的分界线，在20世纪70年代，年轻人越来越多走出眷村，其中不乏大量的影视界名人，包括李安、侯孝贤、杨德昌（已故）、李宁、林青霞、张艾嘉、胡慧中、胡茵梦、王祖贤、庹宗华、邵晓铃等等。

竹篱笆外，云淡风轻，承载着光阴岁月的眷村，不免让位于城市现代化的步伐，隐身于光影的冥微之处。1996年开始，眷村开始了大规模的改建计划，这一台湾现代历史上最重要的见证者，即将面临消亡，所以，“老旧眷村改建条例”实施以来，无数社区居民奔走呼号，给政府施压，最终完成了对部分眷村文化的重视和保存。

那些眷村长大的孩子如今已步入中年，他们对眷村的怀念，以文字、光影和话剧的形式进入世人的文化事业，成为台湾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朱天心是最早写眷村的一个作家，王伟忠却是最执着的行动者，他不断将这个题材搬上电视，并与赖声川合作创作了那部引发业内热潮的《宝岛一村》，当剧中所有人物看着星星，找寻他们故乡的位置，诉说着那种几十年绵绵不绝的故乡离愁，连海峡此岸的我们都能直接感受到对那一段历史的怀想与喟叹。

新电影温床

眷村可以说是台湾新电影诞生的温床。随家迁往台湾的时候，杨德昌只有一岁，他在眷村度过了自己略显孤寂的少年时代，多年之后他借助昔日的记忆，用《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完成了对社会环境的书写和对家庭关系的拷问，鲜血淋淋地直击了那段无法遗忘的历史。

侯孝贤的少年时代在《童年往事》中的凤山眷村度过，在这里他耳濡目染了武侠小说、皮影戏和布袋戏，开启了自己多元化创作的灵感。1983年他与朱天文一起改编了《小毕的故事》，关于一个女人在回乡无望的情况下留在眷村，嫁给了被当地人瞧不上的“老芋仔”（被当地人瞧不起的外省人），这种老夫少妻的生活，带着种种隐衷。年龄和文化的差异注定了这样的家庭不和谐的状态，《小毕的故事》可谓是一个典型。

张作骥的所有电影都是围绕家庭展开的，这些家庭无一不带有眷村的历史记忆和文化气氛，他的电影讲的是那些没有祖坟、没有亲戚的外省子弟，他们一旦失去家庭的荫蔽和呵护，就难以避免误入歧途的命运。《黑暗之光》中的阿平、《美丽时光》中的阿杰都是如此，电影里高楼大厦与残破眷村的对照，暗示了这些“眷村后代”是城市中边缘群体的身份。在《爸，你好吗？》之中，张作骥建构一个社会的横截面，在父子关系的解读中，书写眷村后代和上一代感情的隔阂，他们与背着历史情结的祖辈父辈之间的疏远，他们身上家国想象和故园文化的真空，张作骥电影里的年轻人，其实是被历史和现实双重抛弃的孤儿。从影像上来说，张作骥电影里，传统的“眷村味儿”已经逐渐褪色，它记录的是眷村这一社会载体在改造和毁灭前最后的存在状态。

影像是历史的见证，“眷村电影”也是对眷村文化保存和记忆的重要方式，从1983年的《小毕的故事》开始，“眷村电影”开始了长达三十年的对历史的书写。侯孝贤、杨德昌和张作骥这些眷村长大的电影大师，通过他们的影像轨迹，让我们窥视到眷村这一短暂存留于台湾历史的文化载体的样貌。“没有眷村，台湾会变成什么样子？”这句话来自陈君小说《君自他乡来》，也适合台湾电影，毕竟，没有“眷村电影”，台湾电影又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呢？

外省帮

在被失落和绝望笼罩的20世纪60年代的台湾，四面八方的外省人操着各个地域的方言。如果还在大陆，他们可能自己要先打上一架，但是在台湾地区，他们因为跟本省人的种种摩擦而团结，就连他们的孩子，也跟本地学生分帮对立―《牯岭街》中的“小公园帮”和“217公园帮”就是这样势不两立的集团，最后衍生出不可挽回的暴力。杨德昌说：“对我而言最有趣的反而不是茅武为什么要杀人，而是那种环境很可能发生这种事，我的出发点基本上还是那段时间，它对我们这一代非常重要。”《艋》中的灰狼和他背后的势力也是外省帮，他的出现，加速了艋本地帮派势力的最终分化。

外省口味

现在来看，眷村的意义并非隔离，文化渊源和历史遭遇汇集于此，于交融后再生。就像《逗阵ㄟ》中十大建设时期的台北，小小村落里形形的人，不同的背景、各自的打算，在鸡同鸭讲和吵吵闹闹的南腔北调中呈现为零零碎碎的生活片段。这是没有领导指手画脚的人间生活，在闽南语中，“逗”指的是“凑”，“阵”指的是“群”，“逗阵”就意味着“在一起”，这是眷村幸福生活的前提。

“眷村菜”是那个年代的产物，其实是五湖四海的家常菜的组合，自小在眷村长大的孩子不仅都吃过“百家饭”，甚至还吃过其他妈妈的奶水，那个年代的人有把豆子做出红烧肉味道的魔力，这更孕育了日后大名鼎鼎的台北夜市小吃，引得舒国治这样的遗老作家走街串巷，寻找各种甘味。而在大陆众所周知的永和豆浆、台湾红烧牛肉面等台湾特色小吃，其实也是出自外省人的改良与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