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本与民本:儒家道统观的现代阐释

摘要：由唐代韩愈总结出的儒家道统观主要彰显的是道德仁义合伦、黎民百姓安康的“人本”与“民本”的社会价值取向。无论从马克思主义还是从中西文化精神的意蕴看，“人本”与“民本”都是相互依赖、不可分割的。“民本”必须以“人本”为前提和基础，离开“人本”来奢谈“民本”，无异于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人本”又必须以“民本”为动力和指向，离开了“民本”，“人本”就会失去其根本内涵而陷入片面。站在唯物史观的高度，对儒家道统思想进行现代阐释。有助于化解道德主义与功利主义、整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矛盾冲突，在社会治理中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关键词：儒家道统观；人本；民本；政绩观

中图分类号：C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07)04－0110－04

一千多年前的唐朝，从太宗到玄宗都奉行“三教并行”的思想文化政策。当时，佛教的兴盛自不必说，就连道教也因其教祖老子(李耳)与皇家同姓而受到格外重视。佛、道的流行引起了一些崇儒人士的不满，他们纷纷主张排抑佛老。特别是佛教，其不敬王者、不孝父母、不养妻子的解脱主义行径，与儒家注重纲常、尊王孝亲的思想观念是相矛盾的，它既不利于王权政治，也不利于国家稳定和经济发展。正是从维护儒学正统地位和国家利益的要求出发，中唐时的韩愈提出了自己的儒学道统理论。

韩愈一针见血地指出：“天道乱，而日月星辰不得其行。地道乱，而草木山川不得其平。人道乱，而夷狄禽兽不得其情。”(《原人》)我们知道，“道”本来也是佛道思想的重要范畴，但韩愈所言之“道”与其有重大区别，实际上是对儒家仁、义等社会伦理原则的抽象及其所蕴涵的“人本”、“民本”等人文精神的揭示。他认为，“博爱之谓人(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原道》)可见，仁是人的内在道德，义是行为表现，遵行仁义即为道，德则是一种对仁义的内在自觉。照韩愈看来，“老子之所谓道云者，去仁与义之也”，而佛家之道，也是“‘必弃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养之道。’以求其所谓清净寂灭者。”(《原道》)也就是说，儒之道有利于维护君主政治和人之大伦，而佛道的基本思想倾向都是出世的，它们一个讲出家成佛，一个求长生不老、羽化成仙，都只注重个人的修炼与解脱，与现实的人生和社会政治有较大的距离。

为了进一步帮助人们对儒学之道的理解，韩愈引用《大学》中的治国、齐家、正心、诚意的观点，指出：“古之所谓正心而诚意者，将以有为也。”(《原道》)就是说，正心、诚意是人的道德修养过程，是人之为人的根本，但其落脚点却在外部的齐家治国平天下，只有把内在的道德转化为外在的社会行为，才是儒家的真正目的。

在此基础上，韩愈借鉴了佛教禅宗“祖承”系统的思维方式，以历史演变为背景，构建了一个儒之道代代相传的“道统”系统。他认为，儒家从孑L子起就讲究祖述尧舜，文武，以先王之道为号召，以道的传承自居。可以说，从尧舜直到孟子，儒家之道一脉相传。“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原道》)韩愈指出，这些儒之道的传人们，或者将道运用于社会政治实践，或者在人格和理论上修道弘道，使道能代代相传。这一“道统”的历史表明儒学之道的产生和实践都远远早于佛老，它理应是华夏文化之“正统”。可惜的是，继孟子后，许多所谓的儒者只注重儒学的皮毛说法，而忽视其根本，结果便导致了儒学的衰微。解决这一危机的办法就是破除董仲舒以来的经学旧说，以儒家的“道统”为核心，重建儒学。

可见，韩愈的“道统”论是对东汉以来中华大地上儒、佛、道为主的多元文化相互碰撞、相互吸收的一次全面总结。通过其对“儒家之道”的透视，我们发现，正统儒学的精神实质既不是以董仲舒为代表的经学所鼓吹的“天人感应，君权神授”和“三纲五常”，也不是魏晋南北朝以来玄学所宣扬的出世解脱和所谓的精神自由，而是个人道德人格和社会责任的真正体现。说透了就是《大学》所倡导的“明明德”与“亲民”，就是道德仁义合伦、黎民百姓安康的“人本”与“民本”的社会价值取向。

其实，韩愈所构建和表述的“道统”理论和我们目前所讨论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内涵在文化禀赋上有高度的一致性。不少学者通过对中央领导同志有关讲话的“政治释义”和“学术解读”，看到了“以人为本”中的“民本”取向，指出：“以人为本”是在新形势下党的宗旨的重申，“是为改革、发展、现代化事业确立了根本价值原则。”然而，在如何理解“人本”与“民本”的关系问题上，人们的看法却不尽相同，甚至截然相反，直接影响到了对“以人为本”科学内涵的确切把握和深刻领会。这里，笔者只列举两类有代表性的观点。

一类观点认为，“人本”与“民本”是完全一致的。其主要论据是同志在2004年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据此，一些学者指出：“以人为本”的“人”与“人民群众”、“全体人民”为涵义相同的概念，“以人为本，实质上就是以人民群众为本。”

另一类观点则认为，“人本”与“民本”的差异十分明显。其主要论证是从二者的概念范围、目的和价值取向上着眼的。认为，“人本”首先是针对“神本”、“物本”提出的，它肯定了人在社会发展中的主体作用与地位，强调人是社会发展的目的，坚持尊重人、解放人、依靠人、为了人和塑造人的价值取向，也就是说，在“人本”的理念中，人是目的和归宿。而“民本”思想却是相对于“君本”、“官本”和国家政权提出的，它虽然看到了民众的力量和社会作用，但无疑是一种“开明贤良”性的封建专制思想，它对“民”的重视不是全方位的，最多是一种顺民意、收民心的“自醒或表演”，不可能达到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的真正用意。

这两类观点的片面性是显而易见的，从认识根源上看，都是一种孤立、静止和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事实上，正像首都师范大学王锐生教授指出的那样，中国古文献中的“人”与“民”有些场合是可以通用的，“抽象地争论应该用‘民本’还是‘人本’，是没有意义的。”只要我们深入体味儒家的“道统”思想，把党中央提出的“以人为本”看作是现阶段执政的核心理念，并上升到传统文化精神继承与弘扬的高度，就不难发现“以人为本”中“人本”与“民本”是相互依赖、不可分割的。

首先，“民本”必须以“人本”为前提和基础，离开“人本”来奢谈“民本”，无异于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儒家道统观的价值取向是“亲民”，其社会责任是“为 民作主”，但如果不“明明德”，不“仁者爱人”，个人没有相当的道德人格和知识素养，不是一个真正完整意义上的人，就谈不上“亲民”或“为民作主”。可见，儒家道统观的思维路径是“人本而民本”，这一路径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观在文化精神的高度上是契合的。事实上，无论“神本”、“物本”还是脱离“人本”的“民本”，其共同点是无视社会生活的实践本性，无视历史是人们自己创造的事实。唯物史观历来是坚持“以人为本”的，当马克思、恩格斯确立“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观点时，首先以“人”为出发点。但和旧哲学不同的是，这里的“人”不是抽象的、自然化了的人，而是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之中并且从事实践活动的人。历史也不是“把人当作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而是追求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提出了自己的设想：“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站在人类文化的高度，“人本而民本”的人文精神确实具有普世意义。当每一个个人还被困于一日三餐或小私有的狭隘观念不能自拔，不能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比较全面、自由的发展时，社会的发展就不能说是“人本”的，而这种时候我们还一味地讨论“民本”的取向问题，就必然是一种自欺欺人的空话。

其次，“人本”又必须以“民本”为动力和指向，离开了“民本”，所谓的“人本”就失去了其根本的内涵，就会陷入片面。儒家道统观的旨趣若不是“民本”意义上的“亲民”，其倡导的“明明德”就缺少了内在的精神动力，也绝不会有“止于至善”的伦理境界。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就深刻地洞察到：“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今天，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绝不意味着要抛弃传统的“民本”思想，相反是对儒家道统观的一种真正的现代意义上的阐释。“以人为本”的发展观与“执政为民”的社会治理理念在马克思主义价值观意义上是高度统一的，“人本必需民本”。特别是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就必须“万物人为本，万事民为先”，把人们对物质、精神、文化的需要和自身发展的现实程度作为衡量社会进步的根本标准，把人民群众作为最高的价值主体，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作为最高的价值追求。

结合“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对儒家“道统”思想作出现代性的阐释，有着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首先，从理论意义上看，这种阐释有助于化解道德主义与功利主义、整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矛盾冲突。

在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内部，一直存在着所谓“义利”、“理欲”之辩。而由于历代封建专制和集权政治的影响，在儒家思想支配的传统社会生活中，个人的需要和欲望在人生价值观上几乎没有合法的地位，因而，儒家“道统”观也长期被人们作了只要“民本”不要“人本”的片面理解。譬如，人们普遍认为，传承儒家“道统”的孟子是典型的“民本”论者，他只讲“义”而耻言“利”，重视社会整体，轻视社会个体。理由就是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下》)的著名论断和他对梁惠王“何以利吾国”的回答――“王何必日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梁惠王上》)其实，只要我们稍加分析就不难发现，孟子这种治理主张表明的是儒家主要以仁义调整人际关系，把仁义看作为人和统治之本，从而达到“仁政”之目的，并不是完全不要“利”、不讲个体。相反，他特别强调经济因素对于“民本”、“人本”的重要性。在对梁惠王阐明“仁政”的内涵时，孟子就指出：“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梁惠王上》)

可见，儒家的“道统”观并不是消灭人们七情六欲的禁欲主义，也不是只讲社会整体、不讲个人自由和个人利益的泛道德主义。相反，通过对这种“道统”文化精神的深入剖析和现代阐释，我们在学理上可以化解长期以来道德主义和功利主义、整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矛盾冲突。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目前在我们的学术界和理论探讨中，由于受西方功利主义和个人主义思潮的冲击，确实存在着人为地把双方对立起来的倾向。不少学者惊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过程中的功利主义思潮“必然会削弱道德的社会约束力”，“一切传统的、神圣的、不可侵犯的权威、教条、规范不再是必需的、合理的，一切都要接受功利的原则，以有用与否来衡量。”更多的学者则指出：“西方人本思潮所内含的个体主义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主义或整体至上的理论形成了强烈的冲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整体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而是社会中的一个角色……个人存在只有被整体所包摄、消融才有价值而言。”

这些观点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儒家“道统”思想中的“民本”和“人本”的精神自不必多说，就是西方功利主义和个人主义思潮中所蕴涵的真实文化精神，也绝不是我们简单理解的“个人欲望的满足”或“自私自利”。过去，我们一谈到个人主义，就必然和自私自利联系起来。其实，作为文化思潮的个人主义，发端于西方的文艺复兴和思想启蒙，它主要强调的是人在摆脱中世纪“神”的束缚后的精神自足，关注的是个性的张扬、释放以及个体独立的人格和尊严，践行的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社会原则。这样的文化精神充满了竞争与创新的活力，它和社会整体、人民大众的价值取向并不矛盾。否则，我们就真的不能理解“人是万物的尺度”(普罗泰戈拉)和“国家乃人民之事业”(西塞罗)在西方文化精神的发展演变中并行不悖的道理了。

其次，从实践意义上看，这种阐释有助于在社会治理中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总书记指出，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就是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既揭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性，又揭示了其价值性；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又是对儒家“道统”思想中“人本”与“民本”内涵的最准确的实践解答。而且，这种面向社会实践的阐释与解答对于我们深入领会党的“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治理理念，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

过去，由于受封建主义和家长制残余意识的影响，党的执政理念在一些领导干部心目中发生了变味。“为人民服务”成了“为人民做主”，形式主义、和所谓的“形象工程”成了不少人追逐的“政绩”。这种本质上不唯“实”、不唯“民”、只唯“上”的作风不仅违背了党的思想路线和群众路线，而且也严重地遮蔽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文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真正的优越性在于“人在一定意义上……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身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了。”¨]p757。’。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以来，“以人为本”已不再单纯停留在理论层面，而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前提下，在对儒家“道统”精神进行现代阐发的基础上，和“为人民服务”一起成为党和国家根本的大政方针，成为社会主义事业进一步发展的行动指南。按照这样的执政理念，每一个党员干部应树立的政绩观是：在价值取向上，“人民”是目的，为人民服务是不可动摇的宗旨；在社会历史观上，“人”是目的，终极指向是建立“每个人全面而自由地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在强调人的主体性和全面而自由地发展的同时，“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