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原最爱 第7期

2009年，顾长卫开始筹拍自己的新片《最爱》，蒋雯丽在看过剧本后，萌发了一个想法，能不能请艾滋病感染者到剧组参加拍摄，并套拍一部纪录片呢?

由顾长卫导演，章子怡和郭富城主演的电影《最爱》5月开始在全国上映。而在此之前，记录《最爱》拍摄过程的纪录片《在一起》已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并于2011年2月参加了柏林电影节，是本届柏林电影节“全景单元”唯一一部入围的华语影片，获得观众和德国电影评论界的一致好评。

《在一起》历时两年时间拍摄完成，从为剧组寻找艾滋病感染者加入演出开始记录全过程，最后制作完成的成片45分钟，真实展现了剧组成员从排斥到接纳艾滋病感染者，影片拍摄过程中艾滋病感染者经历的心路历程，以及艾滋病感染者家庭的生活现状。而这部纪录片的最初策划者，是顾长卫的爱人、经常以防治艾滋病义务宣传员身份出现在各种媒体上的蒋雯丽。

请艾滋病感染者到剧组来

2009年，顾长卫开始筹拍自己的新片《最爱》，蒋雯丽在看过剧本后，萌发了一个想法，能不能请艾滋病感染者到剧组参加拍摄，并套拍一部纪录片呢?其实，2008年顾长卫就拍过艾滋病公益宣传片《农民工艾滋病预防》，主要记录了农民工防艾爱心大使王宝强与一群农民工同吃同住的生活，其中就有艾滋病感染者。

可这次请艾滋病感染者到剧组参加演出和幕后工作，这在电影圈子里是从未有过的事情，这个想法能行得通吗?剧组的工作人员会同意吗?这些都是未知数，而且搞不好会影响到电影的拍摄。但顾长卫非常支持蒋雯丽的想法，并找来了纪录片导演赵亮负责这部纪录片的拍摄。

赵亮最初的任务，就是为影片寻找愿意担当志愿者的艾滋病感染者进入剧组参加拍摄。

寻找的过程并不轻松，赵亮进入艾滋病感染者的QQ群和大家聊天。一些人在他的真诚沟通下同意了接受采访。对着赵亮的镜头，他们说出了各自的心里话：

“你非要弄出来我是个艾滋病感染者，你心里才舒服，这个叫见不得光啊。”

“我特别怕声张，因为我的人生才刚刚开始，我还没有出去找过工作，还没有接触社会。别人都知道了，我以后人生怎么过呢?”

“我买了一包老鼠药，我想着孩子跟我一块儿，做饭的时候做在饭里面，吃了死了就算了。”

“在村里面呢，我不敢走出去，待在家里面也没劲，还是到庙里，最起码心灵上能平静一点。”

最终，有6名志愿者同意参加《最爱》的拍摄，但条件是在镜头中，他们的脸部必须做遮挡。

他们不是罪人，请接纳他们

果然不出所料，在《最爱》的拍摄过程中，最困难的事情就是如何让剧组的工作人员接纳这些艾滋病感染者。

知道了艾滋病感染者要加入剧组，并且要同吃同住，大家都有顾虑，其中有几个人退出了剧组。顾虑最大的要数和演员们接触最“密切”的化妆组了，化妆组的一位大姐非常担心，也萌生了退出的打算。

剧组请来了艾滋病方面的专家为大家科普，大家提出的问题五花八门：

“要是我的手破了，接触会不会感染?”

“一起吃饭有事吗?”

“汗液会传播病毒吗?”

纪录片中也如实记录了专家的话，将这些知识传播给每一位观看影片的观众：“在一起吃饭没有问题，你们提出的光着膀子流汗的，这肯定不会传染，不用说你摸他一把，就是你使劲抱着他蹭，也不会传染。”

“我们就想把这个信息传递给你们，从科学角度来讲，日常接触不会传染，你们不要有这个顾虑。”

虽然大家经过培训有了这方面的常识，但是很多人心里还是犯嘀咕，譬如郭富城的助理就告诉赵亮，虽然他们在高中的时候就学过这些知识，但他从来没有和艾滋病人接触过，要是真的接触，他心里还是会有抗拒。

对于剧组工作人员的疑虑，顾长卫和蒋雯丽以身作则。每周，蒋雯丽都会带着两个孩子去剧组探班，到了那里，蒋雯丽会让两个孩子和12岁的感染者小涛一起玩，她也会抱抱小涛，给他带好吃的，给他擦汗。大家一看蒋雯丽都这样做了，也放心了很多。章子怡也给大家做出了榜样，她从一开始就没有刻意疏远艾滋病感染者，小涛来了之后，她总是给小涛带礼物，和他一起玩，她的小侄女和她来拍戏的时候，她也安排两个孩子一起玩。

而作为跟拍艾滋病感染者的纪录片导演，赵亮和摄像与艾滋病感染者的接触是最多的，从挑选演员开始，他们就和艾滋病感染者吃住在一起。赵亮说，开始时他们也很担心，不清楚到底会不会被传染上，他们不敢和艾滋病感染者吃同一个盘子里的菜，手上有伤口的时候更是害怕，每隔一段时间，他们俩都会上医院验血，这次的拍摄过程，也是他们自身克服恐惧的过程。

“从恐惧到陌生到接纳，是有一个过程。在逐渐的接触中，大家慢慢就有了感情，发现艾滋病感染者也没那么可怕，他们和别人是一样的。”到了拍摄的最后，化妆组的大姐对艾滋病感染者们的照顾是最多的，而郭富城的助理最喜欢和小涛追逐打闹。

除去遮挡，公开自己的真实身份

进入剧组的先后有6位艾滋病感染者。赵亮说，12岁的小涛是最让他心疼的，虽然只是一个孩子，但小涛从生下来就经历了无数的苦难：母亲输血感染艾滋病，又通过母婴传播传染给了他，母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因为发病离开人世。赵亮的镜头记录了刘老师和小涛一次对话，“你在乎别人对你的态度吗?”小涛摇摇头，“他们躲我，我就离他们近一点，我就这样想的，他害怕我，我就去追他去。”片中的一场哭戏，小涛不用导演说戏就嚎啕大哭，仿佛要把小小年纪所不能承受的所有委屈都发泄出来，在场的工作人员无不动容。

镜头也记录了小涛在家中的生活：过年时，小涛和家里人一块吃火锅，他不敢用自己的筷子从火锅里夹东西吃，央求爸爸给他夹点腐竹和肉。当赵亮询问是不是家人要求小涛这样做时，家人支吾着说，“不是，是他自己非要这样的。”在片中小涛说，如果下辈子投胎，他想做一只鸟儿，飞得远远的。

老夏的经历也很坎坷。他是在上海打工的时候感染了艾滋病，后来妻子知道了，将他轰出家门，可妻子几年后因为癌症去世，只剩下他和儿子相依为命。平时，老夏经常住在离家很远的一所寺庙里，因为这里没有人会歧视他。拍摄的中途，老夏因为一线药产生抗药性，不得不离开剧组返回上海换药。当他与剧组里的导演、演员及工作人员一一道别时，每一个人给他一个拥抱，而当全体工作人员为他鼓掌欢送时，老夏感动地说：“谢谢大家，我在这里很开心，因为你们没有歧视我。”

剧组人员的接纳让艾滋病感染者们放下了沉重的包袱，在拍摄接近尾声时，参与拍摄的6名感染者中有3个人自愿除去遮挡，勇于在大众面前公开自己的真实身份。

刘老师是最早一个自愿提出来的，她是因为宫外孕做手术时输血感染的。刘老师在村里是女强人，性格豪爽，办事利落，开过加油站，在村子里威信颇高。感染之后，她在一所艾滋病小学担任生活老师。拍摄还在进行中时，刘老师便说她愿意以真实身份出

现在纪录片中，唯一担心的是不知丈夫会不会同意，因为丈夫不是艾滋病感染者，对她参加这部电影的拍摄就不是很赞成，但她感觉自己能够说服丈夫。

老夏的担心来自正在上高中的儿子，如果自己的身份曝光，他担心会被儿子的同学看到，影响孩子的正常生活和高考。

赵亮说，“大家的担心我们完全能够理解，我们不勉强他们做任何决定。”

老夏考虑了很久，直到拍摄完成之后他才对赵亮说，“如果豁出去我这张老脸能换来对艾滋病感染者生存环境的一点点改变，也值了。”小涛是未成年人，是在征得了学校和监护人的同意后除去了遮挡。

不过影片播出后，还是为老夏带来了一些麻烦，以前和他一起做一些志愿活动的艾滋病感染者，现在都不愿意和他在一起了，因为老夏成了“名人”，和他在一起有可能被别人怀疑自己的身份。但好消息是，刘老师的丈夫同意她出来参加各种宣传活动了。

平等地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

2011年2月，纪录片《在一起》参加了第61届柏林电影节。电影节上，来自世界各国的大片云集，而这样一部小制作的纪录片能引起大家的广泛关注，赵亮觉得很意外。在德国，媒体的评论一向认真而严肃，具有绝对的权威，他们的评价也是使得这部片子每场爆满的原因之一。赵亮说，外国人对于中国艾滋病人的现状非常不了解，他们把情况想象得很糟糕。有一次放映结束后，一名观众问他，片子里面演的都是真的吗?中国真的免费为艾滋病患者提供四免一关怀服务?赵亮告诉他，当然是真的，而且是从2003年就开始了。

拍完片后，参加拍摄的一个艾滋病感染者小女孩的话让赵亮一直都忘不了，她说，“我不想离开你们，在剧组的日子是我知道感染艾滋病后最快乐的日子，因为我可以大大方方地生活。”章子怡的话道出了剧组工作人员的心声：“真的希望全社会可以像我们这个剧组一样，包容接纳受艾滋病影响的人群，大家可以互亲互爱。”影片的结尾，一位80岁的老奶奶抱住一名在街头寻找支持的年轻艾滋病感染者，鼓励他要“好好活下去，会有希望的”。屡找工作不成的艾滋病感染者“隐形天使”，后来办了一个公益性的为艾滋病感染者介绍对象的婚恋网站，并最终找到了自己的伴侣。

赵亮说，“拍这部片子的时候，看到他们的处境，我经常换位思考如果自己是艾滋病感染者会是什么状况。这是很难的，切肤之痛是很难换位思考的，根本无法理解他们心里的那种痛苦和难处。所以，对我来说，做这样一个影片也很欣慰，能做一件对社会有意义的事情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值得的事情。”

在这段与艾滋病感染者同吃同住的日子里，赵亮和他的同事们感触很多，除了艾滋病感染者的处境令人同情外，他们感染艾滋病后生活态度的改变也让这些“局外人”深思。很多艾滋病感染者说，当知道自己感染艾滋病之后，人生观会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变得开始珍惜自己的时间，变得会思考怎样更健康、更积极地去享受生活，让自己活得更有意义一些。而那些没有感染艾滋病的人，可能会觉得人生之路还很长，时间还很多。其实从科学的角度来说，服用抗病毒药物后的艾滋病感染者和正常人的寿命有可能一样长，而对时间和生命的看法却不再相同。

蒋雯丽说，之所以为纪录片取名《在一起》，是想告诉大家我们都是一样的人，都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希望大家不要戴着有色眼镜来看他们，不要歧视弱势群体。相信通过这部纪录片，会有更多人能理解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