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纵主义理论视角下的林纾翻译研究

摘 要：翻译是一项复杂的任务，它不能离开非文本因素孤立存在。操纵理论基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将文本外的因素纳入考虑，强调翻译、权力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并从文化角度分析翻译实践，开拓了用文化研究翻译的新方法。林纾是中国文学史与翻译史上的一位奇才，他因在翻译中对原文本的大幅度改写而形成了独特的林译风格。《黑人吁天录》是林纾的代表作，也是其施用改写原则的典型。林氏译法与操纵理论异曲同工。二者的共性为操纵主义理论视角下的《黑人吁天录》译本研究提供了合理性。

关键词：操纵主义；林纾；改写；替换

翻译活动历史悠久形式多样，它不仅是语言之间的转换，更是跨文化的活动，涉及文化、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学等众多因素。早期的翻译实践强调忠实，译者应尽量做到“隐形”，追求在语义、风格和主题等各个层面最大程度地再现原文。随着翻译理论的发展，忠实不再是唯一的标准，多元文化和多种元素的研究方法使得翻译评析的视角更加丰富。

一、操纵理论的基本思想

操纵理论基于不同的文化背景来分析翻译实践，将文本外的因素，如译者、读者、主流意识形态等纳入考虑范围中。当传统的语言学派仍关注于文本，安德烈・勒菲弗尔和苏珊・巴斯纳同提出了“文化转向”，它强调翻译、权力以及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并从文化视角来研究翻译实践。基于此，勒菲弗尔提出了改写理论，即“翻译是对原文的改写，改写即操纵”[1]。他认为翻译应该置于广阔的文化之中去研究。翻译的复杂性体现在“翻译活动时刻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介入、干预和制约”[2]。

二、林纾翻译实践述评

中国的翻译活动历史悠久，译界人才辈出，其中林纾在中国翻译领域独放异彩。他不懂英文却与人合译了很多作品。他擅长以文言文成书，并对原作进行大幅度改写，风格独特。林纾的翻译与操纵理论可谓殊途同归，二者都采用了“改写”。可见改写有其存在的必然性，“译者在处理源文本以及生成目标文本的过程中，为了达到一定的目的而有权也一定会取己所需，对文本进行改写”[3]。

林纾在中国文学翻译领域影响深远，康有为曾题诗：“译才并世属严林，百部虞初救世心”[4]。林纾所处的时代有其特殊性，西方列强的武力入侵带来了文化的冲击，引进先进思想、理性对待西方文化迫在眉睫。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林纾的翻译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一）林译小说评析

无容置疑，时代背景对林纾的翻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作为一名心怀家国的饱学之士，他秉持“家国兴亡，匹夫有责”的信念，其翻译活动带有强烈的文艺救国动机，而他对Uncle Tom’s Cabin一书的翻译选择和实践则尤其反应出这一心理。

对于《黑人吁天录》的翻译，林纾的自发改写尤其值得关注。这一手法使得译文更加具有可读性，受到中国x者的喜爱。尽管这种改写式的翻译引起了很大争议，但林纾在中国文学、翻译界中的地位毕竟毋庸置疑；他的翻译是“新旧交替时代翻译文学的里程碑”[5]。他开译介外文小说的先河，以一种开放的眼光去面对异域思想和文学。他的译介活动对于开阔中国知识分子的视野功不可没。

（二）林译小说“不忠”分析

人们对于林纾的翻译褒贬不一，争议主要在译文的忠实性方面，其“不忠”可从两个方面来分析。

从篇幅来看，林译本要比原作短小，语言也更加凝练，原作中很多细致描写都省略了，有的地方只保留了主线。例如在《黑人吁天录》一书中对场景和人的外貌举止有大量的描写，但是林纾只重点保留了对话，译文更加精炼。这得益于古文言文简洁的特点，更归功于林纾大胆的改写。

此外，林纾对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内容进行了改写。基督教当时还没有传播到中国，这就使中国读者理解宗教的内容变得困难，直译显然不会达到很好的效果。因此，林纾大胆的做了一些改写，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概念去代替，实现了“等值替换”。

（三）“替换”原则的应用

中美文化的显著差异毋庸赘述，林纾在翻译实践中以“替换”手法巧妙地解决了原语文化个性与译入语读者文化审美之间的断裂问题。比如在《黑人吁天录》中，女奴意里塞便是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所以她苦口规劝丈夫要服从主人。然而，林纾在翻译过程中却抹去了这一宗教元素，将意里塞的劝诫之言翻译为：“以吾之意，必以主人之礼事之，唯命是听”[6]。林纾将西方宗教概念替换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忠”。

再如，小说中的另一个人物夜娃在请求父亲买下汤姆时说道：“I want to make him happy”[7]（我想让他快乐）。此话体现了女童夜娃的天真善良。然而，林纾通过改写表达出夜娃是为了报恩而决定救下汤姆之意；其翻译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知恩图报”的观念。

林纾的译作是他启迪民智的工具；通过他的译本，读者能理解内容，领会情感，明白译者心意，并最终推人及已，以文中人物自比。如此这般，译文便达到了其教化的目的。“作者和他们的作品通常是在特定的背景下被人理解和接受的”[8]。在那个时代背景下，通过译书来引介思想，林纾的翻译可说功不可没。

三、中国翻译实践对操纵理论的借鉴

文化的交流能带来思想的新生，而操纵主义给中国的翻译实践和研究带来了新思路，将翻译置于更广阔的文化领域中，使更多对翻译施加影响的因素受到关注，为中国的翻译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新内容。

操纵理论将翻译视为跨文化的活动，激励翻译工作者从更多视角来评价翻译作品。“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给传统译学观带来的是冲击，是反思，而不是颠覆和取代”[9]。翻译与政治、文化和社会意识形态等其他诸多领域的结合充分证明，译者无法孤立地完成其翻译活动；要译出优秀的作品，他还需要一个广阔的视野。

然而，操纵理论有其局限性；其宏观视角或会导致“只见森林，不见树木”的思维倾向。因此，译者在进行翻译实践时不可囿于单个理论，而应努力提高理论水平和专业素养，以便能够综合吸纳借鉴众家理论之长以指导实践，在翻译活动中有效实现微观与宏观的有机结合。

参考文献：

[1]Lefevere A.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2a：vii.

[2]许钧. 翻译论[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70.

[3]谭载喜. 西方翻译简史（增订版）[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4：243.

[4]阿英. 晚清小说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182.

[5]林农. 林纾翻译思想[J].福建工程学院学报，2012：446

[6]林纾. 黑人吁天路[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10.

[7]Harriet Beecher Stowe. Uncle Tom’s Cabin[M].New York： Bantam Books， 1981：170.

[8]Venuti， Lawrence.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M].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0：243.

[9]谢天振. 译介学导论[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