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有恒与《羊城晚报》复刊

时间:2022-10-15 10:56:18

吴有恒从《羊城晚报》复刊,直到1986年他因年迈离休为止,他将整个心血贡献给《羊城晚报》,为晚报创开新局面,作出了重大贡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在广大群众的呼唤声中,中共广东省委决定复刊《羊城晚报》。谁来主持复刊《羊城晚报》呢?经省委领导考虑。认为吴有恒出任《羊城晚报》总编辑最合适。

当时吴有恒已在恢复了的作协广东分会任副主席,他正负责带领于逢、易巩和贺朗编辑《广东中、短篇小说选》、《广东散文选》(共四卷),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当他听到要他去复刊《羊城晚报》时,他就说自己要写书,《羊城晚报》责任重大,负担不了,他当着时任省委宣传部长陈越平的面推辞。部长和副部长陈越平、杜埃一连三次上门去清,吴有匣都谢绝了,不肯出山。为什么呢?原来他的头上还戴着一顶“广州市地方主义集团头子(一个人的集团)帽子,他被免去广州市委书记处书记,行政降三级,从八级降到十一级,下放在广州造纸厂当车间副主任,同工人齐劳动。他含冤20多年,打倒“”后仍未摘掉这顶帽子。省委知道这一情况后,就和广州市委商量研究。1980年4月,广州市委宣布撤销了1958年对吴有恒的错误处分。于是,吴有恒20多年的地方主义冤案才得到彻底的改正。

吴有恒的冤案得到彻底改正后,他心情舒畅,精神愉快,接受了省委的任命,担负《羊城晚报》复刊的重任。但是,吴有恒对办报纸有自己的看法,对当时的经济问题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我们过去盲目学苏联,在经济方面实行国有经济一统天下,取消商品经济,使我国经济20多年徘徊不前,吃尽了苦头;在办报方面也学了苏联,有些报纸的社论,如苏联《真理报》那样板起面孔来训人,都不可取。

吴有恒认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开放,将我国经济搞上去,作为舆论工具的报纸更要率先改革开放。报纸尤其是晚报,既要有政治性、思想性,也要有知识性、趣味性,要求把这几个方面结合起来。它要求寓共产主义教育于潜移默化之中,移风易俗,指导生活。它对党和政府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对社会的不良风气,要有所批评,把报纸办得具有更多的群众性和社会性。复刊前的《羊城晚报》是曾经试着这样做的,这种尝试有一定的成就。吴有恒认为过去《羊城晚报》是有成绩的,应该肯定。但是现在改革开放搞活经济,在这改革大潮的形势要求下'现在就要比过去办得更活,更加有特色。特别是要求办报人员思想要率先改革开放,要办成开放性的晚报。

吴有恒是办报的行家高手。上世纪30年代他在广州读过新闻专科学校,在香港主编过《大众日报》文艺副刊,他曾以东北抗日英雄赵尚志的事迹,编写了长篇章回小说《赵尚志抗敌演义》,在当时杜埃主编的《珠江日报》副刊连载。吴有恒对新闻内行,平时对经济、历史、孙子兵法、文艺等很有研究。当时吴有恒已经是创作甚丰的作家了,出版了长篇小说《山乡风云录》、《北山记》、《滨海传》,历史小说《香港地生死恩仇》,杂文《榕荫杂记》、《榕荫续记》以及大批诗词,还会编粤剧,懂得作曲。吴有恒为人笃实,待人诚恳。他原来是粤中纵队司令员,被秦牧誉为‘上马杀贼,下马草露布”的将军兼作家。由他负责复刊《羊城晚报》工作,的确是最佳人选。

副主席为《羊城晚报》复刊题字,这对当时全体报社工作人员是极大的鼓舞。1980年1月初,吴有恒以《羊城晚报》总编辑兼党委书记,召开复刊《羊城晚报》全体工作人员大会,地点就是在当时南方日报社的危楼二楼的一间房子里。这房子只有10多平方米,全体报社工作人员还坐不满,老总、副老总和记者、编辑和其他工作人员,总共28人。吴老总就在这28人的大会上,代表报社领导宣布《羊城晚报》复刊了。当时没有鞭炮,也没有醒狮锣鼓,只有热烈的掌声和28颗激烈跳动的心!大家激动地发言,表示要在吴有恒的领导下同心合力,背水一战,一定要将晚报办好!

当时《羊城晚报》复刊,完全是白手兴家。过去《羊城晚报》的记者、编辑和工作人员,自报社在“”期间被封后,大都散处四方,报社也没有留下厂房和办公地方。复刊资金没有,便向省委借了10万元作开办费。并通过各方面的关系,将原来流散各处的20多位原来晚报的同志找了回来。没有办公地方,就向南方日报社借了一栋两层的危房办公;没有印刷设备,报纸全由《南方日报》代印。当时编辑部、校对室、排版字车间等,全是临建平房,晚报的同志都管它叫“窝棚”……

吴有恒带领着这28位工作人员(直到1980年底才发展至60人)解放思想,精神焕发,上下一条心,艰苦奋斗,拼命工作,不计报酬。于是,《羊城晚报》就在吴有恒带领下,克服各种困难,经过三次试版后,终于在1980年2月15日在广州正式复刊了。

复刊后,《羊城晚报》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贯彻执行“反映生活,干预生活,引导生活,丰富生活”的16字编辑方针,继承发扬“老晚报”的优良传统,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条件下,着重探索,着重创新,跨出了新的步伐。

复刊的《羊城晚报》首先体现新闻要改革,决定要抓好一版。吴有恒亲自抓一版。针对过去学苏联《真理报》,评论、社论一大篇,套话多,训人的语气多的缺点,晚报决心要办出自己的特点来,因而不要社论、评论之类的大文章,决定设“街谈巷议”,以几百字的短文章,代替了报纸的社论和评论。他带着写“街谈巷议”,受到读者欢迎,创造出了晚报的特色。

“花地”文艺副刊和“晚会”知识性副刊,是“老晚报”的特色。在上世纪50年代,各地晚报的副刊很少,而《羊城晚报》这两个大型副刊办得不错,因而在当时全国报纸中独占鳌头,有广泛的影响。但到了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时代,全国晚报已有几十家,各报都有文艺副刊,副刊的竞争很激烈,必须进行革新。

吴有恒对两个副刊提出三个字:“名、新、杂”,作为副刊改革方针的内容。这三个字包括广泛和深厚的内容。“名”――在副刊上要有名家的作品,发表名著;“新”――副刊要有新意,以新的面貌迎接读者,要发表新作,培养新人;“杂”――副刊着重抓杂文,表扬好人好事,批评坏人坏事,使副刊有声音。同时要做到百花齐放,图文并茂,丰富多彩。同时要力争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新,人新我奇”,棋高一着,抢占高地。实践证明,有关编辑按照吴有恒的指示去办这两个副刊,都上了新的台阶,提高了质量,培养了大批文学作者。

《羊城晚报》复刊那天,正是1980年农历春节。广大读者在新春佳节,拿到久别近15年的《羊城晚报》,多么高兴呵!打开报纸,从一版的新闻到四版的“时事”,都给读者以新的感受,新的风格,新的特色。特别是在“晚会”副刊上,看到吴有

恒的《榕荫续记》、《从春联见经济学》的文章,向广大读者欢呼“恭喜发财”、“生意兴隆”、“―本万利”,这令广大读者惊喜万状!

当时有些人对党的改革开放的政策并不很了解,加上“恭喜发财”、“一本万利”的说法,被视为资本主义的货色,因而有人对此有种种非议。同样,当时成立深圳、珠海、汕头经济特区,引外资来特区投资办厂,也被认为搞资本主义。在当时极“左”路线仍在猖狂的情况下'吴有恒提出“恭喜发财”、“―本万利”是要承担很大政治风险的!

吴有恒认为这是治国之本,没有改革开放才是死路一条。因此,他负责复刊《羊城晚报》,他就要以报纸为改革开放呐喊助威,帮助人们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所以,吴有恒在上世纪80年代的第一春刚刚涌起改革开放的浪潮,他就提出“恭喜发财”,明确提出发展市场商品经济是搞活国民经济之道。其实,这种搞活经济的思想,他早在1956年在北京中央党校学习时,在北京《大公报》以“方集”署名发表了题为《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作用――对斯大林

吴有恒主持复刊《羊城晚报》,着重探索,着重创新,要把《羊城晚报》办成有特色的开放性的晚报,他注意抓了各版之外,特别重视社会新闻。比如刘少奇同志在开封被迫害惨死,四川省广汉县第一个解体了,开平沉船事件,罗岗卖荔枝难,等等。他都着意经营,派出记者去专门采访。这是要承担很大的政治风险的,从中看出了吴有恒总编辑有胆有识。

吴有恒主持复刊《羊城晚报》取得了重大成绩。从老《羊城晚报》时的几十万份,发展到他1986年离休时,《羊城晚报》已达到170多万份,成为全国最受欢迎的晚报之一,远销海外美加等国家。

吴有恒从《羊城晚报》复刊,直到1986年他因年迈离休为止,他将整个心血贡献给《羊城晚报》,为晚报创开新局面,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在《羊城晚报》创刊35周年时,回顾过去复刊该报的战斗历程,不胜感慨系之,作诗曰:

摘去乌纱不做官,

老来报社编新闻。

此生此事应无悔,

我是《羊城晚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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