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石如与文人篆刻

时间:2022-10-15 11:42:30

清代碑学是中国书法史上的一座高峰,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座奇葩。任何一种艺术流派和新的文化艺术现象的产生,都是时代所赋予的,是这个时展的再现和反映。正如丹纳在艺术哲学中说:“要了解一件艺术作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都必须正确地设想他们所属的时代精神和风格概貌。这是艺术品质的最后解释,也是决定一切的基本原因。”[1]而观照一门艺术的发生发展及其艺术成就的高低又必须放在整个大的历史文化背景下来思考,去体悟。反之,则将流于粗浅和荒谬,缺乏学术深度。清代碑学的成就就是清代时代文化发展的产物。“乾嘉学派”在清代早中期得到了蓬勃的发展。在这种文化环境下,出于考经证史的需要,在当时兴起了大力搜集碑版、金石之风。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这样描述道: “专门搜集著述之人既多,出土之碑亦盛,于是山崖、屋壁、荒野、穷郊,或拾从耕父之锄,或搜自官厨之石,洗濯而发其光彩,摹拓以广其流传。”[2]这种盛况是空前的。金石学的兴盛刺激了清代碑学的发展,碑学的繁荣不能不说没有乾嘉考据学派的功劳。谈及清代碑学,不得不谈到碑学大家邓石如(1743—1805);论及碑学巨擘邓石如的贡献,又不得不联想到他的篆刻艺术成就。

邓石如不仅在中国书法史上为碑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是一位重量级的碑学大家;在中国篆刻史上的地位亦然,正如陈巨来在《安持精舍印话》中说:“余尝推而考之,清初治印者大都犹存文、何遗风,自钝丁出,一洗其法,独创一格,完白所作虽异其理,正同推陈出新,风气一变……”[3]邓石如在中国的文人篆刻史上开创了一代新风,举起了“邓派”这一面大旗。

邓石如将碑学的审美思想和素材实践于自己的篆刻创作,用自己的篆刻艺术来反映他对于碑学思想的认识和亲睐。吴让之在《赵撝叔印谱》序中题:“以汉碑入汉印,完白山人开之,所以独有千古。”[4]包世臣在“雷轮、子舆、古欢、守素轩、燕翼堂”五面印中题道:“此完白山人中年所刻印也。山人尝言,刻白文用汉,朱文必用宋。然仆见东坡、海岳、鸥波印章多已,何曾有如是之浑厚超脱者乎!盖缩峄山、三坟而为之,以成其奇纵于不觉。识者当珍如秦权汉布也。”[5]由此看来,邓石如是将碑学的审美理想运用于自己的篆刻艺术创作中,以达到自己的审美享受和创作认知。

邓石如对于文人篆刻史的另一个贡献即是开创了“以书入印”的先河。魏锡曾在吴让之印谱跋中写道:“钝丁之作,熔铸秦汉元明,古今一人,然无意别于皖。黄、蒋、奚、陈继起,皆意多于法,始有浙宗之目,流及次闲,偭越规矩,直自郐尔。而习次闲者,未见丁谱,自谓浙宗,且以皖为诟病,无怪皖人知有陈赵,不知其他。余常谓浙宗后起而先亡者,此也。若完白书从印入,印从书出,其在皖宗为奇品,为别帜。”[6]他将篆刻艺术所应该有的书写性与趣味性在他的篆刻艺术创作中表现出来了,而且是将自己书写的篆书用来作为入印文字。正如寿石工在《篆刻学》中对邓石如论述:浙派在近三十年间,学者最多,在刻印界颇具有一部分势力,丁氏古朴,蒋奚诸家,亦极精能,然而有刀无笔……皖派能以圆胜,笔刀兼有,邓氏之雄悍处,足矫浙弊,惟椎轮大辂。[7]邓石如真正是第一个将书风与印风达到了真正的统一,这是清代的文人篆刻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成就。自邓石如后的文人篆刻家,都沿袭着他的思想,将印风与书风统一起来了。比如吴让之、赵之谦、吴昌硕以及近代的齐白石,直到近现代的诸多篆刻大家。无疑,邓石如的“以书入印”乃功不可没。

邓石如的“以书入印”的背后,其实得源于他对于篆书艺术成就的贡献。在他之前,大家学习篆书主要是以李阳冰的小篆作为审美标杆,这主要是由于受到当时注重考据学术风气的影响。可以说,清代前中期的篆书面貌仍然是延续宋元篆书之体格。在当时,大家对篆书的书写,以为主要是学问的余事,未在篆书的书写性与艺术性上做太多的思考和探索。而到了邓石如时期,碑学大兴。在时代的召唤下,碑学兴盛便带来了篆隶的发展,而篆隶书的发展又成为碑学思想的佐证。邓石如不负时代的使命,大胆创新,以隶笔为篆,最终书写出真正的抒情达意的篆书。康有为这样评价邓石如的篆书开拓性贡献:“国初犹守旧法,孙渊如、洪雅存、程春海并自名家,然皆未能出少温范围也,完白山人出,尽收古今之长,而结胎成形,于汉篆为多,遂能上掩千古,下开百祀,后有作者,莫之与京矣……完白山人未出,天下以秦分为不可作之书,自非好古之士,鲜能为之。完白山人既出之后,三尺竖童仅解操笔,皆能为篆。吾尝谓篆法有邓石如,犹儒家之有孟子,禅家之有大鉴禅师。”[8]

综上所述,邓石如篆书在中国文人篆刻史上的贡献乃源于他碑学家的视野和贡献。

注释:

[1]〔法〕丹纳:《艺术哲学》,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7年,第11页。

[2][8]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 1979年版,第790页。

[3]陈巨来:《安持精舍印话》,《印学论丛》,西泠印社,1987年版,第14页。

[4][5][6]韩天衡:《历代印学论文选》,西泠印社,1999年版,第607页,725页,596页。

[7]寿石工:《篆刻学》,天津市古籍书店,1990年版,第14页。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艺术学院(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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