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赣南、闽西革命斗争对闽东革命斗争的影响

时间:2022-10-15 11:31:13

[摘 要] 赣南、闽西革命斗争对闽东革命斗争的兴起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推动了闽东革命斗争的开展。

[关键词] 赣南 闽西 闽东 革命斗争 影响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以后,闽东革命斗争之所以得以兴起与发展,除了当年广大闽东人民有着迫切的革命要求与踊跃参加,当年闽东党的组织领导与广大党员的英勇奋斗,以及中央和上级党的指导与帮助等因素外,考诸史料史实,实与赣南、闽西革命斗争的影响有很大关系。然而有关这一方面的研究,至今仍为许多人所忽略。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末,闽东人民尤其是广大农民群众,同全国人民一样,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深重压迫下挣扎于水深火热之中,因而他们要求进行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求得自身翻身解放的呼声日益高涨。是时闽东人民的革命斗争情绪,就如当年流传于这一带的一首民谣所说的那样:“想起官厅心就煎,提起豪绅人发癫。”

恰于此时,赣南、闽西共产党领导穷人闹革命的消息传来,点亮了他们心中的希望,开始激发起他们的革命斗争热情。据后来成为闽东革命领导人之一的陈挺将军回忆:“到二十年代末,有关共产党的传说,已传遍这一带的穷乡僻壤。1930年,我刚18岁,还是个打竹篾的徒工,经常随师父外出干活,所走过的村庄,都会听到乡亲们在谈论江西、闽西共产党闹革命,说是有一支朱毛红军,专门为穷人打天下,分田地给农民,说得有声有色,把穷弟兄的心都给吸引了。”①

那么,有关赣南、闽西革命斗争的消息又是如何传遍闽东地区的呢?从现有史料看,主要是闽东党的同志广为秘密宣传的结果。据后为成为寿宁县党的负责人之一的许威同志回忆:1930年2、3月间,寿宁籍的共产党员范义生同志,带着福安籍的共产党员詹如柏、施霖、张少廉等同志,以“寻龙”(即“看风水”,笔者注)为名,到其家乡一带活动,宣传江西红军劫富济贫,讲共产党为穷人做事,揭露的黑暗统治、腐败无能。从他们的讲话中,自己知道了革命和土匪的区别;知道了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利益的、爱人民的、劫富济贫的;土匪是没纪律、乱抢人、杀人、放火的②。

从上述情况看,当时传入闽东的有关赣南、闽西革命斗争的消息比较简单,而且有些说法如共产党和朱毛红军是劫富济贫的等等都不准确,但此消息中的核心内容,即共产党专门为穷人打天下、共产党为穷人谋利益等等,无疑一下子便扣动了那些已被豪绅地主、官厅军阀盘剥欺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普通百姓的心弦,由是便从心底暗生出这种好事也能早日在自己家乡出现的期待与希望。也正是在赣南、闽西革命斗争蓬勃开展消息的鼓舞下,闽东党的革命活动也更加活跃了,一些党员还开始深入乡村开展党的秘密活动。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闽东地区的第一个县级党组织――中共福安县委于1930年7月正式成立,随之,以福安为中心的闽东革命斗争开始逐渐兴起。

在闽东革命斗争逐渐兴起之时,由于这时在闽东各地开展革命活动的党员,特别是党组织的负责人,大多数皆为京、沪、榕等地求学归来的知识分子,他们虽然富有革命的理想和激情,但因他们马列主义水平、尤其是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水平普遍不高,加之受党内“立三路线”“城市中心论”思想的影响,故而对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与作用的认识极为不足。正因如此,当时闽东党的活动还只局限于县城和一些大集镇,在这些地方的知识分子当中开展工作,顶多再搞一些店员工人的工作,没有深入到广大农村地区。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党早期的农民运动专家、闽西革命斗争的主要领导人邓子恢同志,于1931年4月至10月,奉中共福州中心市委之命前来闽东指导工作。邓子恢同志到福安后,根据革命斗争的要求与福安党的情况,立即主持改组了中共福安县委,选任马立峰同志担任县委书记,并将县委机关转移到农村。随即,邓子恢同志又亲自带领马立峰同志深入农村,以福安县溪柄为重点开展活动,手把手地教马立峰如何分析农村的阶级、如何发动和组织农民、如何建立农会等等,并以春荒断粮为导火线,亲自指导福安党发动农民开展抗麦债斗争和反鸦片捐斗争,并取得初步胜利。之后,邓子恢同志又赶赴连江县,同在福安时带马立峰一样,带扬而菖去做农民工作,开展农民运动,并帮助建立了连江县第一个农村党支部。正是在邓子恢同志的亲自指导和帮助下,闽东党的工作实现了从以城镇工作为中心向开展农民运动为重点的历史性转变,闽东地区随之兴起了一场党领导的声势浩大的农民“五抗”斗争。由于这场斗争使许多农民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其合法权益,因而大大激发了他们参加革命斗争的积极性,农民协会便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由此党在广大农村地区的影响也迅速扩大。正如当年闽东革命的主要领导人叶飞同志所说:“经过这些斗争,闽东党逐步学会了如何开展农运工作,并将工作中心由县城转向广大农村,在那里形成了风起云涌、势如雷霆的斗争局面”。而如果没有邓子恢同志到闽东指导工作,实现这样一次工作中心的转变,也就不可能“有后来的游击战争和苏维埃”③了。所以叶飞同志曾十分动情地说:闽东的革命活动是什么时候由城镇和知识分子当中真正转入农村,开展农民运动的呢?这是从邓老,也就是邓子恢同志去闽东后开始的④。当年闽东革命另一位主要领导人范式人同志,在忆及往事时也肯定地认为:闽东在大革命后虽然有了党,但闽东革命斗争真正搞起来,“是三一年邓老来后,改组了福安县委,马立峰当书记”⑤。

以上情况表明,闽东革命斗争的全面兴起,是当年邓子恢同志将闽西革命斗争的经验带到闽东,并亲自指导闽东党的负责同志将之付诸斗争实践的结果。换句话说,如果没有邓子恢同志的亲自指导,或者换一个既不赞同土地革命战争路线又没有开展这一斗争经验的人到闽东,闽东革命斗争的真正兴起,肯定还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摸索。

经过轰轰烈烈的农民“五抗”斗争的实践,闽东党的同志尤其是领导同志开始成熟起来,面对地主豪绅的不断反扑,他们逐渐意识到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因此在农民“五抗”斗争开始后不久,中共福安县委就着手组织秘密武装,成立了一支由詹如柏同志领导的10多人的秘密游击队(当时叫“肃反队”),“主要任务是袭击下乡催捐讨债的反动武装税兵和地主的狗腿子,同时也打土豪筹款,镇压敌人密探,支援农民的‘五抗’斗争”⑥。但因秘密游击队不仅武器短缺,领导人又不懂军事,而且游击队员均不脱产,“平常还是各人在家干各的活,有任务才集中”⑦,因此,面对地主豪绅控制的遍及乡村地区的反动大刀会武装和民团,及其背后的军警,依靠这样弱小的武装,显然不可能推动闽东革命斗争的进一步发展。正当闽东革命斗争处于又一次历史性转变的关头,赣南、闽西等地革命武装斗争蓬勃开展的消息传来,又一次促动了闽东党的同志开始着手开展工农武装斗争和进行土地革命。其简单过程就如叶飞同志所忆及,马立峰、詹如柏等同志,“在闽赣各地武装斗争和苏维埃运动蓬勃开展的影响下,开始积极筹备武装暴动”⑧。

对这次闽东革命斗争的历史性转变,即从开展农民运动向开展工农武装斗争、进行土地革命的转变,1932年春末夏初亲赴闽东指导工作的陶铸同志,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正是在他的亲自指导下,中共福安县委发动了“兰田暴动”,成立了闽东第一支工农武装――闽东工农游击第一支队;中共连江县委发动了“官坂暴动”,成立了闽东工农游击第十三支队,从而揭开了闽东工农武装斗争的序幕。但许多史料、史实同时表明,亲历湘南暴动、井冈山斗争和赣南闽西革命斗争的曾志同志,及来自闽西红十二军、毕业于中共苏区彭杨军事学校的赖金彪同志,对兴起后的闽东工农武装斗争的进一步发展,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曾志同志所发挥的作用主要有三:一是她到福安南区后,针对闽东乡村“大刀会”普遍存在,具有广泛群众性基础等实际情况,明确提出了利用这一旧有的农民武装开展革命斗争的思想,并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福安党的一些同志也早有这种想法,但由于他们简单地认为这是一种封建迷信的组织形式,怕上级党组织的批评而不敢提出。这时已对开展革命斗争既要有原则的坚定性又要有策略的灵活性思想颇有体悟的曾志,立即点破这种担心的不正确性和不必要性,十分肯定地指出:只要对农民“五抗”斗争有利,对武装农民有利,我们就可以大胆地干。封建迷信的东西,经过改头换面,用来对抗地主豪绅反动派,就决不是封建迷信的内容了⑨。经曾志这么一点拨,施霖等人的思想豁然开朗,立即着手工作,很快便建立起闽东第一支红色大刀会武装――“红带会”。在曾志亲自指导下的福安南区党的这一创举,对其后闽东工农武装斗争的开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二是她带来了同志的游击战术和一系列重要的建军思想。曾志到福安北区与闽东工农游击第一支队活动了一段时间后,发现连支队的领导人江平都“不懂军事更不懂游击战术”,于是便利用休息和吃饭的时间,给大家谈的游击战术“十六字诀”,以及分散发动群众、集中打击敌人、化整为零、迂回包围、麻雀战等,还介绍了红军战士应该既是战斗员,又是宣传员、组织员等的建军思想⑩。随后不久,福安党和游击队即运用迂回袭击等游击战术,粉碎了海军陆战队一个营对福安北区发动的“清剿”,保住了刚刚诞生不久的红色革命政权――福安县革命委员会。三是她与施霖、阮英平等同志一起,依靠组织起来的红色大刀会武装,发动了闽东革命史上著名的“甘棠暴动”,在此基础上创建了闽东革命的一支重要武装――闽东工农游击第五支队。

除了对闽东工农武装斗争的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外,曾志同志在闽东革命斗争中发挥的最突出作用是,她主持草拟和制定了闽东苏区的《分田纲要》,并与马立峰等同志一起领导了这场遍及全苏区的分田分地运动。其大致情况据曾志同志自己回忆,她在草拟、制定出《分田纲要》后,又立即投入干部的培训工作,主要教大家学习《分田纲要》的基本内容,学习怎样划分阶级,然后学习怎样丈量土地和分配土地,怎样处理债务和田契等等。培训结束后,便在闽东苏区的中心根据地柏柱洋一带进行了分田试验。试验成功后,中共福安中心县委在柏柱洋召开庆祝分田胜利大会,各县、区苏维埃政府均派代表前来学习和取经,他们通过实地观摩学习回到当地后,立即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分田分地运动。

由于赖金彪同志不仅有在闽西红军中的实战经验,而且在中共苏区的红军军校中较为系统地学习了红军的建军思想、训练与作战的原则和方法等等,因此他到闽东的时间虽然晚于陶铸、曾志等同志,但他对闽东工农武装斗争的发展,尤其在提高闽东工农武装的战斗力,及闽东红军的正规化建设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据长期与他共事的范式人同志回忆,由于他不仅军事技术过硬,而且对部队的练兵活动也抓得很紧,练兵方法独特,使得他担任连长的红十六连,成为闽东红军中战斗力最强的一支劲旅。他还善于动脑筋研究战术。针对闽东红军武器装备较差,许多战士还是靠大刀和梭标一类原始武器与敌人作战,及威胁和进攻苏区的地主反动武装“大刀会”的特点,“创造了冷热兵器相结合的战术,显示了巨大的威力”{11}。他率领红十六连采用这一战法后,特别是消灭了霞浦柏洋一带自恃武艺高强且反动气焰嚣张的西家宅大刀会后,“福安、霞浦等地的许多大刀会便闻风丧胆,纷纷派代表前来向红十六连缴械投降”{12}。也恰是这一战,解除了盘踞于苏区及伸入苏区内的反动大刀会的威胁,使闽东苏区的形势“趋于稳定”,“根据地的各项事业有了较大的发展”{13}。赖金彪同志还善于通过各种形式进行思想政治工作,加上他从不打人骂人,对干部战士平等对待,而且与战士同甘共苦,生活极为检朴,从不搞特殊,特别是每战都身先士卒,“所以尽管他是外来的干部,战士们也都把他当作亲兄弟看待,十分尊敬他。同志们都不叫他什么长,而称他为‘老赖’。”{14}尤其是在闽东红军的正规化建设中,由于只有他了解和熟悉正规红军的建设情况,因而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正因如此,叶飞同志曾十分肯定地说,“1933年6月,由福州中心市委派赖金彪同志来闽东,才使闽东的同志对建军问题有个了解”{15}。

在回顾和总结当年闽东革命斗争时,叶飞认为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土生土长”,更简单一点说就是“土”。他曾十分风趣地说:“我说闽东当时土到什么地步呢?说个例子给你们听:当时闽东连分田都不懂得怎么分法,曾志在这方面起了作用,只有她懂得怎么分田,是她从闽西苏区带来的经验。另外就是当时闽东游击队发展到了独立团后,该有什么样的装备?总不能再象游击队那样穿便衣吧?这也只有赖金彪才晓得,他是红十二军过来的,他知道红军是要些标记的。从以上两个例子可以看出闽东当时土到什么程度。”{16}叶飞的这番话,从另一个角度道出了赣南、闽西革命斗争,包括井冈山革命斗争对当年闽东革命斗争影响之深、影响之大。

注 释:

①⑦陈挺、黄烽:《闽东健儿征战录》,福建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3、6页。

②许威:《寿宁革命斗争的回顾》,中共宁德地委党史研究室、宁德地区中共党史研究会编《闽东党史资料与研究》1986年第1期,第62页。

③⑧{15}叶飞:《叶飞回忆录》,出版社1988年版,第30、31、34页。

④{16}叶飞:《关于〈闽东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及其斗争情况〉专题第三稿的几点意见》,中共宁德地委党史研究室、宁德地区中共党史研究会编《闽东党史资料与研究》1986年第1期,第25、30页。

⑤范式人:《关于〈闽东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及其斗争情况〉(第三稿)的几点修改意见》,中共宁德地委党史研究室、宁德地区中共党史研究会编《闽东党史资料与研究》1986年第1期,第40页。

⑥陈挺:《忆詹如柏》,福建人民出版社编《风展红旗》第5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4-35页。

⑨⑩{13}曾志:《一个革命幸存者的回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63、168、204页。

{11}{12}{14}范式人:《在和赖金彪同志相处的日子里》,福建人民出版社编《风展红旗》第5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4、55、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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