滨海新区反超浦东

国家发改委的数据表明：2009年底，滨海新区GDP总量3800亿元，浦东为4000亿元，浦东领先200亿；2010年上半年，滨海新区GDP实现 2231.28亿，浦东新区2226.63亿元；三季度末，滨海GDP实现3550亿元，浦东3300亿元，滨海反超浦东200亿以上。

至此，滨海新区“修成正果”，与浦东一起成为拉动中国沿海经济的重要引擎。

不过，滨海新区与浦东新区的出身完全不同，它是地方政府创新的一个杰出案例。浦东开发是中央政府在1990年宣布并启动的国家战略，而滨海新区则完全是天津自我命名、自主建设、自我发展，在中央的历次区域政策调整中一直被忽略、被遗忘。

1994年3月，天津市人大十二届二次会议通过决议，决定“用十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建成滨海新区”，培育中国北方最有增长力的经济重心。这个新区聚集了中国对外开放所实验的各类区域，包括开发区、保税区、天津港三个功能区，塘沽区、汉沽区、大港区三个行政区，以及海河下游工业区，面积2270平方公里，拥有海岸线153公里。

滨海新区沿用了中国开发区在借鉴蛇口模式后走的另一条道路―由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府特别授权，组成工委与管委会，代表市政府行使权力。

天津当局一直希望滨海新区成为中国北方高度开放的标志性区域，形成与上海浦东新区南北呼应的格局。但是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天津的宏图大志都被外人视为轻佻的游戏。

在中国，中央和地方的互动关系一直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驱动力，中央政府的优惠政策为地方政府提供机会，而地方政府的响应能力决定着区域发展的水平。但“自费闹革命”的天津一直在等待着中央政府的响应、追认，希望中央政府尽快为滨海新区“正名”，使其成为一个部级特区，并纳入国家区域总体发展规划。

他们认为，应该由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制订相关条例，以法律形式明确滨海新区体制的合法性，以争取法律上的生存地位以及未来的发言权。

连续很多年的全国“两会”期间，来自天津的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都会分别提出议案与提案，建议国务院批准天津市滨海新区的整体发展规划，授权天津市政府组织实施。此举用意很明显，一旦滨海新区发展规划得到批准并纳入到全国区域发展总体规划，也就等于承认了滨海新区作为一个国家特殊经济区的存在。

天津的努力无处不在。比如，当“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的有关政策出台时，天津方面认为，天津也是老工业基地，滨海新区经济结构更是以第二产业为主，增值税、所得税比重很高，新区留用比例较低。他们请求国务院以滨海新区2002年上届中央财政的税收为基数，新增部分留在新区，授权天津市政府统筹使用。

滨海新区的有关人士说：我们是在夹缝中发展起来的，是从最基层一步步干起来的，我们一直是避着风头走，你过去了我上一步，这才是我们发展起来的诀窍。但是对于未来，他们反复强调，滨海新区的发展一定要获得党中央、国务院的支持―国家的招牌是一笔含金量很高的无形资产，如果没有国家的认可与定位，滨海新区大概要比浦东和深圳多付出几倍的努力。

有时候，他们也很激烈地发问：说到底，滨海新区只是在要一个发展权；它发展起来了，只是要一个认可；承认它，有什么风险吗？

2006年4月2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滨海新区开发开放。2008年3月13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天津滨海新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的批复》，原则同意这一方案。天津滨海新区发展改革、开发开放终于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值得关注的是，滨海新区长期坚持的开发区“准政府”管理体制，也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2009年底、2010年初，滨海新区内敛到体制当中，成为一级政府。

应该说，“准政府”体制有其不可替代的合理性，即便是浦东新区，如果没有8年的“准政府”过渡―只设10个部门，编制800人―也很难更加专注地改革与发展。但是“准政府”回归到“真政府”当中去，早已是大势所趋。比如青岛参照浦东模式，早在1993年就将开发区与黄岛区合并，建立黄岛新经济区，开发区与黄岛区的党政机构合署办公，一套人马挂两块牌子。

滨海新区与浦东出身虽然不同，但终究殊途同归，令人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