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的挚友

时间:2022-10-15 04:34:20

科学家的挚友

2007年8月7日上午,北京下起瓢泼大雨。在北郊宾馆的会议室里,科技日报举行的纪念邓小平主持召开的科教座谈会30周年的会议上,人们激动地回忆起30年前那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座谈会时,曾多次提到国务院原副总理、国家科委和中国科学院负责人方毅同志。参加会议的有当年为邓小平同志起草全国科学大会讲话稿的秀才们,也有方毅同志当年的秘书。我作为报道那次座谈会的记者,也在被邀请之列。

窗外的雨越下越大,窗内,人们热烈的话语,压过雨声,穿越时空隧道,仿佛又回到了30年前那个难忘的夏天……

我和方毅同志在刚刚粉碎“”之后相识。

唐山大地震的梦魇即将结束的时候,我还在北京三里河国家地震局临时搭起的抗震棚里忙碌着:参加震情会商会,不停地给新华社用电话传送内参稿。

一天,我正在三里河河边的抗震棚里工作,忽然走进来一位身材瘦小、精神矍铄的中年人。

“这位是方毅同志,今天他特地来看看你。”陪同方毅同志一起走进来的秘书郭日方同志介绍说。

“噢,方毅同志,请坐。”这意外的来访,使我有些惶恐。

我和未来的国务委员、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兼院长方毅同志(郭沫若院长去世以后)就这样相识了。他在那次微服私访中,仔细询问了我多年采访中国科学院了解到的情况,尤其是“”当权时,领导成员们的表现。我就自己知道的情况,认真、如实地向他做了汇报。

从这以后,方毅同志时常约见我,他的一次次微服私访,我至今记忆犹新。

一天,他同我谈了自己的经历。他说,解放战争期间,他在新四军负责后勤工作,由同志直接领导。

“淮海战役时,我负责打扫战场。有一次,同志对我说,你要千方百计地做好后勤工作,不然,你――提头来见!”方毅同志笑着说。来中国科学院工作之前,他负责对外经济贸易部的工作,曾多次去非洲,当时正在修建坦赞铁路,是由中国援建的。

“‘’中,有一次,一名‘’的干将与我同行,此人不学无术,一路上哼着小调:二月里来,好春光……他见我用英语同外国人交谈,竟说:你跟他谈什么?你是不是里通外国啊?!弄得我真是啼笑皆非!”方毅同志笑着对我说。

方毅同志在担任中国科学院的负责人期间,经历了全国科学大会,以及改革开放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他虽然身体欠佳(患有糖尿病),但却是兢兢业业地、出色地完成了全国科学界的繁重的领导工作。工作中,他一丝不苟,认真负责,更难能可贵的是,他热情支持新闻宣传工作。他处理的几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全国科学大会期间,方毅同志作为中国科学界的负责人工作十分繁忙,尽管如此,他对宣传工作还是给予了大力的支持。他亲自审阅了大会的开幕新闻。开幕那天,方毅亲自带我采访了邓小平同志。这之前,在著名的“八・八座谈会”上,有一个多星期的时间,我虽然天天见到邓小平同志,座谈会闭幕时,我还当场把邓小平的讲话写成新闻稿,请他审阅,但时间较短。那天,在人民大会堂的西大厅,方毅同志带我去见邓小平同志时,他迈着急促的步伐在前面走,我忙不迭地在后面追,见到邓小平同志时,方毅同志从我手中拿过邓小平同志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时的讲话摘要稿,说:“邓副主席,这位是新华社的小顾同志,她请你审稿……”

方毅同志随即抖擞起精神,大声地朗读起来。两位领导同志面对面地站着,直到方毅同志一口气把我带去的邓小平在开幕式上的讲话摘要稿(数千字)读完。

“我看,可以吧。”最后,邓小平说。

作为一名科技记者,我目睹并报道了全国科学大会的全过程。

改革开放也使得我们记者有了著书立说的机会,在撰写了《华罗庚传》之后,我又写了《炎黄之光》一书。这本书的出版,也得到了方毅同志的热情支持,他在百忙中,亲自为该书题写书名并作序。

1979年,方毅同志跟随邓小平同志去美国访问。他代表中国科学技术委员会与美国能源部,签订了中美高能物理合作协议。其中最重要的内容是:美国的科研机构、各大加速器中心,将帮助中国建造中国第一台高能加速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

这台耗资以亿元人民币计的大型科研设备的建成和运转成功,凝聚着国家领导人、邓小平,也包括方毅,以及几代科学家的智慧和心血。可以说,它是几代科学家梦寐以求的产物。回忆在它诞生前后的采访,至今我仍十分兴奋。

那是1978年春季的一天,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的几位年轻人,忽然来到我所在的北京三里河国家地震局临时搭起的抗震棚里。说明来意后,他们交给我一封由著名物理学家张文裕等18位科学家写给党中央的信件。在信中,张文裕等人叙述了世界各国高能物理以及高能加速器发展的历史和现状,他们非常殷切地希望党中央能够关注这门尖端科学,积极筹集资金,调集人力、物力,尽快建造起中国的高能加速器。在这之前,我对高能物理这门科学虽然知之甚少,但是,作为一个国家通讯社的记者,我认为我有责任反映科学家们的呼声和要求,尽自己微薄的力量帮助他们,何况,这是关系到提高国家科学技术水平的大事呢,因此,我毫不犹豫地把科学家们的信件转交给了新华社的领导,他们很快便送给了当时的党中央负责人,在这之后,我又采写稿件通过内部舆论,帮助高能物理研究所要回了他们现在北京西郊玉泉路的所址(“”期间被部队占用)。从此以后,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我和高能物理学领域里的科学家们成了好朋友。就这样,我从抗震棚里走出来之后,又成了高能物理学家们的座上客。

进入中国高能物理领域采访之后,人们对我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华裔科学家中,有3位都在高能物理领域,他们是:杨振宁、李政道和丁肇中。

当时,我虽然还未直接接触并采访上述3位著名华裔物理学家,但我想,他们既然在这个领域里做出了获得诺贝尔奖的成就,他们的人生经历和业绩,一定非同一般,作为采访这个领域里的记者,我有责任把这些明星般的人物的成长道路和成就,介绍给读者,尤其是介绍给年轻人,使他们从中汲取奋发向上的力量。

1979年春天来临。这是“”后迎来的第二个春天,人们欢呼科学的春天来了,北京地区各个研究所里一片繁荣景象。为了报道这种新气象,我曾多次在晚上去中关村的各个研究所采访,所见所闻,果然生机勃勃。于是,我怀着一腔激情,采写了通讯“中关村的灯火”。

一天,我在中国科学院科技大学研究生院采访时,听这个研究所的负责人吴塘同志说,李政道教授正在北京科学会堂讲学,很轰动。他说,遗憾的是,国内的报刊对此并未宣传,《人民日报》也只在“送往迎来”的专栏里,登了一条几十个字的短新闻。

“李先生讲学很卖力气,早晨三四点钟就起床备课,嗓子讲哑了,也不休息,你能不能做些深入的采访,写些报道?”吴塘建议说。

过后,我把吴塘的上述要求向编辑部汇报以后,编辑部同意我去北京西郊的科学会堂采访。于是,在长达几个星期的时间里,我天天坐在听众席上,认真地听李政道讲课,课余时间便找些了解李政道的教授和科学家们座谈,在现场亲眼目睹了讲学的盛况。采访进行得差不多的时候,一天,我采访了李政道本人,不料他却把采访时间安排在他讲课的休息时间。那天下午,李政道显得很疲惫,他一面用沙哑的声音回答我的提问,一面往嘴里塞润喉片。

又经过几天的采访,我写了长篇通讯《李政道教授在中国讲台上》,新华社对国内外播发后,1979年5月18日,《人民日报》等国内外报刊在显著的位置刊出。有的海外华侨报纸在刊登时,还配发了评论。这篇通讯在海内外的华裔科学家中,也引起了很大重视。

一天,我在中国科学院采访时听说,著名物理学家丁肇中教授提出,他也要来中国讲学,听讲的范围可以和李政道一样。为此,方毅同志的秘书郭日方同志找到我谈了上述情况,他说,方毅同志建议我再采访丁肇中教授。

于是,在丁肇中来中国讲学的半个月以前,我又到中国科学院和高能物理研究所,找到了解丁肇中教授的科学家们进行采访,并找来1976年丁肇中获奖时的演讲稿《个人的回忆》,仔细地研读。当然,在这同时,我还请他在国内的同行给我做了科学普及工作。

不料,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时,却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中科院外事局的一位名叫苏凤林的处长,直接负责接待丁肇中,苏凤林处长断然拒绝了我的采访,理由是,丁来华讲学的时间短促,有许多活动,因此抽不出时间来。

那时,我年轻气盛,把完成采访任务看得高于一切,万般无奈之下,我把状告到了方毅同志那里,希望他能支持这次采访,尽快安排我与丁肇中见面。

方毅同志二话没说,当即严肃地批评了苏凤林。他对苏凤林说:“我们的高能加速器建成后,需要大批训练有素的物理人才,我们需要丁肇中教授的支持与帮助,你为什么不让记者采访他?”

就这样,在方毅同志的直接过问和干预下,1979年秋天一个晴朗的午后,下午两点半钟,我在北京饭店的一个房间里,初次见到了丁肇中教授。

那天,丁肇中穿着一身黑色的西装,系着红色的领带,满头乌发,红光满面,英气勃勃,看上去不像43岁的人。见面后,他笑吟吟地和我握手问好。然后,坐下来仔细地听我的提问。在长达1个多小时的采访中,丁肇中用带有山东日照一带的乡音侃侃而谈,他从伽利略在比萨斜塔上丢下两个大小不同的物体,即那时的直线加速器谈起,到19世纪末X光的发现,即当时的高能物理研究,一直谈到20世纪30年代中子的发现,以及后来愈来愈多的新粒子的发现。

在这次采访中,丁肇中还对我谈了他20岁离开台湾到美国求学的经过。访问快要结束的时候,我请他谈谈自1975年以来4次访问中国的观感,他坦率地谈了自己的看法。

访问结束以后,我写了长篇通讯《丁肇中教授谈科学实验》。这篇通讯新华社对国内外播发后,1979年10月7日,《人民日报》在显著位置刊出。

这次采访中间虽然有过波折,但结果还是圆满的。也许是因为我的工作,使得当时国家科委和中国科学院的负责人比较满意,1980年年初的一天,当时的国家科委负责人赵东宛同志对我说,要我随中国高能物理代表团访问美国和欧洲的各大加速器中心,经请示,新华社当时的负责人穆青同志当即同意我跟随代表团出访。

代表团就要启程时,方毅同志接见了我们,他说:“你们出国以后,先到日本,然后飞越太平洋到达美国,再从美国飞越大西洋到达欧洲。这样,世界是个什么样子,就清楚了。”

就这样,1980年6月的一天,我作为代表团中唯一的女记者,访问了欧洲和美国的各大加速器中心。

在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前后,据方毅当时的秘书郭日方同志回忆,邓小平曾多次请方毅同志到家中商议制定恢复高考和科研工作的许多重大政策。在科学和教育界至今仍沿用的许多政策中,也凝聚着方毅同志的心血。方毅同志作为科技界的负责人,曾协助邓小平同志制定了一系列重大的科学和教育方面的政策,他忠于职守,不愧是科学家们的挚友和领路人。

如今,方毅同志已经作古,但是,作为科学家和记者的挚友,他的风范却永远地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

编校:张红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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