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时空角度论劳动权的性质

【摘 要】我国宪法规定，劳动既是公民的权利又是公民的义务。然而，其性质究竟为何，仍是法学界一个颇有争议的议题。劳动这一伴随人类产生、发展乃至如今达至鼎盛状态的活动，具有深刻的时空性。因此，劳动权定性备受争议的背后，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本文即从时空的角度，对劳动权的发展作一梳理，并尝试从中得出一个较为合理的结论。

【关键词】劳动权；时空性；权利；义务

一、劳动的产生：一种生存的“绝对义务”

劳动一般是指代人们在认识与改造世界的实践中所产生的有价值的人类运动，是人们维持生存并促成自身不断发展的独有手段。劳动是人类运动的一种特殊形式，何为特殊？即是指劳动在维持人类生存上的唯一性。不劳动意味着无法获得生存必需的物资，意味着死亡，这是古代特别是远古社会资源极度匮乏时期的一条黄金法则。而后来的奴隶社会以及封建社会时期，虽物质资源已大为丰富，然奴隶、农民与奴隶主、封建主间的关系，实为统治阶级将自己的劳动义务无保留地、绝对强制地转移到了被统治阶级身上。就这一点来说，劳动直到封建社会时期，仍旧是一种绝对的义务。所不同的是，在远古和奴隶社会时期，劳动更多地表现为一种“个人生存的绝对义务”，而在封建时代，劳动就带有一种“社会的绝对义务”的性质了。

二、劳动的发展：劳动权利的出现

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劳动力成为资本家争相抢夺的资源。为了限制资本家对工人的极度剥削与压榨，到18世纪中叶，陆续出现了一系列保障工人权利的“工厂法”。有关劳动的一些具体权利随之出现，如不得强迫劳动权、自由择业权、劳动环境与条件保障权、休息权等等。然而，真正触及到劳动这一行为活动本身，以就业权或工作权的形式出现的劳动权，产生于19世纪工业革命时期。由于此时工业技术的突飞猛进，大规模机械生产开始排斥人力，使得劳动力过剩，大量工人失业。如此一来，便出现一个颇有意味的现象：劳动恰恰因其“个人维持生存的绝对义务”这一原始属性，成为了工人要求国家给予保障的“生存权利”。1848年，法国颁布《为全体市民提供劳动机会的宣言》，承认劳动者享有劳动权。“劳动权、劳动受益权、生存权是造成新一代人权群――经济基本权的基础” i。

三、劳动的现状：宪法中的应有地位和权利性质

1919年，德国《魏玛宪法》将劳动权入宪，规定其人民享有从事经济劳动的机会以维持生计。此后，劳动权陆续被各国纳入宪法，成为一项宪法性权利。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在其第23条明确规定：“人人有权工作、自由选择职业、享受公正和合适的工作条件并享受免于失业的保障。”这样，劳动权作为复合型权利，成为为国际人权法所承认并保护的基本人权。我国宪法将劳动规定为既是权利又是义务，有其相关的历史背景。鉴于当时落后的社会经济条件的限制，加上希望将“人民主人翁地位”与“劳动人民最光荣”在宪法中予以凸显这一基本思路的影响，立法者在承认劳动的权利属性的同时，宣示性地将其规定为一项公民基本义务。

然而，权利就是权利，对同一个法律主体，一项权利若同时又是其义务，是在法律上混淆了权利主体与义务主体的关系，亦会产生不可避免的严重的逻辑错误。另外，从上述时空轨迹可以看出，劳动自身所带有的“义务”属性，是相对于个人维持其基本生活而言。也就是说，当其可以依靠其他方式维持生活，如占有生产资料，此时劳动就不再是必为的义务，而是可选择的。当劳动成为一项义务，则国家利用其权力强迫公民劳动将成为经宪法确认的合法行为。如此一来，社会将再次回归到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时期，实为历史的一种严重倒退。即便是宣示性地在宪法中规定劳动义务，也实有不妥。因该条款位于公民的基本权利与基本义务一章，意味着公民应当享有、国家必须保障以及公民必须履行、国家有权监督与制裁。将劳动作为宣示性义务规定在此，难免会让人产生“宪法不是法”的错误认识。同时，宪法作为“写满公民权利的纸”，将劳动权归为“绝对的”权利，也是合适且必要的。

四、结论

综上所述，“公民的劳动权从法规保障发展为宪法保障再上升为国际人权法的保护，是人类社会的进步”ii。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转型，加之就业形势的严峻，维护和保障劳动者的劳动权，不仅成为社会正义的要求，更成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经济平稳发展的需要。总而言之，无论是从权利义务关系这一应然层面上去推导公民劳动权的性质，还是从就业权保障对当下社会所具有的重要意义这一实然性角度出发，世界各国宪法的立法实践，都倾向于将劳动作为公民的一项权利进行立法。因此，在宪法中对劳动的权利属性予以明确，修正其既是权利又是义务的矛盾表述，是我国立法的合理选择。

注释：

i 原话出自1886年奥地利法学家安东？门格尔所著的《全部劳动权史论》，转引自徐秀义，韩大元.现代宪法学基本原理[M].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1：319.

ii 李炳安.公民劳动权的立宪思考[J].河北法学，200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