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青铜时代》中“狂欢化”的小说语言

狂欢节式的庆贺、仪式、形式等在文学体裁中的转化和渗透，我们称之为狂欢化。前苏联著名的思想家和文论家巴赫金首次提出了这一命题，在他的两部代表作《拉伯雷的创作和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都对此命题进行了谈论。在巴赫金看来，要对拉伯雷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本质特征进行理解和把握，就必须从狂欢化角度出发，从民间诙谐文化的视角切入。另外在其研究长篇小说话语的散论中，对长篇小说话语的发端，他从狂欢化的角度进行了探讨。王小波的作品语言风格荒谬夸张、怪诞幽默，十分符合巴赫金狂欢化的特点。王小波的作品通过对比喻、夸张等修辞手法的巧妙使用，赋予了现实生活中那些阴暗无趣的事物以狂欢化的风格特点，从而变得精辟有趣；当读者阅读作品时，会产生一种如身临盛大狂欢节的感受，而这种身临其境的感受让读者能够更好地理解作者的思想精神。

一、将夸张和荒诞推向极致

《太平广记》中的唐人故事是《青铜时代》中三篇历史小说的故事蓝本。通过对想象、联想等艺术加工，王小波将原本奇幻玄妙的唐传奇进一步发展，让人如有亲临大唐盛世之感，能够阅尽万千奇幻的人事风情。《红拂夜奔》以陌生化的叙述，使人叹为观止。作者从远古展开思绪，叙述极其夸张和荒诞，以致很多时候给人以一种“瞎掰”的感觉，但又情不自禁的被其吸引。这部书的故事贵在“有趣”，不强调故事的历史真实性，其写法风格独特，不同于以往的历史类小说，其写作手法是无拘无束、天马行空式的，这不仅是一种简单的现代意义上的表象式的戏仿和幽默等修辞手段的运用，而是作者通达自由的心性和凌空虚蹈的精神的充分展现。

《万寿寺》中的薛嵩在王小波心中其实是唐・吉诃德式的人物，同样是浪漫而落魄的骑士，他离开长安，来到湘西，并在这里建立了自己的“乌托邦”，即凤凰寨。《红线盗盒》还有故事情节的支撑，而《万寿寺》虽然来源于《红线盗盒》，但是情节极为漫漶和稀薄。薛嵩来自慵懒的晚唐，成为了一个充满狂热的骑士，他来到凤凰寨这个充满野性和原始气息的地方，他希望在这里建立自己的独立王国，实现自己的欲望，包括创造的、领袖的和征服的欲望。如同唐・吉诃德一样，他是落魄的、令人发笑的，但充满了崇高。这种重写历史人物，特别是有意调侃、心怀壮志的英雄的做法，让我们很容易联想到鲁迅的历史小说《故事新编》，二者存在很多相同之处，包括意义指向和书写策略方面。对于英雄智者，鲁迅用“油滑”的笔调展现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尴尬境遇；对于被压抑的人性之趣，王小波则采用了幽默的笔调进行了开发。但跟鲁迅不同的是，王小波刻画的人物更为自由不羁、无拘无束。薛嵩、红线、李靖、虬髯公、红拂、王仙客等这些人物，不论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中，都渴望不断创造，都有着人道需求。他们崇尚自由，个性自我，有自我的价值取向：李靖聪慧机巧，无人能比，有多种发明，不仅设计出风力、水利设施，而且证明了费尔马定理；王仙客不顾所有人的否定，凭着记忆执著地寻找自己的表妹；红线身手敏捷，快言快语，为人质朴。作品的乐趣源自人物个性的鲜明。如果我们去深究故事背后的深意就颇费精神，但如果只是进行表象的阅读，我们就会进入到存在于这些怪诞而精彩的文字之中的奇特而超凡的想象中去，感受成人童话的轻松愉悦。

二、辱骂与双声讽拟

狂欢化语言的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辱骂，而这种狂欢化辱骂的特点是正反同体性。正反同体性是指在一句话中包含褒贬的双层意义，即骂中带夸，夸中有骂，辱骂和赞美之间的界限并不分明。这是一种诙谐的语言形式，在拉伯雷的作品中，多出现在诸如狂欢节、婚礼、宴席、葬礼等这些群众性的聚会场面中，在亲朋、同伙之间被广泛使用。而在作品《青铜时代》中，这种语言形式等多在夫妻或情人之间以打情骂俏的形式出现；或者在同事、上下级之间以调侃戏谑式的方式出现；再或者在某些逃生或将死的公共场合以特定国骂的形式出现。比如在作品《万寿寺》中，受雇于牢的杀手们成功地将小抓住了，当杀手在思考选择什么时间和方式杀死她的时候，愤恨的小几次吐出国骂；当李靖和红拂逃脱朝廷派遣的差役的围追堵截后，喊出国骂，这声音响彻夜幕；在临死之时，鱼玄机这样一个长安名妓对着观赏死刑的众人喊出一句国骂，算作临终遗言。诸如此类的情境中，多次出现国骂，而国骂的对象是谁？是茫茫的苍天，还是冥冥的命运呢？这里既包含着兴奋与激动，也体现着虽死犹生的生命力，更代表着一种生死相合的意蕴。

细细想来，这句国骂也不乏狂欢化语言的意味。这句国骂，千百年来在市井百姓的口中常常出现，在情侣、夫妻、兄弟、朋友甚至父母与子女之间多有使用。这种骂大多数情况下不是出于仇恨，而是为了开玩笑取乐或者以骂带夸，这种骂所体现的是一种平等和亲近。例如球迷们以这种国骂大骂自己所喜欢的球员时，并非是为了泄恨，而是因为对其饱含厚望却不得实现的遗憾，或者说是对其失利的一种怨愤，骂中有对球员的喜欢和亲近。球场就像狂欢节广场一样，在这里不分尊卑贵贱，没有身份地位和职业的差别，大家同喜同悲，同心同德。“国骂”的确与狂欢化的语言风格有着相同之处，是一种正同体的语言形态。

在这部作品中，还存在着双声讽拟这样一个狂欢化的语言表达方式。这一点是巴赫金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发掘出来的。巴赫金这样说过：“当我们将别人的话吸收到自己的语言中后，就会产生一种新的对于事物的理解和评价，而这就是双声语，这是两个不同关系的相互关系。生活中使用的语言，都包含着他人的话语。有时，我们完全将他人的话融入到自己的语言中，而忘记是谁说的；有时，我们把那些认为有权威性的话语拿来补充自己的话语；有时，我们还会将别人的话语附加上我们自己的意思，不论是出于友好还是敌对的意图。”而这最后一种就是讽拟体双声语。讽拟体是指对他人的思维方式、说话方式的格调进行讽刺性的模仿。

在《青铜时代》中，一种异己的话语，即他人的话语是存在于人物话语中的，这种他人的话语并不是以引用的方式出现的，而是通过质疑、愤慨、讥讽、揶揄等这些有所侧重的语气表述出来的，目的是表达相反的意向。在这部小说中，有多处讽拟体双声语的运用。依照巴赫金的说法，双声讽拟可以分为暗辩式和辩白体两类。前者是指在对某一对象进行称述、描述和表现时，虽然是在一个人说话，却像有其他人的参与一样，两个人的交谈很激烈。例如在《红拂夜奔》中，对于和副系主任闹纠纷的事情，王二这样谈论：“如今想起来，这件事不能够责怪他，更不能够责怪我，这主要是思维方式惹的祸……”而后者是指在看似进行自我责备的话语中蕴藏着自我辩护。在作品中也不乏这种形式的双声语。例如《万寿寺》中，王二的论文题目总是会被领导否定掉，每次他都会责怪自己，但是又感到莫名其妙。事实上这里的“莫名其妙”是对自我辩解的体现。

三、粗俗性与幽默性共存

王小波的语言特点鲜明，具有粗俗性就是其中一点。粗口脏话在其作品中俯拾皆是。另外还存在着大量日常化的口语。这些语言的使用让人感到极为亲切，能够让读者更加亲近作者的精神世界，深入认识其个性特点，对其作品的主旨意图能够更好地理解。王小波作品还具有幽默性，而这通过他的黑色幽默和反讽戏谑的方式很好地表现出来了。例如作品中这样写道：“马上我就要逃进山去，可是陈清扬不肯跟我走。他还说，他无疑是当地斗过的破鞋里最漂亮的一个。斗他的时候，周围好几个队的人都去看，这让他觉得无比自豪。”在这段幽默性的文字中，作家对“”时期盛行的批斗之风进行了描述，并表现出作者的嘲笑和鄙视。诙谐幽默在王小波的创作中一直是一种固定不变的美学标准，在他的作品中，经常会出现那些通过讽刺和戏谑的手法来展现的充满诙谐幽默的人物对话和故事情节。在《红拂夜奔〈序〉》中，王小波这样写道：“任何一本书都应该是有趣的。对一些书而言，有趣是其存在的原因；对另一些书而言，有趣是其应实现的目标。”

王小波文学创作的故事来源和人物原型都是来自于亲身经历，比如下乡的知识青年，在某个学校工作或学习的工程师等，作品的时代背景和作者所生活的时代也相互重合。在他的作品中，他所展现的现实是这样一种情况：“我看到一个无智的世界，但是智慧在混沌中存在；我看到一个无性的世界，但是在混沌中存在；我看到一个无趣的世界，但是有趣在混纯中存在。”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哲学家罗素对于王小波的影响颇深。王小波崇尚科学与理性，主张人应当不断超越现实生活，不断追寻；主张人应当不断思考，热爱智慧，追求思维方式的多元化，让生活充满的乐趣。王小波的作品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喜爱，并对众多青年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的大学生，至今他们对王小波的文字仍抱有钟爱之情，常常拿来展现自己的个性特色。

四、结 语

特定时代的影响，东西方的生活和求学经历，让王小波具有了独特的品格，富有了自由人文精神。他的作品中始终都体现着他所特有的幽默诙谐，而这正是对他的生活态度和生命态度的充分展现。在作品中，反讽手法的使用使语言呈现出诙谐幽默的特点，这也正是作品的独特所在。他能够很好地通过独特的表现手段来表现个体的个性特色，形成了鲜明的作品风格，与其他作家有着明显的区别。事实上，王小波的作品能够对大批读者产生巨大的吸引正在于他作品语言的幽默诙谐，而调侃与戏谑是这种幽默的主要表现方式。另外，狂欢化特色在他的作品中也得到了良好的体现。

[参考文献]

[1] 王小波.王小波全集[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15-79.

[2] 凤卓.王小波杂文话语的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0.

[作者简介]

华亮（1980― ），男，吉林双辽人，本科，廊坊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语言文字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