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伟,从通讯兵到检察长

见到北京市延庆县检察院检察长王伟，是在七月的一个午后。这位曾多次荣立一等功、二等功和获得“全国十佳公诉人”、“中国十大杰出青年卫士”诸多称号的优秀检察官，很安静地坐在办公桌前，眉宇之间闪动着一股英气。

从通讯兵到独立办案的助检员

1981年隆冬时节。一列满载着新兵的列车撕破北国凛冽的寒风，呼啸着驶出古老的北京城。王伟坐在车窗边，望着被抛在身后越来越远的故乡，心中感慨万端。这个17岁的城市少年，带着他懵懂的向往，踏上了山西省平源县的土地。

军营磨炼了王伟。

一年的新兵生活结束后，王伟被派到了通讯技术连，开始了艰难的自学历程……功夫不负有心人，春去秋来，在每年秋季举行的全连技术等级核定中，王伟脱颖而出，被评为2级技术能手。

王伟深切地意识到：只要用心去做每一件事，人的潜力就能得到极大的发掘。从此“用心做事”、“不做则已，要做就做好”成了王伟的人生信条。

三年的军旅生涯在不懈的努力与拼搏中飞快的逝去了，带着经受磨炼后的成熟和刚毅，王伟回到了北京。

在经过几个月度日如年的等待之后，他接到了去检察院的通知。那时， “检察院” 对他而言只是个抽象的名词。

在一个曙光初露的清晨，穿戴一新的王伟意气风发地走进了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的大门。接待他的是一名和善的长者，四十开外。一身豆绿色的检察服，让穿惯了橄榄绿的王伟，觉得无比亲切。简短的谈话和考核之后，王伟被分配到了部门，原因是他写字的速度较快。“好好干，小伙子，我不会看错人的！”听着长者的鼓励，王伟充满了信心。

然而实现从一名军人到一位检察工作者的角色转换，比王伟想象的要难得多。本以为自己的记录水平较高，可第一次做书记员就大败而归，手忙脚乱不说，记下的话大都残缺不全，嫌疑人还指出了不少错误，笔录纸上涂涂改改，更正的红指印密密麻麻，惨不忍睹。看着自己的“杰作”，王伟脸烧得发烫。带他的师傅告诉他：“不要急，刚来的都这样，你这还算不错”。但王伟不能不着急，他又使出了“要干就干好”的倔劲，开始训练自己的记录能力。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的兜里总是装着一个小本和一支笔，不管是看电视、看电影、听收音机还是与人聊天，他都掏出笔和本来划拉，久而久之，就形成了条件反射，一听见别人讲话，手就痒痒，就想拿笔记录下来。

正是在这样的努力之下，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王伟的书记员业务在处里就出类拔萃。从那以后，处里只要来了新人，王伟就义不容辞的担负起了指导老师的角色，毫无保留地向他们传授自己做书记员的经验和心得。

用王伟的话讲，在来检察院工作之前，自己差不多就是个法盲，对法律的了解少之又少。他感到自己极需充电，经过努力，他考取了政法大学法律函授大专，从此，繁重的工作和学习任务一并压在了他的身上。他给自己制定了严格的学习计划。整整三年的时间，爱热闹的他没参加过一次同学、战友的聚会、没看过一场电影、没逛过一次街。疲惫而坚强地走过一千多个晨昏，王伟终于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了，拿到毕业证书的时候，他却没有太多的兴奋，因为他觉得自己在三年中所学到的全面系统的法律知识远比手中这张纸重要。期间，他还顺利通过了助理检察员的考试。

进了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处的案子都不是小案子，助理检察员很少有独立办案的机会，但王伟却行。处里的领导看准了他严谨细心的工作风格，看准了他从不言败的处事精神，放心地把案子交给他独立办理。

张思卿下军令：只能成功！

记得自己刚上大专的第一堂课上，老师讲道：“法，刑也，平之如水，从水，所以不触不直者去之，从去。”从此，这句话便深深地烙在了王伟的心里。

从事工作以来，王伟共办理了100余起重大、特大案件，他在办案中不断摸索、不断感悟、不断学习、不断总结、不断积累，久而久之，他扎实的法律功底、独到的思维方式、丝丝入扣的分析、逻辑严密的推理、无懈可击的论辩，形成了自己独有的公诉风格。对于公诉工作，王伟近乎苛求般的追求尽善尽美，回忆起每次办案的感受，他总认为：公诉工作其实是一种遗憾的艺术。的确，工作对王伟而言已不是单纯意义上的法律操作，这位共和国的公诉人是在把每一次公诉工作都当做一件艺术品来精雕细琢，然而追求完美的历程总是有着太多的坎坷、曲折，每一个完美都饱含着他心血的凝结，每一次追求都激荡着情与法的冲突。

1994年他接手了原国家科委主任受贿案。此案当时受到了多方关注，时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张思卿同志亲自把办案组的同志请到高检商讨案情，并给专案组下了军令：“针锋相对，寸土必争，只能成功，不许失败。”从高检回来后，王伟住进了办公室，每天钻在案卷里，清理线索、熟悉案情、固定证据、准备论辩，材料写了两三寸厚，整整三个星期的时间，每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累了、倦了就靠酽茶和烟来支撑，三个星期就抽掉了四条烟。开庭那天高检派人来旁听，对王伟的表现十分满意，王伟还没来得及高兴，只觉得浑身上下的筋骨都被人抽走了一般，一点精神都提不起来，回到家里就高烧不退，庆功酒还没喝，却被送进了医院，诊断为胆红素高，需要休养。医院给他开了一个月的病假，可他在家呆了不到十天就回单位上班了。

公诉、李平案背后的故事

2000年4月，轰动一时的、李平受贿案的案卷摆上了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专案组的案头，王伟在其中又承担了主公诉人的角色。该案案情较复杂，光案卷就有70多本，证据上千条，而且的认罪态度反反复复，给案件的审查增添了不少的阻力。为了取得良好的庭审效果，高检指示：庭审时必须有证人出庭作证。本着证人必须能够证明主要犯罪事实，所提出的证词必须有力的原则，专案组在几百个证人中进行筛选，最终选定了曾向行贿4000余万元的原广西银兴公司经理周坤，及能够证实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广西移民办干部秦逸民。由于的特殊身份，证人都有着巨大的心理压力，想要他们出庭作证还需要一个艰难的说服过程，于是做通周坤思想工作的任务落到了王伟身上。王伟风尘仆仆赶到广州，当日就找到了周坤，首次接触，周坤的态度十分强硬，称其到家里是给李平送钱，否认自己向行贿。鉴于对方的态度，王伟冷静地调换了话题，与周坤轻松地聊起别的事情，醉翁之意不在酒，在经过长时间的交谈后，王伟敏锐地捕捉到了周坤的顾虑所在及其心理弱势。回到北京后，他向领导汇报了情况并制定了详细的“攻心”方案，几天后他再次南下，开始了对周坤刚柔兼济的说服教育，此次出击大获全胜，周坤完全转变了态度，对自己的行为有了正确的认识，表示愿意出庭作证，并再三向王伟鞠躬表示感谢。开庭时周坤在法庭上的陈述，为案件事实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明力，取得了预期的效果。

在开庭审判期间，的认罪态度急转而下，在法庭上对从前在实质性问题上所作的供述进行了全盘否定，并称同案犯李平的证言为“一派胡言、胡说八道”。辩护人则以成、李二人未形成婚姻关系为由，否认二人具有共犯预谋与主观故意。对此，王伟从容应变，立刻对其进行了有理有据的辩驳：“一、与李平是有犯罪故意的，、李平、周宁邦的供证已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条……二、与李平有犯罪预谋……三、与李平的故意犯罪存在明确的分工：李平找项目、收取好处费，并将对方要求告知，予以办理；四、李平收钱还是收钱并不影响共同犯罪的故意……”他一针见血的辩驳得到了法庭的充分认可。

对的庭审顺利的结束了，王伟还没来得及有一点轻松的感觉，却遭遇了让他心如刀绞的剧痛：他4岁的儿子在游泳时不幸夭折。噩耗传来，王伟无异于遭受了晴天霹雳，五脏六腑都被掏空了一般，顶受着彻骨的剧痛，他恍恍惚惚地处理完儿子的后事，还没有好好地安慰一下悲痛欲绝的妻子，第二天，又按时回到了单位，因为，李平的案子将于3天后开庭，他依然要以公诉人的身份出现在法庭上，这也是他无法割舍的牵挂。领导怕他支持不住，准备安排别的同志出庭，王伟坚决拒绝：“案子我最熟悉，我自己去！”在对检察事业的强烈责任感的支撑下，他貌似平静地依旧与往常一样和大家探讨案情、整理证据、准备法律文书……他克服常人难以忍受的痛楚，一如既往地出色完成了出庭公诉的任务。

庭审结束那天，独自回到办公室里，王伟从贴身的衬衣胸袋里掏出带着自己体温的儿子的照片，望着儿子天真烂漫的笑容，许多天来被自己拼命抑制的悲痛，开始在内心深处翻腾，开始噬咬他的每一根神经，他似乎清晰地听见儿子无邪的笑声在耳边回响、他似乎看见儿子正叫着“爸爸”向自己快乐地奔跑……泪水无法抑制的放肆奔涌，这位铁骨铮铮的男儿把头埋进堆积入山的案卷中，失声痛哭。

要想挣钱就别在检察院呆着

法庭上的王伟无时无刻不显露着一股势不可当、咄咄逼人的锐气，但生活中的他却有如飘浮于远天的一朵云彩，从容、恬淡、执著。

对于家庭和妻子，他心中充满了愧疚，十多年来他对家的照顾实在微不足道，好在妻子也是个活得很淡然的人，面对自己心爱的丈夫和他所钟爱的事业，她从不会有太多的要求，她从未抱怨过丈夫的忙碌、贫寒。刚结婚的时候，两人连房子都没有，生活很清贫。朋友看不过去，自告奋勇给王伟在中国人民银行联系了一份工作，让他写份简历。他征求妻子的意见，妻子让他自己选择。躺在床上他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为人夫的堂堂男子，何尝不想让妻子过得轻松些？这些年来，自己工作忙，家里家外全靠妻子操持，孩子长这么大，自己带过几回，掰着指头都能数出；父母身体不适了，全是妻子风里来雨里去的照顾……妻子一天天的操劳，王伟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可日复一日的工作已渐渐渗入了自己的生活，让他无法割舍。“离开检察院我还能干什么呢？离开工作我还能有什么价值呢？”怀着满心的歉疚，他深情地凝望着熟睡中憔悴的妻子……

“检察院不是挣钱的地方，要想挣钱就别在这里呆着。”从前王伟对自己讲这句话，如今已是北京市延庆县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的他对身边的每一位同志也这样讲。

与岁月一道迈动着稳健的步伐，王伟已从容走过了42个春去秋来。在检徽灼灼金光的映照下，生活中的一切遗憾、哀伤都黯然失色，只有青春的刚毅永在，壮丽的青春，永远无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