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良的移动照相馆

高考那年，由于油画系、雕塑系都不招生，马良只能考入设计系。上世纪90年代初，适逢商业文化大行其道，国内电影、戏剧领域青黄不接。1995年从上海大学工艺美术系毕业后，马良进入了广告业。

作为国内最早的一批广告人，马良因为美术功底好，从画脚本、道具图起步；再往后开始设计场景，逐渐把影片美术的活儿都揽了。广告生涯的10年里，马良磨炼了很多技艺，“我内心一片苍白，而且我也从来不以为耻，因为这些技艺以后让我可以独步江湖了。没有人跟你谈深刻的东西，所以你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

2002年，马良把公司交给两个伙伴，让他们看在“大哥”的面子上，继续发两年工资。马良当时心想，“管它成不成功，3年之后如果还是不行，大不了死皮赖脸再回到那个圈子讨口饭吃。”

创作初期，马良对摄影并无太多好感，仅仅是因为画笔画不出想要的效果。2004年，他才买了有生以来第一台相机，“一台很烂的数码相机”。直到今天，马良也不认为自己是一名传统意义上的摄影师，相机只是他众多画笔中的一根而已。

马良被公认的第一组摄影作品叫《我的马戏》：“纵然生命只是一场马戏，我们还是要活色生香地演下去。”摄影构图以居中为主，类似舞台的中央，小丑涂着红脸蛋，或是表演老虎钻火圈或是扔飞镖、骑木马。这是马良当时内心真实的写照。“大家都觉得我精神不正常，有钱不去赚，有点像猴子演马戏。但是我既然站在这个舞台上，无论如何都要做下去。”

凭借旺盛的创作力，2005年，马良在摄影圈抛下另一枚炸弹――《不可饶恕的孩子》。这组作品里，一群头戴面具的模糊个体游荡在废弃的游乐场、烂尾楼和荒草地中。卷首是一段北岛的诗：“一生中/我多次撒谎/却始终诚实地遵守着/一个儿时的诺言/因此，那与孩子的心/不能相容的世界/再也没有饶恕过我。”

引发“移动照相馆”的因缘，马良说，一是出于自我生活状态中的感受，二是他的工作室要拆迁，三是老照片给他的启迪。

短短8年摄影生涯，马良已被迫3次搬迁。到了2011年初，他从物业处获悉，租期结束后将不再续约。依照新的规划，创意园将被拆除。“道具还在美术馆展览没法儿用，也不知道未来在哪儿落脚，在哪儿工作。”一念之间，马良决定趁还未拆迁，将这间陪伴自己4年多的工作室改为照相馆。

系列摄影《我的照相馆》是“移动照相馆”的雏形。“照相馆”的主角都是马良的朋友。作为十几年的老友，党辉在《我的照相馆》中扮演魔术师一角――身着精致礼服，口中念念有词，敞着略发福的肚皮表演人体悬浮；党辉6岁大的儿子则饰演一名掌舵水手，身穿海魂衫，系着红领巾，手牵着一位漂亮姐姐把船摇。这种古典仪式感与荒诞戏剧并置的景象，在马良给各地友人、陌生人拍摄的照片里俯拾即是。

2011年3月，《我的照相馆》组照完成，反响格外好。“网上有人说，你到北京搞一个吧。我当时就想，要是没有工作室，我就到北京租个小房子，开一间照相馆。”马良转念又想，中国那么多城市，干脆换种形式，把照相馆搬到卡车上，走一路，拍一路。

在马良收藏的老照片里，有张“一战”后拍摄的照片，描述了一位基督教的欧洲乡村牧师将轿车车顶拆掉，置入一个木头盒子，改装成一间移动弥撒室。“这样他可以开着那辆车到任何地方，把信仰传播出去，即便教堂被战争摧毁，也可以方便信徒忏悔。”马良为乡村牧师的拙朴与执着打动，“我也想做名正面能量的布道者”。

2011年5月底，马良通过个人微博了这一想法，他万万没有想到，微博在短短几天内被转发上千次，各地的网友纷纷报以支持，希望参与其中。

马良兴奋地找到老友党辉，希望他能与自己一同完成这项计划。党辉是土生土长的陕西汉子，1996年入行广告圈并结识马良。“这想法乍一听确实有点疯狂，但更让人兴奋。”当时党辉因为一笔投资打了水漂，也希望借这次难得的旅程缓一缓心绪。就这样，“移动照相馆”的灯光、搭景负责人有了。

马良最初打算，同党辉两人完成旅途，“我花钱买车付路费，再找两个年轻志愿者，志愿者我管吃管住，每个月给手机费，这样算下来肯定够。”他当时估算，三十万元就可走完这趟旅程。与此同时，马良远在兰州的前助手嘉瑞听说了这一计划，也希望加入团队。同党辉一样，嘉瑞除了被马良的诚意打动，也希望从日常生活里跳脱出来，权当是一次修行。

为确保纪录片高质量制作，马良又找到哥们儿小方和阿炜，两人皆是上海广告圈内精英。由小方任制作总监，阿炜负责纪录片拍摄工作，马良在杭州的另一位前助手扎西也加入团队，“移动照相馆”的6人团队正式确立。

接下来的近半年时间，马良开始了枯燥琐碎的前期准备。

他在一张巨大的木板上罗列出所需道具清单：卡车面包车各1辆、发电机、6套睡袋、医药箱、5套摄影灯具、包括斯坦尼康在内的2套数字摄影系统、约40套拍摄前后景、打印机、衣架及服装等。对于这种追求完美的事无巨细，马良笑称这是他处女座特征的集中暴发。

于是，在40岁这一年，像一次冒险，一次修行，也像对青春的告别，马良带着他的“移动照相馆”上路，以真诚的镜头温柔地对待世界；以“移动的生活”反映一种抵抗与留恋――我们不拒绝现代，而是让那些旧的、老的事物呈现出温情、朴素的感受。

这些乐趣与感动，贯穿于整个旅途中，具象为一个个细节。

成都站的一对夫妻，丈夫是仿古家具设计师，妻子是银行职员，两人之前都学设计，一直梦想的就是能在小树林里有片自己的田地，过一种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生活。在照片里，两人站在一座小草房旁，一起骑上一柄扫把，一前一后，像要飞起来一般，飞向向往的生活。

一个年轻的女孩带来了她的男朋友。男孩在一场交通意外中脸部受伤，几近毁容。女孩说希望男孩看到马良镜头里帅气的自己后能重拾自信。

“生活很不美好，但是艺术能够保护人们不要被残酷的现实击溃。我的照片不能改变他们的生活，但是能够温暖他们。”马良说。

北京一位设计师，拿来一张四五岁时的照片，他坐在地上，抱着妈妈的大腿，而妈妈正往前走。这次，他和妻子一起来，想要重现照片里的场景，他说小时候妈妈是他的支柱，而现在太太是他生命的新支柱，他就坐在地上抱着妻子的大腿，几乎一模一样的动作，顽皮而真诚。

在合肥站，马良听说很多人小时候都玩过当地公园里的大象滑梯，他便特地赶制了一个大象滑梯道具。一对貌不惊人的夫妻来拍结婚10周年纪念照，丈夫是本地电视台的纪录片导演，他穿着上世纪80年代的海魂衫，从移动照相馆的道具里选中一把吉他，在一旁调音。原本马良和助手们都以为只是摆摆样子。“他突然问我要不要弹，我说能弹就弹。”马良说，琴声一响，丈夫唱起几十年前的老情歌，他的爱人背着手风琴在一旁伴奏合唱。遇到丈夫忘词，妻子会去找词的感觉，再续下去。“整个现场一片寂静，所有人都被感动了。”

每到一个城市，马良都会带着助手们长跑健身。南通站的晚上，他们在跑步途中遇上一位安徽籍的耍猴卖艺人。马良想借小猴子做道具，便问他一天能赚多少钱。卖艺人说50元，马良给了他50元钱，让他第二天带着猴子也来拍照。卖艺人跟猴子合影后特别开心，告诉马良，农忙的时候他就是农民，猴子就像家里的宠物一样，他们每天给猴子吃得很好，冬天他们没事干，就带着猴子出来，猴子赚钱养活他们。这种生存关系让马良觉得特别美好。

这位多才多艺的艺术家相信照片是最好的礼物。“照片和时间有关。随着时间的流逝，照片会愈发珍贵。它留住了转眼即逝的瞬间，帮我们记住每个人生阶段，记住我们遇到的重要的人。”马良解释道。

这位国际上屡获大奖的知名摄影师的作品价格可以高达十几万元，但是他没要前来移动照相馆拍照的人一分钱。花费约一百万元的“移动照相馆”让他濒临破产，他还是连捐款也不收。

“我们需要彻底的、干净的浪漫主义。我希望证明我们能够不要回报地做一些事，仅因为我们关心并且信任对方。”马良解释道。

移动照相馆这个项目结束后将是一去不复返。马良并没有计划再做一次。

“这是一趟一辈子只有一次的旅程。我不确定将来自己是否还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再走一次，但我确定多年后人们看到我给他们拍的‘老照片’，将会想起我们的移动照相馆是如何走进他们的生活，用善意温暖他们。”马良说，“我认真地做了自己认为对的事情、可以让世界感知善意和温暖的事情，为这个信仰，我们付出了时间和热情，当然还有钱。很多人不理解，我也无所谓，但被拍摄的1200人，你们应该爱我。”

“我希望能够做真正有用的艺术，和普通人分享艺术能带来的安慰和快乐。”

摘编自《信息时报》、《南都周刊》、《中国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