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者金不换

近期到北京采访，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向记者透露，农村老人自杀现象日益严重，这一问题应该引起社会的高度关注和警醒。

这是一组令人震惊而痛心的数据：农村75-80岁的老年人自杀率高达101／10万，80岁以上更高达132／10万，分别比农村平均自杀率17／10万高4，9倍和6，8倍，也比同龄城镇老人高63％和67％。而且，在不少农村地区，老人自杀比例一直呈上升趋势。

是农村家庭结构和代际关系的变化，以及人们价值观念的改变对老年人自杀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为解疑惑，记者进行了调查采访。

动机各异

乏昧型自杀 重庆巫山县庙宇镇文昌村的粱老太虽然年过七十，但精神矍铄、耳聪目明。2000年老伴去世后，梁老太和大儿子一家一起过。5年前4个儿子都离家外出打工了，后来长大成人的几个孙子也去了外地打工，独居的梁老太只有和几头猪和十几只鸭子为伴，每天她都是数着日子过，盼着春节快点到来，因为只有过春节儿孙们才会回来，家里才会热闹。有时梁老太会不由自主地来到儿孙们回村必经的路边，一坐就是两三个钟头，后来思儿心切的梁老太还产生了幻觉，坐在家里不时会听到有人敲门，可欣喜地把门打开，门口却空空无人。今年春节过后，当儿孙们相继离开家、空荡荡的房间只剩下梁老太一人时，难耐的孤寂几乎令她窒息，感到活着没有意思的梁老太悄悄服毒自杀了。

乏味型自杀是指老年人觉得生活没有多大“意思”，到了一定年龄，或者老伴死了，或者动不了了，不能再到地里去挖挖锄锄，也不能打麻将、打牌了，身边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生病了没有人照料，饭还得自己动手做，衣服、裤子还得自己洗……当他们觉得生活没有“意思”了，就容易产生“与其苟活于世，还不如死了算了”的念头。许多老年人认为，人一到了七八十岁，就没有“意思”了，活着就像行尸走肉，等于死了一样，

利己型自杀

家住成都郊区的魏大爷开了个小卖部，衣食无忧，两个儿子都很孝顺，逢年过节都会给他一两千块钱。去年年初，魏大爷吃饭时总是打嗝，他以为是消化不好，便买了些消食的药吃，可病情仍不见好转，两三个月后，竞发展到吃什么吐什么，到医院一检查，医生告诉他是得了食道癌，本就吃不下东西的魏大爷因此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症状愈加严重，连喝口水都吐。饱受饥饿和病痛折磨的魏大爷丧失了生活的勇气，在家里自杀了。

利己型自杀主要表现为老年人因病痛而“背不住”、“扛不过”，为了彻底解除病痛的折磨而选择对自己有利的一种自杀行为，

无论是从自杀的后果还是自杀者的主观动机来看，利己型自杀的老人都是一方面考虑自己的病痛难以忍受，同时又怕增加子辈的负担。

绝望型自杀

山东曲阜南辛镇63岁的王大爷有一儿一女，王大爷平时话语不多，但勤劳能干。2008年儿子娶媳妇时，王大爷把积攒了大半辈子的钱都花光了，儿子娶媳妇本来是件高兴的事，可从此家里却失去了往日的和谐，儿媳经常对王大爷冷言冷语，有时甚至恶言辱骂。去年王大爷生了场大病，卧床半个月，儿媳不但不来照顾，而且连问都不问一句。想想儿子结婚生子后，儿子一家的开销自己全包了，可到头来却落得这样的下场，王大爷的心真是凉透了。病愈后他更加沉默寡言，整天愁眉不展、唉声叹气，还经常坐在儿子家门口的大石头上发呆。没多久，王大爷在自家房梁上上吊自杀了。

绝望型自杀不是老年人对生活绝望，它针对的对象是子女，是子女的行为在突破老人的心理底线后，老人作出的一种无奈选择，

“绝望”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老人遭遇儿子、儿媳断钱、断粮，陷入“绝对的贫网”状态，从而遭受身体上的折磨，老人心理上产生绝望，生活由此失去了支撑下去的力量。另一种情况的绝望是，老人在身强力壮的时候为子女付出太多，本希望得到子女的回报，无奈换回的是子女的不孝，这是期待与实际状况之间的落差导致的绝望。

利他型自杀 湖北京山农村68岁的李老太去年3月被检查出晚期胃癌，医生说要做手术，然后化疗，可李老太只有7000元积蓄，连交住院押金都不够。虽然3个儿子部挺孝顺，要说治病他们肯定出钱，可李老太实在不愿花儿子们的钱，他们也过得不富裕呀，再说花上几万、十几万，顶多也就是多维持几个月，最后还是死。从医院回家后，李老太买来止痛针，痛得实在不行了，就让老伴给打一针，自己的积蓄花光后，不愿拖累儿子们的李老太便喝药自杀了。

老人利他型自杀行为的主观动机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得了病，老人考虑到会给子女家庭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选择了结自己的生命，实际上为子女节省了一大笔开支。第二种利他型自杀是与老人的信仰有关，有些老人认为自己活到七八十岁，年纪够大了，列子女的前途、身体等各个方面都不利，特别是子女身体不好时，老人更觉得是自己太老给他们带来了晦气，心里很愧疚，

幕后推手

记者调查发现，家庭结构和代际关系的变化是导致农村老人自杀的家庭原因。在当前核心家庭参与村庄社会性竞争、家庭之间“比着过日子”的背景之下，家庭的基础力量不再是父辈，而是年轻夫妻，特别是妇女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半边天”，她们几乎能创造一半的家庭财富，妇女成为家庭在村庄社会竞争中不至于落败的重要一环，用农民自己的话说就是“现在男的享女的福”、“男的靠女的发财”，只要是妇女能干、会持家的家庭就肯定搞得好，而家里妇女愚钝老实，即便丈夫多么能干，家庭也搞不好，在“比着过日子”中肯定会落后于人。粗略计算一下，一对40岁左右的夫妇齐心合力能耕种20亩土地，加上复种面积，则可达30亩，年收入3―4万元，而缺少了任何一方，则耕种面积都会下降近一半。妇女成为“半边天”后，男子就迁就她，甚至与其“合谋”。而家庭中不能创造财富、又无养老医疗保障的老年人则成了包袱和累赘，地位也由原来家庭中的主导变为最低，这就导致老年人心理上的失落和尊严的丧失，从而对生活和生命的意义产生否认，最终走向了自杀的不归路。

促使老年人自杀的社会原因之一是，中国对自杀没有较强的宗教禁忌。解放前，农民的信仰体系较为完备，将祖先视为真神，其他神祗从角色到神力皆是祖先的补充，社会祈祷的是每个老人都能够正常去世。农村信仰体系的解体是从开始的，不仅要打破世俗权威，也要打破神的权威：紧接着是“四清”运动，“破四旧，立四新”，人们的鬼神信仰体系被釜底抽薪：到“”时期，彻底完成了传统信仰的替代：到改革开放初期几乎没有鬼神和祖先的信仰观念了。没有了鬼神观念和祖先崇拜的信仰，就缺少了对死后世界的想象，也就摒弃了原先对待死亡的诸

多禁忌和对生命的敬畏，死亡的时间、地点和方式也就会有更多的选择自由。

而随着市场经济的渗入与发展，“情感”型人情逐渐退居次席，“工具目的”型人情的比例不断上升――这正是促使老年人自杀的另一社会因素。人们越来越考虑人情中的机会成本，在“年轻人的利用价值大大超过老年人”的现实语境下，村庄没有人愿意冒得罪年轻人的风险去指责子辈对老人“不好”。这里有一个真实的故事：一名60岁的老太在丈夫去世后，将自己与丈夫多年积攒的两万元钱给了儿子、儿媳。儿媳本来挺高兴，不过老太有点“忘形”，对邻居说了给儿子、儿媳两万元钱的事，儿媳知道后十分恼火，喝斥老太说“两万元现在算个屁，有本事将来不能动了，不要我们养”，然后将老太赶出了家门。万般无奈之下，老太只有暂时住到弟弟家，想想自己好心没好报，绝望之下老太想到了自杀。其实老太有5个弟妹，是有能力为她讨回公道的，但他们都不愿出面，都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如果得罪了姐姐的儿子，万一今后有用得着他的地方，岂不是自己把路给堵死了。在这样的“人情”土壤之上，滋生的无疑是儿子、儿媳们虐待老人的胆量和气焰。

华中科技大学中同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教授贺雪峰认为，传统价值观念的改变也是促使老年人走上自杀之路的重要因素。在传统中国人心目中，自己过得好不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子孙能过好，如果牺牲自己能让子孙过上良好的生活，这种牺牲是有价值的。在传统时代，人们的这种观念非常强，人们不仅关注子孙，也关注祖先，而父母正是即将成为祖先的人，因此在这种观念下，孝道可以得到自然的强化。而当前，农民的这种价值观正在松弛，年轻一代已经没有多少这种观念了，而是过多地关注自己现世的生活，孝道由此衰落。年轻人的日常生活成为功利性的，对老人的重视与否取决于其是否对他们过上更好的生活有用。一位30出头的妇女，公公得了癌症，治疗要花数万元钱，这位妇女毫不讳言地对记者说，公公出院以后如果能赚回治病的钱，她就花钱给公公治病，否则一分钱也不会出，而对于老一代农民来说，在他们心目中，过去的价值观念仍然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因此，尽管他们看到年轻的一代越来越缺乏孝道，但他们却不会立即放弃为子孙着想。因此，当巡遇代际关系冲突、在代际交换中严重失衡时，他们往往不会积极抗争，而是选择自杀。

极端村庄

湖北京山农村――因形成自杀秩序而被外界广泛知晓，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京山农村完成了社会结构的转型，传统的包括代际关系、信仰体系、价值理念都基本上完成转换，特别是在新一代儿子、儿媳身上体现得更加彻底。20世纪90年代以来，转型的“成果’’进一步沉淀和巩固，越来越成为一种既定事实。

京山农村对生命的态度、对老年人自杀的态度都呈现出稳定的状态，当地人对老年人自杀习以为常，若是生病，老年人自杀则是病痛的一部分：若非生病，老年人自杀也是可以理解和无伤大雅的。在京山农村，已经形成了一种关于自杀的文化秩序和地方性共识，即老年人自杀是其生命的自然演绎，是当地生活逻辑的必然结果。

自杀秩序在京山农村的形成，使该地区的老年人更可能将自杀作为自己的选择，而自杀的后果主要是由老年人自己承担。首先，村庄形成了对老年人不利的集体话语和意识形态，老年人自杀无论是作为反抗还是自觉，自杀本身不构成对村庄的伤害，村庄不会因此而感受到压力。其次，老年人自杀对子辈不构成伤害，子辈无须承担沉重的舆论压力，名誉上的损失亦微乎其微。

京山农村虽然是令人扼腕的极端个例，但倘若促成老年人自杀的土壤仍广泛存在，无疑将孕育出更多的“京山个例”。

给晚年注入“尊严”

斩断老年人的轻生之路，治本之策是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让他们的晚年过得有尊严、有意义。具体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作为老年人，应以积极的心态面对生活。社会家庭地位、儿女的态度、经济收入等这些外在因素虽然无力改变，但老年人能够掌控的是自己的心态，从乐观的角度看问题、多理解他人、只看自己拥有的――便会收获更多的快乐，

在生活中，老年人遇事若选择背面，那就只能眉头紧锁，郁郁寡欢：若选择正面，那就能乐观地舒展眉头面对一切，生活也就会幸福而有意义。

二是建立人们的孝道意识和责任感。传统文化源远流长，人们对其从情感上容易接受和认同，但在传统道德弱化的趋势下，不能仅仅复古传统道德规范，还要结合时代的需要，在此基础上科学整合传统文化的合理成分，重建一种融合传统文化和现代元素的道德规范，使之成为现代社会人们的行为准则。具体而言，就是要倡导建立一个互相关爱、充满温暖的和谐社会，发扬孝敬老人、善待老人的优良传统，提倡孝文化，对孝敬老人的现象要大力表彰，对不孝做老人的行为要严厉批评惩戒，

三是尽快完善农村养老、医疗保障体系，把老年人全部纳入社会保障范畴，减少他们对子女经济上的依赖。特别是解决老年人看不起病的问题，使他们不至于凶此而轻生。

四是完善农村的文化娱乐设施，丰富老年人的文化生活。同时建立起老年组织，一方面组织老年人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体育活动，另一方面为老年人维权提供有力帮助。

五是建立专业化的社会服务机构，培养专业服务人才，为老年人提供专业化服务。同时，还要建立起社会服务机构与政府部门、法律部门以及农村基层组织之间的联系和合作关系，加强社会工作者对农村家庭的介入和服务，切实建立起务实、高效、专业的农村社会支持网络和服务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