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各布森文学性概念辨析

[摘 要] 19世纪末以来，随着文学批评活动的专业化进程，关于“文学之为文学”的特殊性亦即文学性的问题日渐突显，然而一个多世纪过去了，文学性的定义依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众多关于“文学性”的论述中，罗曼・雅各布森的文学性概念始终别具一格，历久弥新。它究竟有何内涵，又经历了怎样的历史变化？本文试图立足雅各布森不同时期的文本，对其文学性概念内涵、历史发展等方面进行辨析。

[关键词] 雅各布森；文学性

【中图分类号】 I0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3）09-148-2

19世纪末以来，随着文学批评活动的专业化进程，关于“文学之为文学”的特殊性亦即文学性的问题日渐突显，然而一个多世纪过去了，文学性的定义依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众多关于“文学性”的论述中，罗曼・雅各布森的文学性概念始终别具一格，历久弥新。它究竟有何内涵，又经历了怎样的历史变化？本文试图立足雅各布森不同时期的文本，对其文学性概念内涵、历史发展等方面进行辨析。

1914年至1915年间，雅各布森发起成立莫斯科语言学小组，该小组与彼得堡小组（1916年更名为诗歌语言研究会）一样，致力于从语言学角度研究文学。这就是1914年到1930年盛行于俄罗斯的一种文学批评流派，即俄国形式主义。随着俄国政治状况的发展，雅各布森于1920年移居捷克，并创立布拉格学派。布拉格期间，雅各布森第一次提出“文学性”概念。到30年代，雅各布森根据费尔迪南・德・索绪尔关于语言系统的思想，在语音学研究中，提出结构主义原则，并首先创用“结构主义”这一术语。二战爆发之后，雅各布森流亡美国，相继任教于美国自由高等研究院、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等高校。

雅各布森既是俄国形式主义的核心人物之一，也是结构主义的奠基人。雅氏提出的文学性概念既是俄国形式主义批评理论的基本出发点，也是其布拉格期间结构主义诗学的核心概念。这一概念历经两种思想阶段，其内涵呈现继承中发展的特点。

一、文学性：文学科学的研究对象

（一）文本性：文学性存在于文本形式之中

1921年，雅各布森指出：“文学科学的对象不是文学，而是‘文学性’，也就是使一部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东西。”这意味着文学性不是别的，是文学科学的研究对象。但这个对象并非作为整体的或个别的文学作品。而且，俄国形式主义者普遍反对将文学作品所承载的社会历史内容以及作者的生平、思想、心理等因素作为文学研究的对象，因为这些都没有触及文学本身的特点和规律。在他们看来，文学研究的对象既不是外在的客观世界，也不是拥有主观意志的人或作者。托多罗夫指出，俄国形式主义所接受的一个原则是“把作品作为考虑的中心”，而不是作家的生平、当时的社会内容或作品的内容。雅氏也批评当时的许多文学史家把文学作品当成“文献”，结果使自己的研究滑入了哲学史、文化史等别的学科之中。

虽然文学性无关乎作品内容以及作者，但是其存在于文学文本之中，则是确定无疑的。文学性作为文学科学的研究对象，是区别其他科学的独特性（作为文学的本质属性），但它存在于文本之中。俄国形式主义者既排斥内容研究，也排斥作者研究；他们倾向于文本的形式研究。在雅各布森看来，文本形式研究首要的即是研究其语言形式，因此，文学科学研究的对象是文学语言形式自身存在的规律。

（二）科学性：文学性强调文本形式的确定性

之所以强调文本形式研究，乃在于只有对文学作品进行语言学的分析，才能使文学科学达到科学的层次，变得比较可靠和确定，同自然科学一样。传统的内容或作者研究，着眼于文学与世界或人的关系，因而常常受到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随着社会历史内容的变迁、文学研究者立场和角度的改变，文学作品的意义将变得极为不同。此外，俄国形式主义者都崇尚文学作品的自足性，反对视文学作品为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等学科的附庸，拒绝“文学提供认识”的先入之见。

相反，文本形式（主要是语言形式）则是固定的、极少变化的，唯有如此，才容易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雅各布森声称，文学科学必须让形式从内容中解放出来，使词语从意义中解放出来。文学科学是关于形式的艺术。文学研究者要把握文学科学的本质，只有进行（语言）形式分析，才能达到科学的境地。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20世纪科学主义思潮对于文学研究的巨大影响。

（三）创新性：文本形式不能忽视其历时性特征

如果说以上所述，强调的还是文学文本系列内部的复杂构造规律和形式特征，相当于索绪尔意义上的“语言”，但仅强调文本共时性方面的特征还不够，因为这将忽略演变的问题。雅各布森指出，“纯粹的共时性现在恰恰是一种幻想”，必须承认“每一种体系都必定表现为一种演变”，而且“演变又不可避免地具有系统性”。因此，进而提出，“分析语言和文学的结构规律，必须使我们确定真正形成的、数量有限的结构类型（即在历时性方面确定结构的演变的类型）”。试以唐诗、宋词、元曲为例：这三种文学样式都讲格律，但是从唐诗到宋词、元曲，其格律的历史演变自不待言，诚如王国维所言“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因此，研究文本形式，既要研究文学文本系列共时性方面的规律，也要同历时性的考查结合起来。

雅各布森对文本形式的把握，注重共时和历时研究，而从历时性方面可以见出对于文学性演变概念的重视，也就是对于创新性的重视。这还停留在整体层面，并不意味着雅氏不重视对单个文本（索绪尔意义上的“言语”）的研究。雅氏指出，将语言-言语的范畴运用到文学上并研究他们之间的关系时，需要同时联系个别的表述（个别文本）和现有的标准整体（文本系列），否则“必然会歪曲审美的价值体系，并且也不可能建立起内在的规律”。在此，也可以看出雅氏对于其俄国形式主义时期思想的修正。

雅各布森在《序言：诗学科学的探索》中提到，俄国形式主义者“毫不犹豫地强调诗歌的语言问题”，因为诗歌话语里“语言结构的规律和语言的创造性，比在日常语言里更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雅氏也肯定了诗歌一词在古希腊语中的“创造”之义，并肯定了俄国形式主义者对于“诗歌语言的明显的创造性”的探索。雅氏还认为，讨论俄国形式主义的理论，要重视其创新的分析方法，而非运动宣言中的华丽辞藻。

二、文学性：诗

（一）诗：具有独立价值的词的形式突显

以上所述已然可见雅各布森文学性概念的结构主义特征，同俄国形式主义时期的思想已经有很大区别。如果说什克洛夫斯基是从文学创作方法角度来谈论文学性，雅氏则依然是从语言学角度来探讨文学性。

在雅各布森看来，文学性存在于文本语言形式之中。雅氏认为，诗是具有独立价值的词的形式突显，亦即“诗的功能在于指出符号和指称不能合一”；进言之，文学作品是具有独立价值的语料的形式显现，文学语言常常是这样一种语言――它并不遵从言语的交际需要，而更多打破语言能指与所指的界限，指向言语自身。雅各布森认为，“诗学研究语言结构问题，正如对绘画的分析关涉形象结构问题。”语言学作为语言的整体科学，诗歌语言则是其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语言必须在它的全部功能中来考察。在讨论诗的功能之前，我们必须明确它在语言的其他功能中的地位。”雅氏认为，只有言语突出地指向自身时，其诗才突显出来。而这一诗正是诗歌或文学语言的本质特性。

（二）对等原则：文学语言存在对等关系

结构主义语言学将语言视为独立自在的世界，封闭了语言与现实世界的关联，因此语言构造机制的动力将成为问题，这也适用诗的语言。诗的语言的发生既然不依赖外在世界的提示，那么其自身形式突显的动力何在？

雅各布森在研究失语症中发现，失语症患者要么是负责选择和替换的官能出了毛病，要么就是组合和结构上下文的能力受到了破坏。前者取消了语言的相似性关系；后者消除了毗连性的关系。而语义的发展或者通过相似性关系或者通过毗连性关系来实现。在失语症患者身上，这两种过程非此即彼地受到抑制，甚至完全停滞；而在正常人身上，则始终发挥作用，且往往是一方取得对另一方的优势。雅氏还指出，相似性关系和毗连性关系体现在语义上，也体现在语法结构上，而特定个人则是从语义和结构上运用相似性关系和毗连性关系，从而显示出个人风格、趣味和语言偏好的。

在诗的语言中，相似性关系体现为隐喻，毗连性关系体现为换喻。在现实主义作品中，注重情节叙述、环境描写，通过换喻或提喻（借代）来表现人物与环境的关系，主要是指向环境；而在浪漫主义作品中，一般很少描写事物的具体特征，将意义隐含在字里行间，让读者自己去琢磨。因此，隐喻手法占支配作用的作品，文学性最强。

雅各布森指出：“诗把对等原则从选择轴投射到组合轴。”所谓选择轴，是指诗句中某个词的位置上可存在众多能与之替换的词语，这是语言纵向的一种对等关系；所谓组合轴，是指上下文之间的联系，诗句在这种横向的组合中也会出现对等的（相似的或相反的、同义的或反义的）词语。中国古典诗歌语言中的对仗是非常明显的例子。

三、结语：文学性

总而言之，雅各布森的文学性概念，从整体层面而言，即文学文本系列共时性的结构规律及其历时性演变规律；从个体层面而言，即单个文本语言自身的创造性的诗。

参考文献：

[1]托多罗夫.俄苏形式主义文论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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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德兴.二十世纪西方美学经典文本・第一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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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赵毅衡.文学符号学[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0.

[6]赵炎秋.文学批评实践教程[M].武汉：中南大学出版社，2007.

[7]许力生.文体风格的现代透视[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

[8]王国维.宋元戏曲史[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作者简介： 纪建道（1987-），男，汉族，湖北大冶人，同济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艺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