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弹一星”元勋王淦昌78载爱情路

王淦昌(1907―1998)，中国实验原子核物理、宇宙射线及基本粒子物理研究的主要奠基人和开拓者，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被誉为“中国核武器之父”。在长达70年的科研生涯中，他奋力攀登，取得了多项令世界瞩目的科学成就，在国际上享有极高的声誉。1999年9月18日，在新中国成立50周年前夕，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隆重表彰了为研制“两弹一星”做出突出贡献的23名科技专家，并授予或追授他们“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王淦昌荣列其中。在事业上，王淦昌无疑是一个成功者，成就辉煌，声名显赫，可很少有人知道他身后那位伟大的女性――他的妻子吴月琴，以及他们共同走过的风雨人生路。

王淦昌懵懂依“父母之命”，却不敢掀起新娘的红盖头

1907年5月28日，王淦昌出生在江苏省常熟县支塘镇枫塘湾。父亲王以仁自幼学医，深得医道，是当地远近闻名的一名中医。王淦昌4岁时，父亲突然英年早逝，把一个家族的重担扔给了两个已经成年、在常熟县里谋生的哥哥。他13岁那年，母亲由于过度劳累，得了肺病，一病不起，也撒手人寰。父母去世后，王淦昌的外婆来到邻村一个大户人家――老中医世家的吴家，替王淦昌提迎娶的事情。原来，吴家与王家是世交，在王淦昌3岁的时候，父亲就为他与吴家大他3岁的女孩月琴订下了娃娃亲。此时，吴月琴16岁，按照当时的习俗，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了。女孩上过私塾，知书达理，与王淦昌可以说门当户对。尽管王家父母双亡，但是崇尚礼义、诚信的吴家毫不犹豫地兑现了当年的诺言。孝顺单纯的王淦昌不敢有所违抗，懵懵懂懂地依了外婆。

1920年夏天，一队送亲的队伍踏着乡间石板小路朝小镇上王氏老屋缓缓走来。13岁的王淦昌胸前挂着一朵红绸结成的大花，头戴瓜皮小帽，脸上挂着少年不知愁滋味的喜悦，一蹦一跳地在大花轿前嬉戏玩耍，一点儿也没有当新郎的老成和庄重。

送亲的队伍刚走近王家大门，一串喜庆热闹的鞭炮就“噼噼叭叭”炸响了。头上蒙着红盖头的新娘吴月琴，颤颤悠悠地挪动着三寸金莲，婀娜多姿地出现在王淦昌面前。洞房花烛夜，吴月琴羞涩地等着小丈夫掀开她的红盖头，可王淦昌窘迫得连抬头看新娘一眼的勇气都没有，根本不敢上前掀开红盖头。他战战兢兢地坐在床沿上祈盼着早一点儿天亮，后来困得实在挺不住了，便横在床沿上睡着了。在未省人间风月之情的少年王淦昌最初的感情世界里，对这位比他大3岁的新娘，与其说是将她作为大媳妇，不如说是当作大姐姐来对待的。

吴月琴嫁到王家后，乖巧贤惠，极守妇道，不仅精心细致地料理家务，而且还无微不至地关心丈夫。丈夫睡觉前，她端来烧热的洗脚水；丈夫起床后，她端来亲手做的可口早饭；丈夫的衣服她亲手缝制和浆洗，夏有单冬有棉地样样齐全。渐渐地，吴月琴用无言的爱、细腻的体贴和温暖融化了丈夫的心，他们日渐情深。

还未等王淦昌充分地感受到外婆帮他筑的香巢的暖意时，他就随一位远房亲戚匆匆登上了开往上海的客船，考进了素有“南浦东，北南开”之称的上海著名中学――浦东中学。王淦昌在小学的时候，就对解趣味数学题着迷。在中学时，他最感兴趣的课程仍然是数学。在周培老师的指导下，王淦昌在中学里就学完了大学一年级的课程微积分。

这期间，之后的“反对包办婚姻”、“争取婚姻自由”运动使王淦昌的心灵受到极大震动，他似乎觉得自己犯了一个错误，成了封建礼教的牺牲品，不敢在同学面前提及他已娶妻子，也不敢在外婆和妻子面前提及新文化运动，矛盾、困惑一时向他袭来。

尽管新思想的风起云涌波及了年仅十七八岁的王淦昌的内心，但他为祖国富强而努力学习的抱负始终不变。经过4年苦读后，1925年，王淦昌以优异成绩考取了清华大学。

当王淦昌坐着故乡的乌篷船与亲人挥手告别时，站在长堤上的吴月琴在悄悄地抹泪，此时的吴月琴已怀有几个月的身孕，却不忍告诉她的小丈夫，怕他分心耽误学业。

放寒假了，王淦昌一如往常一样回家过年。

王淦昌刚进家门，吴月琴就欣喜若狂地抱着刚出世不久的女儿来到王淦昌面前，对他说：“你学问高，就给咱们的孩子取个好名字吧！”

“孩子？谁的孩子啊？”王淦昌对这个突然到来的惊喜感到不知所措，他还没有做父亲的思想准备。他的事业在清华，他的理想在清华，他要和身边的那些有志青年一起，为中华的崛起和腾飞而奋斗。早早地结婚生子，背着沉重的生活负担，如何实现自己远大的理想？整个寒假，他都为不能兼顾学业和家庭而烦恼。可到开学时，妻子照样为他收拾行装，依然是那句话：“你放心走吧，家里的事不用你操心。”在他上大学4年期间，妻子先后为他生下3个儿女。

想到默默撑起全家重担的妻子，出国留学的王淦昌感到的只是内疚

大学毕业后，为中国物理学界先驱吴有训教授当助手的王淦昌在导师的鼓励下，未与家人商量，便考取了江苏省赴德国留学的官费研究生。可当他回到家乡把金榜题名的好消息告诉家人并郑重提出决计赴德留学时，家里几乎没有人表示支持和赞同，连一向开明、用自己辛辛苦苦的血汗钱资助他念中学、大学，帮助他维持家庭生计的大哥也禁不住摇了摇头：“淦昌啊，你已是3个孩子的父亲了，怎么还我行我素啊。一个家毕竟要靠男人来支撑，你已在清华毕业，完全可以养家糊口了，还留哪门子学呀！”

看着眼前活泼可爱的两个孩子和尚在襁褓中的婴儿，再看看忙里忙外愁肠百结的妻子，王淦昌不由得犹豫动摇了。如果自己出国，谁来抚养3个孩子？他对得起妻儿吗？

入夜，孩子们已经进入恬静的梦乡。昏黄的油灯下，王淦昌倚靠在床上，看着妻子长叹了一声，不由自主地说：“月琴，我仔细地想过，不去留学啦，就守着你们娘儿四个过日子吧。”

然而，吴月琴却深深读懂了丈夫的心思，深明大义地表白了自己的态度：“不许再说‘不去’两个字！我想通了，好男儿志在四方，何况你是做大学问的，而且出国留学机会难得，你要做好自己的选择，我和孩子决不拖你的后腿……淦昌，我只想说一句话，不论你今后走得多远、飞得多高，别忘了支塘镇上有你的家，有盼着你早日学成归来的妻儿老小……”

眼见妻子如此理解支持他自己，王淦昌感动了，他走过去深情地紧紧拥抱着妻子，发自肺腑地给妻子以金子般的承诺：“我永远不会忘记！”

1930年秋天，怀揣一份德国柏林大学的研究生录取通知书，王淦昌来到了德国柏林大学求学。当时的德国，正处于战后发展时期，是现代物理学最活跃的年代，原子核物理和粒子物理得到了迅猛发展，是公认的物理学黄金时代。爱因斯坦、居里夫人、海特勒、迈特内、盖革等物理学界的顶尖人物都在这里从事学术研究。王淦昌师从被爱因斯坦评价为“天赋高于居里夫人”的犹太籍著名实验物理学家迈特内。这位女教授对这位年轻的东方弟子所显露出来的非凡智慧和才气颇为赏识，遂将王淦昌留在身边做实验助手，时时加以指导和点化。在迈特内教授的引领下，王淦昌登上了当时世界物理学的学术高台。在德国柏林大学威廉皇家化学研究所度过的4年中，王淦昌心无旁骛，刻苦钻研，每天在那里闭门苦读，潜心于课堂和实验室。实验室的大门每天晚上22点就关闭了，他常常要翻围墙回自己的宿舍。4年后的1934年4月，获得柏林大学哲学博士的王淦昌谢绝恩师迈特内女士的极力挽留，回到了日夜思念的祖国。从1934年到1949年全国解放，王淦昌先后在山东大学和浙江大学讲授物理课。这是一个兵荒马乱的年代，王淦昌一家饱尝了颠沛流离之苦。

由于抗战中杭州沦陷，浙江大学被迫向大后方转移，最后落足于贵州。在贵州省的小山城湄潭，王淦昌和吴月琴又生下了小女儿王遵明。由于居无定所，食不果腹，吴月琴产后奶水不足，襁褓中的小女儿又干又瘦，几近夭折。这时，王淦昌又在颠沛流离中染上了肺结核，校方好几个月发不出薪水，一家7口的生活重担全都压在了吴月琴肩上。

几天之后，吴月琴不知从哪里打听到羊奶能治疗肺结核，便从山民那里买来3只奶羊，满山遍野地赶着去放牧。远望着妻子在兵荒马乱的抗日年代苦吟一曲凄怆的田园牧歌，一生冷峻治学的大科学家热血沸腾起来。傍晚时分，当妻子牵着羊回到家门口时，一直站在门前等着她的王淦昌深情地说：“这些苦活不能都让你一个人去干啊，从明天开始，我负责放牧一只奶羊。”

“你？”妻子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顿时瞪大了眼睛。

“不就是当羊倌吗？”王淦昌很干脆地说，“我上课那座寺庙前长满绿绿的青草，明天牵一只羊上去保准吃个饱。”

从此，每逢上课，王淦昌便一手夹讲义包一手牵羊，沿着弯弯的山道到学校上课。一代赫赫有名的核物理学大师，用拿教鞭的手拿起牧羊鞭，听起来似乎有点荒诞，这段艰苦的岁月也给他留下一个“牧羊教授”的美称。就是在这种环境里，王淦昌时而为生计奔波，时而被战乱所惊扰，可他没有忘记自己的事业和追求，他用超人的智慧和才华培养了一大批包括后来获得诺贝尔奖的李政道在内的科学家。而那段颇富传奇韵味的王淦昌牵着羊儿去教书做实验的故事，便成了广为流传的浙大佳话。不仅如此，他们夫妻心相连共患难的这段经历，更让两人永远难忘。

王淦昌被派往异国忙于搞科研，爱妻万里情相随，当好贤内助

新中国的诞生，使王淦昌看到了希望之光，再也不会流离失所，再也不会妻离子散。他有了固定工作和收入，把妻子和儿女接到身边共享天伦之乐。正当他安心教学科研准备大展宏图之时，一纸调令，把他调往北京。原来，北平和平解放不久，具有战略眼光的新政府就决定成立中科院并开展原子核科学的研究工作。建国伊始，人才缺乏，搞原子科学的人在国内屈指可数，王淦昌自然是其中的中坚。1950年2月，郭沫若以中国科学院院长的名义邀请王淦昌到科学院工作。王淦昌只身来到北京，在中科院，他结识了钱三强、严济慈等一批成就卓著的科学家，和他们一起确定了理论物理、原子核物理、宇宙线、放射化学等主要领域的科研方向，为中国的核物理发展奠定了伟大的基础。

1956年秋，王淦昌作为被派往苏联的第一批访问学者，与物理学界的后起之秀周光召、丁大钊等一起前往苏联著名的杜布纳原子核研究所工作，并担任了这个著名核研究所的副所长。他们要利用联合所的先进设备寻找新奇粒子的研究。

王淦昌出国后不久，妻子带着孩子突然万里迢迢从中国来到了王淦昌身边照顾他的起居生活。王淦昌既意外又惊喜：“月琴，你怎么来了？”

吴月琴以问作答巧妙地说道：“没想到吧？”

原来这是的贴心安排。而更让王淦昌刮目相看的是妻子勇敢出国和日后的不凡“壮举”：一个连汉字都不会写的中国妇女，竟然来到语言不通的异国他乡，这一行动在那尚属封闭的20世纪50年代需要具有多大的勇气啊！吴月琴来到杜布纳后，一如既往地给予丈夫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她勇敢而认真地向他的同事和学生们学习俄语，从最简单的单词开始学起，最后居然可以毫不费力地上街购买物品，回来给丈夫做可口的饭菜……

妻子这份特殊的关爱，愈加激发起了王淦昌的创造激情。此后仅用了短短3年的时间，他和周光召、丁大钊等一批年轻学者一起，使用研究所的高能加速器，于1959年3月9日，发现了一个十分完整的反西格马负超子，这是世界范围内实验史上第一次发现荷电反超子。1959年9月，王淦昌小组宣布了这一发现，轰动了世界。这项伟大的发现，使他获得国家颁发的自然科学一等奖。

王淦昌神秘“消失”17年潜心搞“两弹”，妻子大力支持为夫筑后盾

在功成名就后，王淦昌却突然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1961年4月1日，王淦昌接受了研制核武器的任务，从此他隐姓埋名，默默无闻地从事这项伟大事业，将他的后半生奉献给了国防工业，成为中国核武器研究的开拓者。为中国的“两弹”，王淦昌甘当无名英雄17年之久。

1960年，正当苏联的《真理报》和权威刊物《自然》杂志隆重庆祝中国科学家取得成功时，一封来自北京的绝密电报传到研究所，通知王淦昌“放弃手中的工作，马上回国受领新的任务”。

回国后，王淦昌被召进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刘杰的办公室，老朋友钱三强也在那里。刘杰和蔼地微笑着，开门见山地说：“和党中央已经作出决定，我们也要研制原子弹。已决定启动中国原子弹工程，现在有人想卡我们，我们要争口气，造出自己的争气弹！今天请您出山，就是要请您参与领导原子弹的研制工作。”

“我们也要造原子弹了？！”听了刘杰的话，王淦昌心里好一阵激动，心头骤然升起民族自豪感和尊严感。他感谢刘杰的知人善任，也为自己有了用武之地而跃跃欲试。

刘杰点了点头严肃地说：“主席特意将此命名为‘596工程’。总理将此列为国家的最高核心机密，交代要绝对保密，所有参加的人员都要隐姓埋名，跟海外也要断绝一切来往和关系，这些你能做到吗？”刘部长用殷切的目光等待回答。（1959年6月，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了中苏双方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面对险恶的国际环境和严峻的经济形势，中共中央决定削减其他一些科研项目和常规武器的生产，集中一切力量把“两弹”研制出来，为了牢记1959年6月，中国的原子弹研制项目被定名为“596”工程。）

王淦昌不假思索地作了一字千金的承诺：“没问题。坚决按组织的规定办。”

“您是海内外知名的大科学家，西方一直在追踪您的行踪。”刘杰若有所思地说，“为了安全起见，今后您不能再用真名出入公开场所，而且必须改个名。”

“就叫王京吧。北京的京。”王淦昌脱口而出。

“这个名字好。就这么定了。”刘杰走过来与王淦昌紧紧握手。王淦昌从中感受到了祖国的重托、信任、期待和支持。

受领任务回来，王淦昌才想到妻子儿女们还在杜布纳，他们还不知道自己已经受领了新的任务，不能再回苏联了。

先不管那么多，一向以祖国事业为重的王淦昌隐姓埋名开始了托起中国神火的工作。他走西部，进罗布泊，具体指挥“596工程”的各项工作，加快中国迈向世界核俱乐部的历史进程。每当夜幕悄悄降临，忙碌了一整天后稍能喘口气的他最牵挂的，仍然是远在苏联的爱妻吴月琴，自从自己回国后就没有了她的消息。

此时，身处异国的吴月琴可以说是惶惶不可终日。丈夫临走时说“过几天就回来”，然而，却一去不见返，撇下她一个人带着孩子留在异国他乡。当时中苏关系趋向紧张，当地居民的态度已经大大不如从前，她度日如年，苦熬了半年多，才登上了回国的列车。

吴月琴从苏联回到家里后，第一个感觉是丈夫变了，好像换了一个人，总是神秘兮兮的，到外地出差也不告诉她行程和最终目的地，回家后很少说话，来去匆匆；问他，他却遮遮掩掩地不说实话；最让人不可理解的是居然改换了名字。吴月琴觉得丈夫有什么事情瞒着自己，可当王淦昌告诉她自己从事的是绝对保密的工作，连家里人都不能知道之后，她就再也不追问。了后来，为了工作需要，王淦昌只身前往中国西部戈壁滩上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吴月琴问他:“到哪儿去？”他给老伴留下一句话：“挨冻，执行任务。”从此，吴月琴只知道他在“信箱”里，可连这个“信箱”的具体方位都说不清楚……

就这样，王淦昌在远离尘嚣的戈壁荒滩上潜心研究他的原子弹事业，这一去就是十多年。直到数年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1964年10月16日，寂静的罗布泊荒原上爆出了一声巨响，蘑菇云冉冉升腾。不久，王淦昌终于回到了北京。一天晚上，他陪妻子去看原子弹爆炸的新闻纪录片，吴月琴在银幕上见到了丈夫的身影，不解地问：“淦昌，你怎么会在上边？”

“我从苏联回来后就参与这项工作。”

“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不能说。这是总理的规定。关于核实验的事情，他连邓颖超同志都不告诉哩。”

“你改名也是为了这个？”

“嗯！”王淦昌点了点头。

吴月琴轻轻舒一口气道：“你呀你，害得我为这件事几乎得了心病。”

时光如梭，世事多变。1969年，“”席卷全国每一个角落，王淦昌也未能幸免，被戴上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随核实验队一起被放逐到一个偏僻的地方，边斗私批修边进行实验。

已有60多岁的吴月琴听说丈夫要离开北京，也毫不犹豫地办了离京手续，跟随丈夫去了人烟稀少、条件极差的荒原之地，用女人特有的细致关爱与丈夫同甘共苦，携手风雨。

在王淦昌90岁寿辰的时候，得意门生李政道博士从美国专程赶来为恩师祝寿。席间，李政道问恩师：“您一辈子最满意的是什么？”王淦昌不假思索地回答说：“我这辈子最满意的有两件事，一个是我的妻子和儿女，另一个就是我的研究成果核聚变。”的确，妻子虽然没有多少文化，可她却把5个孩子全部培养成大学生，功不可没，真是母爱深深，教子有方。

王淦昌的儿女们也非常热爱自己的父母，尤其尊重文化不高的母亲，他们无不带着骄傲的神情说：“我们父亲的每一项科研成果，都有我们母亲的一份功劳。”儿女们都很清楚，母亲最读得懂父亲身上所表现的“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因为她始终认一个最朴实的理儿――人就应该这样有所作为地活着。

1997年7月的一天傍晚，王淦昌像往常一样，吃完饭在林阴道上散步，却不幸被一个骑自行车的莽撞年轻人撞倒，摔碎了右腿股骨胫。在中央领导的关怀下，90岁高龄的王淦昌经过5个月的住院保守治疗，居然奇迹般重新站了起来，又能在院子里散步了。他住院期间，吴月琴隔三差五地到医院看望他，试着为他做点什么。然而，当王淦昌刚刚能丢掉双拐下地时，94岁高龄的爱妻在一个夜晚竟也摔碎了右腿股骨胫住院治疗。期间，王淦昌拖着并未彻底痊愈的病体经常前来看望老伴。1998年7月，吴月琴仙逝。王淦昌悲痛至极，坐着轮椅前来为相濡以沫的妻子送行。与此同时，极度消瘦的王淦昌也被查出患胃癌且已到了晚期。半年之后的1998年10月12日，一代科学巨匠王淦昌无怨无悔地追随着和他相伴了78年的爱妻同赴天国，走完了他91载漫漫人生路，他在给世人留下丰硕的科研成果与举世成就的同时，还留下了一曲荡气回肠、牵手百年的爱情绝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