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以“新马歇尔计划”带动全球经济复兴

强调结构内生是新结构经济学的本质所在

《文汇报》：新结构经济学因其与结构主义和“华盛顿共识”相区别的明确意识而为经济学界关注。能否为我们的读者解释一下：新结构经济学究竟新在哪里？

林毅夫：现代经济增长的性质，就是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基础设施和制度的不断变迁。按现代经济学的常规，研究经济结构和变迁的原因，就是结构经济学；为同原来的结构主义相区别，所以叫新结构主义经济学。

新结构经济学认为，结构是内生的。旧结构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都把结构和制度看作是外生的。旧的结构主义把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作为参照系，要求发展中国家照搬照抄来发展；新自由主义则以发达国家的制度作为参照系，倡导发展中国家同样推行发达国家的制度安排。

新结构主义与传统经济学的最大差异，就在于前者认为结构是内生的。工业革命后的经济发展史表明，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不断加速，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所在。在18世纪以前，即使在西欧国家，人均收入增长非常缓慢，按照经济史学家的研究，人均收入翻一番用了1400年；18世纪以后，人均收入翻一番用了70年；进入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后，人均收入翻一番只需要35年。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工业革命以后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不断加快。一国在全球市场具有竞争力，其产业必须符合比较优势，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其要素禀赋也不同，使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和技术都不一样。因此，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是内生于要素禀赋结构的。产业和技术结构不同，其所需的基础设施也就不同，相应所需要的制度安排也就不同。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安排必须同实体经济的特质相匹配，超前或落后都不好。

另一方面，传统经济学总是以发达国家有什么、发展中国家缺什么，发达国家哪些方面做得相对比较好、发展中国家哪些方面做得不够好作为参照系，以此来制定经济政策。而新结构经济学的不同在于，它是以发展中国家作为自身的参照系，看它们有些什么，在此基础上能做好什么，把能做好的发扬光大。上世纪50年代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取得经济成功，就是按照自身要素禀赋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而不是按照发达国家优先发展大产业的路径来发展经济。依样画葫芦的结果必然是削足适履。

《文汇报》：新结构经济学强调市场以及政府的作用，这样的见解肯定同过去30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所形成的“中国经验”有关。

林毅夫：理论总是来自现象。新结构经济学既有来自中国和东亚的经验观察，也有理论的分析。

关于政府和市场，1993年世行出版的《东亚奇迹》一书在总结东亚经济成功的经验时，认为一是出口导向，一是对市场友善的政府干预，这里，既有市场又有政府。2008年，以迈克尔·斯宾塞为首的经济增长委员会的经济增长报告，总结了二战后持续25年或更长时间取得年均7%以上增长的全球13个经济体的成功经验，归结为五点：开放经济，宏观稳定，高储蓄高投资，以市场为基础，以发展为导向的有能力的政府。这个报告同时强调了市场和政府的作用。

新结构经济学强调以市场为基础，同时也强调政府的作用。分析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就会发现，市场和政府必须同时存在。按照结构内生和要素禀赋理论，资本积累的速度必须比人口增长速度快，资本来自剩余积累，更多的剩余积累必须来自按比较优势的经济发展。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必须以市场为基础和前提。但是，现代经济发展为什么还需要政府？因为现代经济增长的特性就是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的不断升级，这种升级需要先行先试者，先行先试必然充满风险。发达国家往往是以专利方式激励先行先试者，发展中国家则是想办法给先行先试者以一定的外部性补偿，同时，政府还应当成为各种基础设施和制度完善的提供者和协调者，以便为先行先试者提供合适的环境。我之所以主张回到亚当·斯密，回到对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加以研究，但不主张回到《国富论》，是因为斯密用8年时间写作《国富论》时，实际上尚未认清工业革命的进程。《国富论》假定技术和产业是给定 的，要在此条件下进行资源最优配置，所以，斯密只强调竞争的市场，不强调政府的作用。但是，从斯密到现在，最大的变化就是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这是斯密当年所没有看到的。在给定的技术和产业条件下如何最优化配置资源固然重要，但是，如何使技术和产业不断升级更重要。

《文汇报》：从理论上说，政府在市场中的作用是否存在一个理想的边界范围？如何才能克服市场经济中的“政府失灵”以及政府干预过多这两个极端？

林毅夫：在政府和市场关系问题上，过犹不及，不及犹过。比如，结构主义对政府的强调就过了，造成资源错误配置，发展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造成企业没有自生能力，因此乞求政府的各种保护补贴，导致种种扭曲和寻租，这就是过犹不及。但是另一方面，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是不及犹过。如果只强调市场竞争，政府不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降低交易费用、补偿外部性，就会导致产业和技术升级非常困难。智利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按“华盛顿共识”进行改革，没有形成新的产业，一直走不出“中等收入陷阱”就是例子。

在产业升级中，政府应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其实，在十五、十六世纪英国追赶荷兰的进程中，政府对毛纺业提供了大量政策支持，而在英国取得全球霸主地位后，德国、法国、美国在追赶过程中，政府也给予了大量政策支持。今天，在发达国家，政府往往通过专利保护、对基础科研加以有选择的支持、政府采购、行政规定（比如目前美国对新能源使用比重的规定）等方式发挥着因势利导的作用，以诱导产业和技术升级。发展中国家更应该发挥政府在这些方面的优势，否则就是自废武功。当然，发展中国家按照比较优势，发挥后发优势，对企业给予外部性补偿，并不是要保护那些竞争能力不足的企业。这里面存在着质和量的根本区别。

“新马歇尔计划”为发达国家结构性改革提供空间

《文汇报》：重构国际货币体系，是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全球逐渐达成的共识。为此，您的新著提出了以超的完全信用货币“纸黄金”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构想。提出这一构想的新意何在？

林毅夫：“纸黄金”是针对全球金融危机暴露出来的问题提出的。以单个国家的货币作为全球储备货币，有着内在必然的矛盾，也就是一国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之间的矛盾。美国放松金融监管有利于发展其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美国经济能支撑巨大的外贸逆差，在于美元是全球主要储备货币。这也是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来源。长远看，如果仍然以一国货币作为全球储备货币，其内在矛盾永远没法解决。

美国在二战后经济处于上升势头，总量占全球经济的50%以上，因此，以美元作为储备货币既方便又稳定。应当看到，多元储备货币的国家都存在结构性问题，会造成短期投机资本在国际市场间大量流动，导致储备货币汇率急剧波动，资产泡沫此起彼伏，给储备货币国带来大量问题。这样，大家都是受害者。为克服国家货币作为储备货币必然存在的本国利益和国际利益的冲突，推出“纸黄金”这一构想可谓适逢其时。

《文汇报》：为振兴全球经济，您特别提出“新马歇尔计划”，也就是大规模投资于全球的基础设施。这样的构想如何能够在各国家得到普遍认同？

林毅夫：各国经济发展固然仍以国家为主体，但是，任何发展政策，都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

眼下的全球金融危机，在发达国家相对更加严重。大家最关注的是欧债危机。就欧债危机而言，如果债务国不进行结构性改革，短期援助计划都只是止痛药而已。结构性改革如此重要，为什么欧洲国家不推行？因为结构性改革短期而言是收缩性的，降低工资，减少福利，金融去杠杆，短期会使经济增速放缓，失业率继续攀升，从而加剧社会和政治不稳定。传统上，一旦出现危机，总是通过结构性改革提高中长期竞争力，以货币贬值来增加出口，以此抵消因结构性改革出现的经济收缩。但是，在当前发达国家仍然没有进行结构性改革的条件下，很难通过货币贬值增加出口、提升竞争力。美欧目前通过释放流动性来应对危机，会给全球经济带来更多不确定性。有鉴于此，我提出“新马歇尔计划”，就是给发达国家提供进行结构性改革的空间。也就是通过对全球基础设施的投资，增加发达国家的出口需求。这种投资是双赢，发达国家可借此进行结构性改革，走出金融危机，而发展中国家可以消除自身的基础设施瓶颈，从而获得更快发展机会。在发达国家依然拥有货币储备权和印钞权的现实条件下，发达国家与其通过大量印钞购买政府国债以刺激消费需求，还不如通过印钞来投入全球基础设施以增加就业。与前者相比，后一种投资长远来看更有利。

《文汇报》：问题在于，“新马歇尔计划”的实施主体又该寄托在谁的身上？

林毅夫：首先，G20国家要形成共识，在此基础上，包括世界银行在内的诸多国际发展机构应充当这一计划的实施主体，包括欧洲发展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拉丁美洲开发银行、非洲开发银行等机构，其主要功能就是实施基础设施建设，其项目选择、设计和执行的能力非常强，以这些国际机构为依托，同时与发展中国家合作，可以使“新马歇尔计划”顺利推行。

《文汇报》：全球步调一致的财政货币政策，是决定全球经济能否复苏的重要先决条件之一。但是，由于各国失业率高导致的社会抗议压力以及政党政治选举的实情，许多货币或财政政策可能因此出现变形。这样的情形是否更使人担忧？

林毅夫：事实上，正是因为这样的担忧，才更需要我们提出新的倡议。现在看来，发展中国家更要主动倡议，以争取在全球经济中拥有更多的主导权。

（摘自10月15日《文汇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