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科技的伦理问题分析

一、现代生物科技范式构建的难题

库恩的范式理论是针对科学技术的发展研究而提出的，同时也被广泛引用到科学研究之外的其他领域，现代生物科技作为科技发展的一个特殊部门，范式理论当然的适合对现代生物科技的研究。如果能够构建出现代生物科技的范式，根据范式理论所主张的在科学实践活动中树立被公认的范例，形成科学赖以运作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规范，并成为科学研究者群体所共同遵从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那么现代生物科技的发展就会被规范到被公认的框架之中，执行着共同的准则，而这样的框架和准则是世界性的，也就是国际间所共同认可的，同时，这样的框架和准则是有利于人类社会共同体的发展的，包括人类社会共同体的现在和将来；而一切不符合人类社会共同体的，也就是超出框架之外、违反准则的行为将受到禁止、谴责和应有的惩罚，如此一来，现代生物科技的发展就是良性的发展。这些都有赖于现代生物科技范式的构建，而事实上这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这也是现代生物科技的发展容易引发伦理方面的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而这其中又涉及到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科技发展的“旧范式”和“新范式”之间的问题，也就是库恩范式理论中的“科学革命”；另一方面是科学技术和伦理之间谁者为先的问题。

1、从“科学革命”的角度讲

首先我们假设现代生物科技完全能够按照其积极的一面来发展，同时会形成一种新的为人类所共同接受的科学技术现象，或者我们承认现代生物科技具有积极的一面，而事实也是如此，那么为什么现代生物科技的发展依然受到广泛而激烈的争议呢？这可以从库恩的范式理论来解释，就是科学技术的发展仍旧处于“旧的范式”里边，而现代生物科技作为一种新的科学技术现象只是处于一个初级的发展阶段，或者说它们尚未成熟，没有达到能够冲破旧的范式，塑造新的范式的水平。库恩通过对大量的科学史实例的思考，比方亚里斯多德“物体自由落体的速度和物体的重量成正比”的结论被伽利略的比萨斜塔试验的事例，可这一错误结论却被人们一直承袭了二千多年；以及诸如此类的后面的结论对前面的结论的改进，而前面的结论却也被人们接受并存续了一定的时间情形，使得库恩想到了各个时期科学发展的“当前性”，库恩认为每一种科学传统在当时当地的历史语境中都是合理的，［5］而对科学思想史达到更好理解的途径是站在当时当地的语境中去考察不同时期的科学,而决不要将它们看作是现在科学的绊脚石。［6］科学发展的合理和进步存在于当前人们一致认可的共同认识当中，这也就是科学研究者群体所共同遵从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也就是库恩所思虑到的“范式”。而这一范式就是对“常态科学”中科学群体共同分享的一系列模式和假设的一种概括。在这种“常态科学”中，也就是已经形成的范式里边，科学群体通常都在严谨的逻辑框架下运行，如果没有大胆的探索精神并提出新的理论足以冲破旧的范式是断不可以打破这些框架的。而处于“常态”下的科学家们并非就是客观的，但他们有理由持守“正统”的理论，并倾向于在现有的架构内寻找问题的答案。譬如，公元三世纪希腊天文学家阿利斯塔克就提出了行星围绕太阳旋转的理论，但是当时的科学群体却以托勒密的地心学说为正统，没有准备好接受这一认识的飞跃。所以就现代生物科技群积极的一面而言，我们可以予以发展，事实表明这也是一种需要，而现在所遇到的争议就有如以上所举的例子，人们特别是科研群体仍旧处于“常态科学”的范式当中，没有意识到建立一个新的范式，而实际上仍不是时候，这倒不是说现在人们对科学技术所持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是错误的，也不是说据现代生物科技群重新塑造的范式不存在瑕疵，而是现在没有这个必要，况且现代生物科技群现在仍未达到这样的水平。但现代生物科技群仍在发展，而且是迅速的发展，这就难免导致一些科研活动及其成果超出于当前科学群体所持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的框架之外，而这一框架的形成和应用已经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仅为科学界所推崇，也为社会所接受甚至深入人心，所以，当有谁动摇到这一框架时，首当其冲必是业已形成并稳固实行的伦理准则，伦理问题也就随之而发。

2、从科学技术和伦理之间谁者为先的角度讲

科学技术总是一往如故的追求创新的向前发展，而伦理则追求尽可能的稳定，科学技术的开放性和伦理的保守性形成了一定的对比关系，所以科学技术的发展同伦理的维护产生摩擦也就在所难免，问题是当两者指向共同的主体人本身时，触动了最敏感的伦理准则时，两者在短期内就难以得到有效的调和，冲突也就变得异常激烈。如果基于现代生物科技的发展而构建出新的范式的话，那么，人们就会问科学技术和伦理到底谁应该得到优先考虑，这其实就是科学家同伦理学家争论的焦点所在，一是以科学技术的发展改造伦理、引领伦理的发展；一是以已有的伦理准则规范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事实表明双方的争论各有其合理的依据，首先是科学技术在人类文明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是推动人类进步的重要力量，甚至本身就是人类文明成就的一个重要的标志，使得伦理方面很大程度上去除了落后的一面；紧接着是伦理规范对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具有重要的评价、指引和辩护功能，而对于科学技术发展中存在的风险，伦理规范可以进行有效的防范，指引科学技术朝着有利于人类社会的方向健康的发展。当然这只是在科学家同伦理学家之间展开的争论，虽然这一争论具有代表性，但由于现代生物科技涉及的问题具有广泛性、根本性和敏感性，所以对其争论也就变成全人类的了，而且各界有各自的评判标准和看法，结果导致基于现代生物科技的发展进行新的范式的构建困难重重，因为范式的构建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得到“公认”，才能形成科学研究者群体共同遵从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而目前的背景情况不具备构建新的范式的条件。面对现代生物科技范式的构建难题，或者说对于现代生物科技难以在世界范围内不能形成共同的评价标准，现代生物科技的发展和伦理的评价的之间的冲突就难以得到有效的解决，而现代生物科技发展遇到的伦理问题也就在所难免。

二、现代生物科技和伦理的协调发展方面

随着现代生物科技的快速发展，而相反的伦理特有的保守性，导致现代生物科技对伦理的冲击越发的明显，使得已有的伦理的条条框框难以满足现代生物科技发展的需要，在现代生物科技的发展下反衬出伦理的缺位。

（一）从伦理学的变革进程来看

现代生物科技的起步发展刚好处于伦理学的变革时期，因为现代生物科技是从20世纪50年代后人类进入分子生物学时代后才正式发展起来的，在元伦理学出现以前，规范伦理学一直都是西方伦理学的基本理论形式，规范伦理学主要是对义务和价值的合理性等最一般的问题进行批判性的研究，而到了20世纪初往后元伦理学又成了西方的一种主要的伦理思潮，元伦理学最初由新实证主义者提出，并为后来各派沿用，形成了直觉主义伦理学、感情主义、语言分析学派、伦理自然主义等派别，侧重于道德语言中的逻辑分析，到了20世纪70年代，随着医学伦理学和生命伦理学这两个术语以及环境伦理学的概念被越来越普遍地使用，促使应用伦理学作为一个术语得到了承认，应用伦理学也就作为一门同理论伦理学相异的新的伦理学出现了，这是在现代生物科技出现前后伦理学的发展线路，反映了伦理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进行的相应探索，而现代生物科技的发展就包括在其中，只是现代生物科技的发展对伦理的震动更为激烈，以致伦理难以在短时间内做好调整跟上现代生物科技的发展步伐。

（二）伦理学的探索发展及其遇到的困境

1、关于近代的规范伦理学

从近代的规范伦理学来看，以康德为代表的规范伦理学在近代社会的大发展中遇到很大的困难，规范伦理学是关于义务和价值合理性问题的一种哲学研究,所要到达的目标就是说明人本身应遵从何种道德标准，才能使人本身的行为做到道德上的善,无论是对人类行为的合理性原则的研究，还是对于具体道德问题中道德的一般原则的解释和说明，规范伦理学都是力图将伦理规范通过演绎的方式转变成重要的行为准则并得到普遍化，可是实践中确实难以做到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社会总是在发展变化，新的事物新的现象也会不断的出现，而规范伦理却难以应对，这是理论和实践相脱节所导致的结果，这就必然的引发伦理学的变革，诚如康德所言，“作为一个有理性的,属于理智世界的存在者,人只从自由的理念来思想他自己意志的因果性”［7］，规范伦理学是应该重新使用理性考虑新事物新现象了，而在伦理学的变革之前和变革之中，以及虽经变革却仍未找到适当的行之有效的伦理途径或找到但尚未得到完善的时间里边，伦理对于社会各方面的规范作用仍可以被理解为有所欠缺的，也就是缺位了。

2、元伦理学的出现

当规范伦理学所主张的伦理规范的普遍化要求遇到严重阻碍后，伦理学逐渐偏向纯粹理性层面上的研究，这就是元伦理学或形式的伦理学的产生，最初由新实证主义者提出，并为后来各派沿用，元伦理学侧重于分析道德语言中的逻辑，解释道德术语及判断的意义，将道德语言与道德语言所表达的内容分开，主张对任何道德信念和原则体系都要保持“中立”，并在此基础上研究问题。元伦理学是排斥传统的伦理学的，因为元伦理学不主张提出任何关于实践的指导与建议，只是把伦理学的任务限制于对伦理学的概念与判断作性质与用法上的分析工作，这是脱离实践的带有“经院”性质的研究方式，难以满足现实生活的需要，特别是具体到每一实际伦理案例当中。另外，在具体的研究中，元伦理学有时会机械地搬用自然科学的机械符号和公式，这些具有形式化和脱离实际的倾向，也受到许多伦理学家的诟病。当然，元伦理学存在的这些问题，使其对于新发展起来的现代生物科技的指引和规约方面显得很欠缺。［8］

3、应用伦理学的探索

为了解决元伦理学存在的这些问题，人们急需一种切实可行的更有效的伦理学，以应对日益复杂的伦理关系，现代生物技术当然的包含其中，而因其在伦理方面的敏感性，现代生物技术也应该是伦理学发展研究首要考虑的对象之一。针对元伦理学向纯粹理性的方向发展的的情况，伦理学重新朝着实质性的方向探索。伦理学进入应用伦理学的发展时期，伦理在实践中的应用，比如在医学、政治、法律、生命、环境等方面的应用，都使得应用伦理学大受欢迎并得到长足发展，其中在医学、生命、环境方面研究很多都和现代生物科技的发展有关，比如干细胞技术在治疗方面的运用，克隆技术对生命现象的研究方面影响，转基因技术的运用可能给环境造成的影响等。应用伦理学对实践性的回归，其实也是对伦理学的回归，因为伦理学本来就是一门实践的学问，而更为重要的应用伦理学有针对性跟上现实的发展需要进行研究，既明确伦理学的基本原理和基本规范，同时也考虑它在现实中的应用，而且在研究的内容方面也从以往伦理学所关注的态度、情感、愿望转到更多的关注境遇、需要和利益，这些都是适应现实中新发展的需要，而“应用伦理学的任务……在于对现存的不同立场进行调节从而达成共识”［9］，这一意图对于诸如现代生物科技这样容易引起分歧的领域是很有针对性作用的。不过，应用伦理学的发展的时间较短仍是不充分的，而就如其自身所具有的特点，它在跟着现实的发展而发展，这本身需要一个过程，再加上其所遇到的现代生物科技的复杂性、敏感性和不确定性，另外，应用伦理学需要伦理学的基本原理和基本规范作指导，也就是和理论的伦理学的配合，所有这些因素都决定了应用伦理学仍难以对现代生物科技进行有效、完善的指引和规范。其实，应用伦理学所遇到的困难在现代生物科技所产生的伦理问题及其解决的研究方面具有普遍性，一方面就是作为研究的途径的一方自身仍不完善，或者在新事物新现象新形势下需要调整或做新的探索；另一方面就是现代生物科技所带来的伦理问题可谓前所未有，而且解决起来甚为棘手。所以，现代生物科技发展下伦理的缺位也就成为事实，而现代生物科技发展下带来伦理问题也就难以避免。

三、法律对现代生物科技合理发展的规制方面

在现代生物科技快速发展的情况下，法律规制和伦理引导是确保现代生物科技合理发展的两大重要途径，我们已经知道伦理的引导方面是存在不足的，然而我们可以借助法律的途径加以解决，可事实上，当前法律规制方面也是存在不足的。下面就分为法律规制对伦理引导的补充作用和法律自身特有的调节作用两个方面加以说明。

（一）法律规制对伦理引导的补充作用

立法和伦理之间本来就是相通的，法律本身就包含着内在的道德属性，包含着基本的伦理目标和道德准则，分析法学家哈特认为，“不容认真争辩的是，法律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的发展，事实上既受特定社会集团的传统道德、理想的深刻影响，也受到一些个别人所提出的开明道德批评的影响，这些个别人的道德水平超过流行的道德”。［10］富勒强调法律自身是具有内在道德性的，“法律的内在道德不是某种添附或强加到法律的力量之上的某种东西，而是那种力量本身的基本条件。”［11］而比如我国古代的法律就带有明显的伦理属性，法律中的公平正义来源于伦理调节中的公正原则，而正义是立法和伦理追求的共同目标，随着社会的发展，法律与伦理逐渐的分离，法律具有明确的形式性，以权利义务并重的方式调整人们的行为，并辅之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伦理规范则具有模糊性，主要存在于人们的共同意识之中，它强调义务的遵守，但通常缺乏强制的力量［12］，但伦理依然为社会成员的法律活动提供着基本的价值观念和准则，特别是在现代社会里，当伦理关系由之前所关注的态度、情感、愿望方面转到更多的关注境遇、需要和利益方面，这些涉及境遇、需要和利益方面的问题更多的需要法律的规制，才能更好的实现公平正义，所以，从这方面讲，法律对于伦理所要达成的目标具有不可或缺的补充作用。可是，由于现代生物科技所导致的伦理问题比较复杂，对于现代生物科技的发展在伦理学层面的探讨处于模糊的状态，也难以形成较为明确的统一的看法，加上现代生物科技仍处于快速发展当中，而且存在不确定的因素，比如转基因技术会不会带来危险或者什么不良的结果，对于这些人们很难做出准确的把握，而这些都是客观因素，是目前现代生物科技的发展水平所决定的，所以法律也很难茫然下结论，就目前各国的立法实践来看，除了基于已有的专利法对于现代生物科技在专利方面的规制外，极少有正规的完善的法律对现代生物科技做出规定并进行规制，甚至是没有，有的只是一些政府出台的一些行政措施，比如，在我国有关于克隆技术的由卫生部在2003年的《卫生部关于修订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与人类库相关技术规范、基础标准和伦理原则的通知》，关于干细胞技术的由科学技术部在2004年的《人胚胎干细胞研究伦理指导原则》。虽然国际组织在这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同时制定了相关规定，但在一些地方得不到很好的响应，当然这些规定同各国的研究和看法是有出入的。所有这些导致法律方面的欠缺，对于伦理方面的补充作用也难以得到有效的发挥，当然，相关的制度规定对于伦理的基本原则的落实也起到一定的作用，只是这种作用显得较为疲弱。

（二）法律自身特有的调节作用

富勒认为法律是“使人类行为服从规则治理的事业”，［13］对于人类行为的合理化、更符合伦理的要求方面，法律的这种调节作用是很独特也很重要的。法律自身特有的调节作用就是指法律的制度化、强制性和预防性，法律可以就现实中出现的各种需要调整的现象作为一种法律关系通过相关立法使其制度化，并在往后进行强制性的执行，比如对于具体的现代生物科技从研究开发到投入使用，再到对可能带来的后果的责任承担和相应惩罚都得到明确的规定，做到法治所主张的有法可依，对有损害人类福祉违反伦理要求的予以强制性禁止，对已经造成的损害进行严厉的惩罚，而且这种惩罚的是一种严格的责任要求，不管造成损害的主观因素，只要造成损害就得承担责任和接受相应惩罚，这能够培养一种以未来的行为为导向的，预防性的、前瞻性的责任意识，这也是20世纪初德国著名哲学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提出“责任伦理”的要求，这样一来，就可以借助法律的强制力确保现代生物科技合理的发展，预防问题的产生。而这首先就需要对客观情况作出合理的判断并进行相应的立法。可这恰恰就是目前没有做到的事情，现代生物科技发展的相关立法可以说只是处于探究的阶段，现代生物科技在短短几十年的快速发展使得人们被“打得措手不及”，其速度及所达到的深度远超出的人们的预料之外，以致现代生物科技的每一次突破都引起一阵哗然，所以，有关现代生物科技的立法研究显得亦步亦趋、莫衷一是，只能针对一些已经引发较为严重问题的科技项目做出规定，而这些规定显得比较仓促和零散，效力也一般，覆盖面也不广，一般都是一国内的个别科技项目。所以，对于现代生物科技在伦理方面所注重的需要和利益问题，法律具有的针对性的制度化、强制性和预防性的调节作用却未能得到有效的发挥。

四、各方存在分歧

（一）对于现代生物科技和谐发展的理念摇摆不定

在现代生物科技的发展过程中，其展现的利益和风险都是明显的，正因为其固有的利益使得人们愿意对其进行大力的发展，也正因为其存在的风险导致了伦理问题的产生，这些问题涉及到人的生命健康、人的尊严等诸多方面。因此，对于现代生物科技如何在利益和伦理之间取得平衡发展就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确保现代生物科技在利益方面得到最大化而将风险降到最低，维护社会的健康有序发展，这就是对现代生物科技发展和谐理念的追求。海德格尔认为，“目的王国必须在存在的意义上加以把握。目的乃是实有着的人格,目的王国乃是实有着的人格自身之交互共处”［14］，“它（目的王国）是实有着的人格之间的王国,而非什么某个行动着的自我与之相关的价值体系”［15］,对于现代生物科技的发展来说，更应该考虑到它的发展会带来的整体效应，特别是防止负面的效应，从而促进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进步，而和谐的现代生物科技的发展对于人类社会发展进行协调来达到一种安全、有序的状态这方面尤为重要。可现实中出现的情况并非如此，由于人性存在的贪婪导致的对利益的无节制的追逐，结果使得现代生物科技的发展对伦理规范造成很大的破坏，以至到了无视伦理的存在而肆意发展的地步。另外，对于科学研究的进行也受到人的好奇心的影响，科研活动在不停的解开有关生命本身的令人好奇的谜团，在这种好奇心的影响下，对于现代生物科技的发展是否适合伦理的要求逐渐被忽视甚至被漠视。所有这些导致的共同结果就是现代生物科技的发展在认识方面对于和谐理念的摇摆不定。其实，对于和谐理念的摇摆不定同人的核心价值问题是有关联的，首先是，关于人本、人道、人权和人的尊严等问题，都受到人们所广泛关注，并进行深入的探讨。在西方，广义的人本主义在古希腊就已经萌芽，它强调的是一种以人为中心或本体的哲学思想；在文艺复兴时期出现的人文主义、人道主义思想，更是以极大的热情肯定人的尊严和人的力量，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赞誉人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西方哲学史上的重要人物康德把“人”放在他道德学说的核心位置；人权理论的发展也对人的尊严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世界人权宣言》序言首句写道：“对人类家庭所有成员的固有的尊严及其平等的和不移的权利的承认，乃是世界自由、正义与平等的基础”；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也有很多关于人本的思想，比如老子里的“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老子•二十五章》），荀子也写道，“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荀子•王制篇第九》）。通过对这些有关人本、人道、人权和人的尊严等问题的思考，人的核心价值一直都得到肯定，以致没有其他因素能够对其挑战，同时形成的伦理规范也坚定的护卫着这一立场，而这一立场也可谓是根深蒂固，一直以来科学技术的发展步伐都是较为缓慢的，也不会动摇到这一立场，就是到了近代以来生物科技以外的那些飞速发展的科学技术，由于研究的对象在生命体主要是人之外，所以对于人的核心价值的威胁也不是很严重。然而到了现代生物科技发展时期，情况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方面是由于各种新疾病新问题的出现，亟需找到新的解决途径，一方面是科学技术的针对对象直接指向人甚至深入人体，这些对于人来说都是新情况新现象，以致从一开始，现代生物科技就广受争议。当这些新情况新现象和伦理方面根深蒂固立场相碰撞时，问题也就爆发了，而人们又没有现成的解决办法或据以参考的先例，人们只能通过现时的探索以求解决的办法，而在这陌生的领域中探索难免就会出现摇摆不定的现象，伦理问题也就随之而出了。

（二）缺乏有效的统一的伦理规范

对于现代生物科技的发展，各国各界的看法是存在很大的分歧的，比如第59届联合国大会法律委员会以决议形式通过一项名为《联合国关于人的克隆宣言》的政治宣言，要求各国禁止有违人类尊严的任何形式的克隆人，而中国、英国、日本等国家对该宣言投了反对票，其中我国的反对理由在于该宣言的表述含混不清，它要求所有成员国“禁止任何形式的克隆人”，而该禁止到底是单指生殖性克隆，还是涵盖治疗性克隆研究，宣言并未予以明确。事实上，对于克隆技术存在不同的观点，有的国家认为使用克隆技术复制人在伦理上不能接受，不仅有悖人类的有机统一和道德，而且侵犯了人类尊严；也有国家认为，以研究和治疗为目的的克隆志在增进人类福祉，不应属禁止之列。在对待转基因技术问题上，以美国为首的支持派和以欧盟为首的反对派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两大阵营，有调查机构对美国、加拿大两国的消费者调查表明，多数消费者已接受了转基因食品，仅有27％的消费者认为食用转基因食品可能会对健康造成危害。而在欧洲，大多数人是反对转基因食品的，英国尤为明显。79％的英国人反对试种基因改良作物，抵制转基因食品进入市场。诸如此类的分歧是很多的，只是分歧的程度不同而已。而这些分歧导致了现代生物科技在应用方面难以形成统一的标准，进而难以形成明确、有效、统一的伦理规范，大家各做各的，而且都有自己的依据，而相互之间又存在冲突的，结果就是现代生物科技在实践中难免出现伦理方面的困惑，进而导致伦理方面的问题的产生。

作者：吕成楷单位：广州市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