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低工资标准是这样谈出来的

从4月1日开始，上海新一轮最低工资标准出台实施，从2190元调整到2300元，增加110元，增幅5.02%。上海制定最低工资标准实施24年来，除2009年遭遇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外，已连续上调23次，保持着全国最高水平。

最低工资标准是一条“有形的线”，一头连着广大职工及其利益，另一头连着诸多企业和其发展，制定最低工资标准的三方协商机制，就是把“博弈”纳入协商的渠道以谋求各方满意的平稳结果。

大数据让工会发声更科学有力

“调整最低工资标准，主要考虑城镇低收入家庭基本生活费用支出、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职工平均工资、经济发展水平、企业人工成本等因素。由上海市人社局会同上海市总工会、市企业联合会、市工商联会共同研究提出方案。”上海市总权益保障部相关人士介绍道。

作为劳动关系三方委员会中的职工方代表，上海市总通过建立全市职工工资和低收入职工家庭生活支出情况的日常监测网络，从源头参与最低工资标准制定与维权工作。

在历年最低工资调整制定中，上海市总通过大量前期基层调研及严谨数据分析，为提高职工最低工资标准合理、科学地“发声”。

作为数据来源之一，上海市总的“企业职工收入状况调查网”包括了511家成员单位，行业涉及制造业、批发零售和餐饮住宿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建筑业、服务业、教育卫生和文化娱乐业、其他等7大行业。

针对这511家单位，上海市总每年开展两次常规调查。调查内容包括两大块，一部分是收入分配，一部分是福利。

数据来源之二，则是上海工会系统中的一支采价员队伍。他们每周穿梭于菜场、超市、卖场，记录与低收入职工家庭息息相关的消费品价格。多年来，这项数据的采集和分析也为最低工资调整提供了有力依据。

资料显示，整个“十二五”期间，上海最低工资标准一直以两位数的速度向上跑，年均增长率12.5%。

为了5元、10元的调整幅度，也会争得面红耳赤

2017年上海市的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劳动关系三方从去年12月就启动了第一次协商。

政府每年在调整最低工资时都听取总工会、企业联合会、工商联三方代表意见。若三方第一次提出的观点差异较大，那就还要协商第二次、第三次……

只有观点基本接近后，人社局才会最终拍板逐级向上汇报，经审议批准后，向全社会公布。

“三方台下的关系虽很要好，但一上谈判桌，各家都是据理力争。”上海市总工会权益保障部负责人说，每年，哪怕为了5元、10元的调整幅度差距，各家都会用数据摆事实、讲道理，常常争得面红耳赤。

然而，在宏观经济增速下降，企业面临转型时期，作为职工方代表的工会也并非一味建议大幅度提高最低工资。

“我们在调整过程中也要掌握一个‘度’，就是既要考虑低收入职工的薪资提高幅度，也要考虑企业承受的担，要注重最低工资标准调整的科学性。”

“起初几年做调研时，许多企业会直接表态‘最低工资标准不要增加’；可最近几年的变化很明显，说‘不加’的企业已经非常少了。”上海市企业联合会雇主部宋靖坦言。经过15年的磨合，对于最低工资是否该调整，企业已从一开始的“被动接受”逐渐变为“达成共识”。

最低保障线不可或缺

对职工来说，最低工资意味着维持基本生活及温饱的最低保障线。

“现实情形中，一些早前‘低门槛’的工作目前实际月工资已超过最低工资标准，但如果由此认为最低工资标准失去了指导意义，那就大错特错了。”上海某区人社局一位负责人表示。

制定上海市最低工资标准是政府的责任，其意义在于保证每一名劳动者在正常劳动的前提下，能获取一定额度以上的劳动工资。

据他介绍，如果没有最低工资标准的保护，在资本逐利性的推动下，大部分普通劳动者的工资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强势资本的无情打压。从客观发展趋势来说，今后上海的最低工资标准还将继续上涨。

另外，该负责人还提到，最低工资标准的制定实际还牵涉和影响到多项其他社会标准的制定，它就像一个“原始参照系”，直接影响“失业保险金标准”“就业补助标准”等的制定。

（来源：《工人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