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教育的曙光

时间:2022-10-13 06:30:40

儿童教育的曙光

摘 要:童子军是英国人贝登堡创办的一种儿童教育模式,通过对儿童的一系列训练,使其得到充分的身体锻炼和意志的训练。这种教育模式自其开始创办取得了良好了效果,而后在全世界进行推广。中国历史上一直延续的科举制度逐渐出现越来越多弊端,清末的中国教育制度已经发展到必须进行改制的境地,而这一时期的国家又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处在内忧外患的紧急形势下,青少年作为社会建设的储备军,需要更加适合这一群体的良好的教育制度下,中国继续借鉴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用类似于“童子军”这样的教育模式来培养中国的青少年。本文就童子军在中国的发展和及其对中国青少年教育的影响进行简单的论述。

关键词:童子军;中国化;儿童教育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2)03-027-03

童子军是当代世界一个比较普遍的儿童组织,由英国军官贝登堡于1907年创立。早在1898年,当时还在军队服役的贝登堡军官便注重对士兵警探,野营等个人能力的训练和开发。之后他编成了《警探术一助》,这本书被广泛地用来培养儿童的观察,分析和研究的能力。贝将军受到启发,于是挑选了20余名儿童编成一个团,分为四个小队,进行烹饪,航海,生活,追踪等野外生存训练。这些儿童被人们称为世界第一团童子军,译自英文Scoute,被翻译成“少年团”,“童子警探队”,“童侦军”等。1912年,作为一种先进的教育模式,“童子军”被引进中国,至1949年在大陆的统治结束而宣告终结,前后历经30余年,在近代中国历史上产生了广阔而深远的影响。

一、中国童子军的建立和中国化

(一)中国童子军建立的背景

中国清末的教育制度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教育腐化严重。传统的中国教育一直重文轻武,明清时期更加注重科举,学校基本成了科举的附庸。有钱人家的孩子可以通过金钱来捐官,获取科举的功名,而这大大影响了人才的选拔和任用,对我国的现代化起不到很好的作用。到了晚晴,中国社会面临崩溃,传统的文人教育已经不适合世界潮流的发展,国民教育军事化已悄然兴起。

民族贫弱,正待自强,文化教育界认识到中国传统柔弱文化的危害性,是中国成为“东亚病夫”的根源[1],于是开始倡导西方国家对国民的军事化教育和训练,以达到重振国威的目的。西方社会军国民的教育思想在民国时期风靡全国,深入人心,对当时的社会教育产生重要的影响。民主革命派在成功地进行革命清政府和建立民国后,非常重视对国民的军事化教育,形成尚武的精神,使军事训练成为学校的重要内容。蔡元培在民国初担任教育总长的时候,明确地把军国民教育作为教育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

(二)中国童子军的建立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西方军队和商人鱼贯而入,传教士也不甘落后,在中国建立大量的教堂和教会学校,这些基督教徒虽然平时也恃强凌弱,欺负乡民,但在中国的近代化上确实也起到了不可比拟的作用,西方的很多先进的思想则是通过教会学校和传教士传入中国。湖北文华书院是美国圣公会1871在华建立的一所教会学校,他的宗旨是在华训练一批传教士帮助其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教。

1890年湖北文华书院的办学宗旨发生了变化,开始以欧美的教育体制来办学,成为新式学校,其院严家麟牧师受到欧美童子军教育的影响,觉得中国的儿童缺少身体和军事上的训练,认为“救中国非武力不可,而没有道德,知识及健全体格之国民,就不会有一支好军队。”1912年2月25日,严家麟参照欧美童子军的模式,在文华书院图书馆前组织了60个16岁以下的青少年举行宣誓仪式,成立了中国童子军第一支队,训练成绩优良。[2]由于武昌是辛亥革命的首义之地,又是当时全国的经济中心,所以严家麟创办童子军的事迅速传开,1913年,上海格致公学,华董公学,基督教青年会中学和江苏无锡第三师范附属小学也先后创办了童子军。据《教育杂志》调查,1922年光江苏60个县中,就有41个县创办了童子军,总人数达11251,其中上海县有1110人。可见童子军在中国发展的速度是很快的。

(三)童子军的中国化

随着各地童子军的蓬勃发展,1926年3月5日,中央青年部在审查此前的青年运动时,感到“力量不集中,没有系统的组织”,认为童子军是“青年运动最好的形式”,于是通过了一项统一领导少年儿童运动的决议,由中央青年部创办童子军,同时成立童子军委员会,指出:“凡有组织,可存着留之,应去者弃之。”开始了党化童子军的第一步。为了加强对童子军的控制,刚定都南京不久的政府决定成立中国童子军司令部,委任张忠仁为司令,领导和办理全国童子军事务。童子军改组后,颁布了童子军团和省,县,市童子军组织法,从此童子军的“基础巩固,组织更加完密”。

1929年,中国童子军司令部又改组为中国童子军司令部,由中央执行委员会直接负责,中央训练部部长何应钦任司令,并于中央训练部下设童子军训练科,办理全国童子军事务。1930年4月,第一届全国童子军总检阅和大露营在南京举行。参加这次集会的有121个团,3366名童子军。此后,全国童子军更加活跃,向司令部登记的童子军也日益增加。据统计,当时参加童子军的人数已达20万。为了把童子军进一步纳入蒋系独裁统治之下,1932年4月,中央常委通过了《中国童子军总会组织案》,以为会长,戴季陶,何应钦为副会长,又设筹备委员9人,负责筹备工作。6月,中国童子军总会筹备处成立。次年,筹备处扩大组织,由戴季陶任主任,朱家骅,张治中任副主任,办理一切筹备事宜。10月,《中国童子军总章》公布实施。在《总章》中,对童子军的宗旨,训练原则,誓词,类别,组织,财务甚至制服徽章,旗帜都做了明确地规定。

二、童子军的训练和教育

童子军在中国的发展分为前期和后期,前期主要指的是自由状态下,无政府干预的情况的发展。后期则是被党化后的为统治服务的状态下的发展。

(一)前期的发展

由于童子军刚刚传入中国,主要是在一些教会学校举办,故所有的活动和训练都是以培养儿童独立的生存能力和军事素养而展开的,不带一点的政治性,更多地体现的是一种自愿的原则,上海童子军会长兼华童公学校长康普,在1917年所作的《童子军会报告》中说:“童子军之目的,欲使青年诚实有用,并思想言行清洁而已,并无使队员为军士之意。亦无干涉政治之嫌,诚以童子军之活动,无政治或军事之目的。”[3]

首先定期举行会操,进行大检阅。1919年,江苏童子军举行了全省第一次童子军大会操,取得很好的成绩,1929年又举行了一次,成绩比去年更好。

其次广泛地参加慈善,社会服务活动。1915年第二届远东运动会在上海虹口公园举行,有华童公学、圣约翰大学、青年会学校、广东童子军及租界西人小孩组成的博登童子军上海童子队在运动会上表演了筑桥、搭棚、步射、放风筝、手旗通讯、舞剑、引火烧水等节目,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和好评,同时也引起了国人的强烈关注,1925,五卅运动中,上海南洋模范中学,广肇义学等学校童子军团在南京路进行社会服务。

最后加强与世界各国童子军的交流和联系。如江苏童子军与世界各国童子军的联系密切,来往频繁。1925年,国际童子军总会在丹麦京城哥本哈根举行的第二届国际童子军大会,江苏省童子军受江苏教育局的资助参加,由顾维桢等率领六名童子军前往,受到其他国家的热烈欢迎。在这次大会的比赛中,中国童子军参加了昏夜寻路,救护,侦查等项目的竞争,取得了总分第五名的好成绩。江苏童子军是代表中国参加童子军国际活动并取得成绩的领军人物。

(二)后期的发展

童子军被党化之后,逐渐开始了政治化和军事化。中国童子军的宗旨为“中国童子军以发展儿童做事能力,养成良好习惯,使其人格高尚,常识丰富,体魄健全,成为智仁勇兼备之青年,以建设三民主义之国家,而臻世界之大同。”要求每个童子军在入军前都要对着孙中山的遗像进行宣誓。誓词如下:“某某誓遵奉总理遗教,确守中国童子军之规律,终身奉行以下三事:第一,励行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之教训,为中华民国忠诚之国民。第二,随时随地扶住他人,服务公众。第三,力求自己智识、道德、体格之健全。”[4]这样,中国童子军慢慢沦为了独裁的工具。

20世纪30年代,为了维护统治基础,控制人民的思想,发动了“新生活运动”,而童子军这时候发展得如火如荼,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地影响,许多家长愿意把孩子送到童子军队进行训练和锻炼,政权便以童子军为突破口首先展开了“新生活运动”的尝试。“新生活运动”有前后两个中心:抗战之前运动的中心在于“规矩和卫生”,形式上要“军事化”;抗战事起,运动的中心在于战时动员与服务。这也是平时童子军训练的中心。从实践的层面上,童子军早已在践行新生活的运动了。

在“新生活运动”中,规定:“先以规矩和清洁两项为第一期运动之中心工作。”[5]如注意饮食卫生、不酗酒;不随地吐痰大小便;不准打人骂人;勤洗澡,讲究卫生,帽子要戴正,鞋跟要提正等等。要求民众像军人一样整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童子军“尚组织,重纪律”的特征,以及服务社会的精神早已广泛流传,自童子军成立时,便多次进行城市里的清扫卫生活动,起到了良好的表率作用。南京市内“提倡新生活运动必须提倡童子军”成为流行语。[6]

抗战事起,“新生活运动”的中心转为战时动员和宣传。新生活促进会认为:国民精神总动员是战时的新运;新运是平时的国民精神总动员。新生活运动战时的中心内容是动员民众投身抗战,保家卫国。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节约献金、战时服务、抗日宣传、医疗救护以及儿童保育、难民救济等方面。[7]在上海“一二八”事变中,上海市理事会特别组织战地服务团,带领童子军进行革命的宣传活动。在前线的十几位童子军更是手拉手地接通了上海至宝山被炸断的电缆。[8]此壮举经《申报》等媒体广为宣传,童子军英勇事迹震动了社会各界。[9]1937年淞沪会战中,女童子军杨惠敏泅水渡过苏州河,给守卫四行仓库的战士送去了一面国旗,很大程度上振奋了士气。杨惠敏所代表的中国童子军形象成为中国人民不懈抗战的丰碑,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

总之,无论是之前自由发展的童子军还是受党化教育的童子军,都给了我很大的感动。他们诚实勇敢、助人为乐的特性代表了近代中国人朝气蓬勃,欲拯救民族于危难之中的精神,而其对儿童的教育方法和模式也是很有启示意义的。早年很流行壹个故事,日本孩子和中国孩子共同参加夏令营,而日本孩子有很强的独立生活的能力,但我们中国的小孩却在大人的溺爱之下丧失了斗志和精神。当代的中国社会,我们也应该像童子军一样来培养小孩子们独立,坚强的性格和乐观的生活态度,这样才能使我们的民族能长久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参考文献:

[1]董宝良,周洪宇.中国近现代教育思潮与流派[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247

[2]朱家骅.中国第二次教育年鉴[Z].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

[3]康普.中国童子军[J].新青年,2(5).

[4]吴耀麟.童子军全书・中国童子军总章[M].上海:黎明书局,1935.

[5]张其昀主编.蒋总统集・第二册・新生活运动周年纪念[C].台湾:“国防研究院”、中华大典编印会,1968.

[6]罗敏.抗战前江苏童子军研究[D].苏州:苏州大学,2009.

[7]关志刚.新运动研究[M].深圳:海天出版社,1999:185-191.

[8]蒋晓星.中国童子军问题研究[J].学海,1993,(4).

[9]商会童军今日开会纪念四烈士[N].申报,1933-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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