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0-13 04:21:24
“韩信点兵，多多益善”曾是中国外汇政策的指导方针，但近几年持续的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双顺差以及热钱的大量涌入，中国外汇储备的超速增长正陷入“过犹不及”的宿命。强制结售汇制度一直被认为是其主因，近日，修订版的《外汇管理条例》取消了经常项目外汇收入的强制结汇要求，呼吁多年的“藏汇于民”口号终于有了制度层面的支撑。
2006年年初中国外汇储备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一后并没有停下脚步，并于2006年年底突破1万亿美元，截至今年8月底已达1.8万亿美元。当然，这个世界第一指的是官方外汇储备，由于此前我国实行强制结售汇制度，导致民间外汇储备匮乏，据估计仅为1600亿美元。而西方国家的现状是官方外汇储备不高，而民间外汇储备占了大头，比如美国的民间外汇储备是9万多亿美元，日本是3万多亿美元。
官方外汇储备虽然是央行资产负债表上的资产，但实质却是对企业和居民的负债。外汇储备并不是政府的财富，它相当于政府“借”的钱，不能随便乱花，特别是不能花在国内。尽管官方持有大量的外汇储备可以避免资本流出带来的金融风险，但如何管理外汇储备以及避免外汇占款对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干扰一直让我们大伤脑筋。
在强制结售汇制度下，央行持有了大量的外汇储备，不仅面临美元贬值的风险而且还苦于投资无门。投资美国国债收益率过低，投资美国政府支持企业的长期债券也面临风险，最近美国的“两房”危机给我们敲响了及时的警钟。
此外，由于强制结汇投放出大量的基础货币，尽管央行通过发行央票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对冲，但仍是杯水车薪，这就导致超发的货币只能在国内有限的投资渠道内翻云覆雨，造成资产价格的非理性波动。而一旦热钱全面流出将面临紧缩货币政策超调的风险，近日股市的大幅下跌就有QFII和热钱大肆做空的因素。不可不防患于未然。
强制结售汇制度的取消让企业和居民根据需要保留外汇资产，不仅可让外汇管理部门抛掉“烫手的山芋”，让企业和居民自己来承受风险和收益，而且还给货币政策松了绑，也减少了央行的对冲成本。但在目前人民币升值预期和外汇投资渠道狭窄的条件下，企业和居民不会大量持有外汇，最近一年多来外汇存款的逐步下降就是公众在“用脚投票”：QDII过高的投资门槛和较差的投资业绩，也令企业和居民选择“强制结汇”。
“藏汇于民”毫无疑问是我们未来的方向，但前提是要打破目前毫无悬念的人民币升值预期、建立完善的外汇投资市场，否则“藏汇于民”或许只是一厢情愿。目前来看“藏汇于民”并不意味着“藏富于民”。
“中国制造”世界第一?
杨文群
如今人们对“中国制造”关注有加。日前，美国一家经济咨询公司预测，由于美国经济下滑，中国明年有望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国家。
根据这项预测，明年，中国将占有全球制造业11.783万亿美元增加值的17％，超过美国所占的16％。一些经济学家们说，这一变化将终结美国在制造业领域长达100多年的主导地位，也将使得中国回归1840年之前占据了1800年的地位。1840年，英国在工业革命后成为了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国家。
数字非常可观，前景看起来更美。但有时候，数量可能并不决定一切。
自然，现在“made in China”无处不在，几乎成了全世界人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这让中国赢得了“世界工厂”的美誉，也让我们在世界制造业非行榜上的名次不断超越发达国家。对于一个30年前还百废待举的国家而言，这当然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但如果注意到硬币的另一面，你会发现这还算不上完美。
应该说，中国制造业的国际地位主要体现在总量上，在质量上与发达国家却仍存在差距。有数据显示，作为度量一个经济体投入产出效益的综合指标：美国、日本的增加值率在0.55左右，而中国不足0.4：此外，从中间最入贡献系数来看，发达国家1个单位价值的中间投入大致可以得到1个单位或更多的新创造价值，而中国只能得到0.56个单位的新创造价值……有经济学家曾举过更为直观的例子-在美国的沃尔玛超市，一个“芭比娃娃”的零售价是9.9美元，而它的出厂价是1美元，这就意味着在这条价值链上，制造它的中国工厂付出了很多，却只得到了十分之一的价值。
其实一定程度上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制造业的萎缩有时并不意味着产业竞争力的衰落。相反，发达国家由于实现向价值链的协调者和控制者的角色转变就能加强自身对制造业的控制力及产业的竞争力，并获得价值链中的绝大部分价值。美国耶鲁大学教授彼得・肖特的调研报告也指出，工业国家已经通过制造更好和更高质量的产品应对来自中国等国的竞争。而中国制造业却总体上处于世界制造业产业链的中下游，打拼低成本、缺乏核心技术、鲜有大品牌、缺乏话语权，这也更容易受到能源价格上涨、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因素的伤害……
因此，与其在看上去很美的数据中沾沾自喜，倒不如透过“发达国家制造”的应对方案，来反思“中国制造”的现实问题；也许，与成功实现量的突破相比，致力于质的转变将更为重要――提升“中国制造”在全球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实现制造产业升级势在必行，虽然，这将有一个阵痛的过程。
经营模式不变，暴利就不会终结
李 龙
国家统计局5日经济述评称，目前无论从宏观经济形势和政策层面还是需求层面，都不支持房价持续高涨，并认为房地产的暴利时代已经终结，在长达10年的房价上涨之后，中国房地产市场开始向理性回归。
按照目前的房价水平，断言房地产的暴利时代已经终结，恐怕除了开发商外，没有人会同意。诚然，不论是当前的经济形势和调控措施，还是消费者，都不支持房价上涨。但应当看到，这种不支持正是基于目前房价尚未跌回理性水平这样一个事实。如果仅凭上半年全国70大中城市房价涨幅的下降，就轻言暴利时代的终结，既是对房地产现状的主观臆断，也犯了逻辑上的常识错误。众所周知，涨幅的下降只是相对以前房价的持续高涨而言，并不是指房屋实际价格的下降，更不是说目前的房价已经跌得没有了暴利。如此以单纯的数字统计就匆忙给房地产市场下定论，有违科学求真的专业精神，也不符严谨求实的政府风格。
而且，房地产暴利时代有无终结，不应当由统计局来作出定论，而应由公众的购买力来衡量，由国民的收入来评判。“当一种商品的价格上涨至远离其基本价值，或是远超国民的消费能力时，其价格的最终回落就成为必然，楼市也是如此。”国家统计局在经济述评中已经这么说了。根据全国6.5万户城镇居民家庭抽样调查资料显示，上半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6.3％，远低于房价近几年的增长幅度。事实上，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现状依旧还是房价远远高于普通百姓的承受能力。按照目前老百姓的国民收入和购买力，能买得起房的毕竟还是少数，高房价带来的高门槛让多数人连做“房奴”的机会都没 有，以致购房也出现了“万人团购”的轰动之举。
不但民众感受房价仍然偏高，就连一向被人指责为“和开发商穿同一条裤子”的经济学家们也普遍认为，目前的房价水平依旧偏高。有调查显示，在近百名经济学家中，其中的52％认为房价“较高”，31％认为“过高”，只有1％认为房价“较低”。近九成的经济学家都认为房价过高，真不知道统计局的暴利时代终结论从何而来。
中国富人俱乐部面临的抉择
袁晓明
世界最大的高尔夫球场地在哪里?答案也许令人惊讶：在中国――深圳观澜湖高尔夫球会有12个18洞的高尔夫球场。事实上，早在2004年5月，在观澜湖的格诺曼球场的正式启用之时，观澜湖高尔夫球会就已经超过美国的班赫斯，成为高尔夫球会的世界之最。
在观澜湖1992年成立至今的16年中，中国有连续9％左右的经济增长，如果从1979年中国改革开放算起，中国已经有了连续30年的9％的增长，这是人类历史上持续最长的经济高速增长，这是无可争议的中国经济崛起。
我们可以说观澜湖是过去二十多年中国经济崛起的一个组成，但观澜湖所代表的高尔夫运动的发展，却显示了中国崛起中的一个群体的出现，那就是中国富人群体。在一些发达国家，比如在美国，高尔夫已经逐渐成为一种大众化运动，在美国有3200万人打高尔夫，占美国人口数的10％，相比之下，中国只有25万人打高尔夫。考虑到打高尔夫的费用，高尔夫在中国绝对是一个富人的运动，高尔夫球俱乐部也就是名副其实的富人俱乐部。例如上海汤臣浦东高尔夫俱乐部和佘山国际高尔夫俱乐部，启动会员费分别为110万元和161万元，每年会员还要缴纳不菲的年费和场地费。据美国《高尔夫世界》杂志执行主编塞瑞克在中国的调查，在中国大陆本土打高尔夫球的人，大多是富有的商业人士或者有特殊背景的人。
中国富人在许多奢侈品上的消费都非常惊人，在我看来，富人消费包括高尔夫的消费并非是造成中国社会不和谐的个主要原因，自由经济体制也应该保护消费自由。造成中国社会不和谐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产生富人群体的机制，中国的许多富人凭借的是权力致富，比如许多靠房地产发家的富人就是通过征地上的权力换来了极大的利润，包括以极低成本获得的搬迁。更严重的是，在致富以后，一些富人通过积累的财富换来更大的权力，在财富上形成了“良性”循环，在社会公平和公义上却是恶性循环。
毫无疑问，社会应该建立起更加公平的致富机制，让中国的普通人获得更公平的权利，而中国的富人群体对中国社会的和谐发展更富有道义和良心上的责任，帮助中国社会缩小贫富差距也是富人的利益所在。许多人倡议中国富人要有更多的慈善，那无疑是富人对社会的一种重要的回报，比尔・盖茨是中国媒体上无数次提到的慈善家，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盖茨对美国社会最重大的贡献并非是他几百亿美元的捐款，而是他通过创业给美国社会带来了数百万的就业机会，帮助许多美国人进入中产阶层。同样的是，中国富人对中国社会最重要的贡献并非是慈善事业，而是为中国社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不要通过自己的财富去获得不公平的机会，反而通过自己的财富去帮助社会建立更公平的机制。
对外依存度过高令人忧
鲁 宁
经济发展出现波动本属正常，但中国人承受力相对较弱，受“对外依存度”过高的惊吓就属最新事例之一。2008年8月5日，国家统计局网站挂出该局“二季度经济述评”：“谨防输入型通胀带来‘叠峰效应’”。这是近期央媒推出的一组“中国经济基本面依然健康”系列述评的其中一篇。若把它视为“一连串事件”，则都在围绕稳定人心和增强经济界的信心的目的叙事。当媒体把“对外依存度”作为关键词后，“述评”的本意就被曲解了。
也好，索性从实忧和虚忧两个层面就“对外依存度”作点解疑释惑。“对外依存度”通常指“外贸依存度”(以下简称“依存度”)。通常指一个国家进口出口贸易总额占本国GDP的比重。“依存度”反映一个国家经济运行参与国际分工的程度，同时又折射该国经济对全球市场的依赖程度。“依存度”又分出口依存度和进口依存度。对两种“依存度”均可从积极或消极层面作多角度解读。捡消极点说，“依存度”与一国经济的独立性成反比，在这里，独立性是抗风险能力的同义词。
1980年，中国的“依存度”才7.2％，那时国门刚开一条缝，中国基本上还是个自给自足的封闭经济体。到2000年，“依存度”达到23.1％，已经超过全球的平均“依存度”，从一个侧面印证中国改革开放的力度和效果。
2004年，“依存度”出现井喷，一下逼近到60％，它由两大原因共同促成：2001年年底中国加入WTO，制约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的最大瓶颈被打通；再就是中国经济内在的诸多比较优势集中喷发，“世界工厂”桂冠随之飞来。此后至今，贸易摩擦、反倾销制裁、人民币汇率、全球结构性通胀等麻烦不绝，包括国内采取多种宏调手段，“依存度”却始终维持在60％左右的高位波动。
凡事都讲度，“依存度”过低和过高都不是好事。过低，封闭带来的恶果中国吞食了30年；过高，经济运行之结构性矛盾意味着系统性风险随时可能引爆。
国际上，从1980年到2007年，“依存度”基本维持在12％左右，发达国家大致稳定于15％。新兴市场主体国家“依存度”往往会高于发达国家。如“金砖四国”中，印度约17％，巴西约20％，俄罗斯约48％(已偏高)，相较之下，中国显然高过了头。这意味着一旦世界经济系统性风险突然爆发，抑或突遭“政治性贸易制裁”，中国经济轻则“重感冒”，重则引爆内在系统性风险，局面不说难以收拾，至少也受到重创。因此，“依存度”也可解读为受制于人的程度，此乃“依存度”对中国经济及社会稳定的实忧所在。
鉴于中国经济的特殊性，“依存度”又存在被人为放大的虚忧。这可从多个角度阐述，在此仅举一例：“世界工厂”出口的大部分属初级工业品和日常生活消费品，这两类产品基本不受世界经济波动导致投资骤降带来的需求大幅萎缩的影响，经济萧条时，多数人会削减享受性生活开支，但不会削减基本的日常消费。这个现象正好从一个侧面解释，为何当今全球经济患病，“依存度”高悬的中国经济居然仍能保持10.4％高增长。
中小企业融资难源自银行竞争缺位
火 曼
中小企业面临的“融资难、成本攀升”等窘境已引起国家监管机构的高度关注。据报道，针对这一问题，国家发改委目前正同有关部门研究建立“国家中小企业银行”。
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尽管早已被各界所发觉，但小企业贷款难问题的瓶颈却一直没有被打破。面对中小企业经营状况集中恶化的问题，相关救治措施也在陆续拟议中。客观地讲，诸如“国家中小企业银行”等措施的拟定，固然有助于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但是类似的举措不乏短期应景的性质。其长期的政策效果和社会普惠状况未必理想。
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的关键还是市场化，也就是实现商业银行的市场化经营。目前中国实行对商业银行准入管制制度，这一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商业银行的竞争冲动与业务创新。
与国内屈指可数的银行数量相比，美国除去花旗等大型银行外，还有上万家的社区小型银行。这些小型银行为了自我生存发展，想尽一切办法去寻找空白市场机会，为资金供求双方提供丰富的服务产品。市场竞争之下，自然再无集中的体制性融资困难问题了。
事实上，国内刚刚诞生的一些中小银行已经把竞争带来的体制活力演绎了出来。在民营经济发达的浙江省，商业银行的竞争较为激烈，其服务意识也走在了同行的前列。在这一市场氛围下，商业银行不仅青睐“大型客户”，而且对小企业也纷纷伸出了“橄榄枝”。
以宁波银行为例，这家银行就明确是以小企业为主要服务对象。而与贷款给中小企业“风险大、效益差”的一般看法不同，其经营业绩斐然。截至2008年一季度，该银行不良贷款率仅为0.35％，拨备覆盖率为364％，位居行业翘楚。宁波银行对小企业客户“人弃我拾”的战略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与其精准、独到的细节操作不无关系。
可以说，所谓的中小融资难问题只是一个表象，其实质是市场竞争的倒逼机制付之阙如。当占据国内银行业绝大部分市场份额的国有银行，出于自身经济利益，而不断地裁撤基层分支行时，又怎么可能避免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不出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