凝聚改革共识,推进转型发展

摘要：2012年以来，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国际贸易增速回落，国际金融市场剧烈动荡，各类风险明显增多。展望2013年，世界经济复苏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上升，世界经济形势总体上仍将十分严峻复杂。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和国内经济运行中的许多新困难和新挑战，当前必须以更大的决心和气力推进改革开放，重聚改革共识。解决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严峻问题，推进发展转型刻不容缓。必须抓住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条主线，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把扩大内需的重点更多放在推动中国经济从“国富优先”向“民富优先”转型。

关键词：改革共识；经济发展方式；扩大内需；民富国强

中图分类号：D616 文件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12）04—0169—08

一、重聚改革共识刻不容缓

理性思考中国的改革是一场未竟的事业。古人有言：“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寻求发展离不开对过去改革几十年的探索历程和经验与教训的总结。今天中国能有如此大的变化，与改革开放的逐步推进是离不开的，自1956年的中共提出了“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后，中国经济改革也踏上了历史的起跑线。吴敬琏教授以主要的改革措施为标志，认为中国经济改革的历程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1）1958—1978年：行政性分权，改革的重点是中央政府向下属各级政府放权让利。（2）1979—1993年：增量改革，改革主要在国有部门以外的经济领域中推进，并以民营经济的成长壮大来支持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3）1994年至今：整体推进，以建立市场经济体系为目标进行全面改革。由此可见，改革是通过若干层次分明、前后衔接的政治措施来实现的，而梳理脉络之后也不难看出，中国确立的改革目标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从计划制度向市场制度的变革。无论是单兵突进还是多管齐下，都是围绕着这一条主线进行的，即最终建立起充满生机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改革的具体路径选择，通俗点讲，必然围绕着由集权向分权的转变，宏观上来看就是利益分配、让权放利的过程。而伴随改革的不断推进，改革的成果不断显现，社会的利益分配格局得到了进一步合理的调整。这成为了进一步推进改革的不懈源泉和动力。农村、城市、农民、工人生产创造的积极性得到了极大的激发，才促成了我们三十多年来经济生活水平的巨大提高和改变。要说中国究竟做对了哪一点，那就是我们选择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把人类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我们中华民族的共同追求有机结合起来，铺出了一条迈向人类现代化文明的康庄大道。无论是从历史的角度去分析还是从理性的方面去思考，这都应该成为我们重新凝聚改革共识的一个基础。

然而，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当我们孕育出喜人的经济成果时也滋生了一系列覆盖面广、影响深远的矛盾与问题。虽然财富“蛋糕”越做越大，但是这种做“蛋糕”的方式能否可持续进行的问题，“蛋糕”不合理分配的问题却越来越突出。中国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发展经济最主要的目的是使人民大众生活得更加从容、更有尊严、更加幸福。当前中国的社会财富是由千千万万的人民大众所共同努力、携手创造的，他们理应享有属于自己的那一块“蛋糕”。然而，现今的实际情况是社会收入分配的差距越拉越大，我们国家已经跃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人均GDP在国际上却排在末尾，社会财富不公正、不合理的分配方式更加刺痛了民众敏感的神经。当民众的忍耐达到极限时，必然会感到自己更多的是被侵犯和剥夺，当人们纷纷把矛头指向既得利益者的同时，也很自然地会对社会上的各种问题产生分歧。从根本上说，当利益不能在社会群体之间形成共享时，要想形成关于改革的共识，是极为困难的。

那么今天矛盾和问题的根源究竟何在？本质上也许我们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利益分配不均，但更深层次的理性分析却告诉我们根源在于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改革的初衷。改革的目的是通过集权向分权转换，让人民更多分得改革的成果，然而我们却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之间不断地徘徊，使得市场机制在与社会主义的结合中丧失了自身所具有的效用。据悉，2011年网络评选出来的中国年度汉字中排在第一位的是“限”字，这一个小小的“限”字，包含了人民群众厚重的呼声与期盼，也反应了集权、滥权、强权的力量在当今社会中过于强大。自改革开放初期走到了今天，人民大众对限制集权的呼声越喊越高，意见越来越大。三十多年前的改革开放是从限权走向了放权，走到了今天，许多突显的矛盾和问题都遗憾地说明我们又开了历史的倒车，又从放权走向了集权。更有甚者是今天的集权相较于过去的限权，影响更加深远，一旦今天的集权力量超过三十年前限权的力量，那就不仅是改革又回到了原点的问题，还意味着当前我们的改革将要付出比以往更多的成本和代价。因为今天的集权凸显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不断扩大的管制权，政府本身成为重要的经济活动主体，权力深深介入经济活动当中。这样，经济增长过程也就伴随了较为严重的政府行为扭曲，法制不彰又导致权钱交易、官员腐败。二是由于对市场化的公平、公正的价值取向认识不到位，对权贵资本的制度性约束软弱，以致市场化进程遭到扭曲，在权力卵翼下滋生了形形的特殊利益集团，产生了不容回避的社会现实：强势利益集团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试图垄断改革创造的红利，利益越来越无法得到公平分享，所以导致了今天社会矛盾和冲突不断加剧。近日，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发展课题组了2011年度“社会进步系列研究报告”，指出中国目前最警惕的是“转型陷阱”。报告称，既得利益集团用“维稳”的理由拒绝改革、绑架改革，是“转型陷阱”的主要症状。我们认为，要找出中国改革道路上出现一系列矛盾和问题的根源，主要就在于我们并没有完全扫清障碍，将市场化改革与社会主义的有机结合坚持到底，让集权成为了改革的“短板”。如果改革本身没有其不同于传统计划经济时代的旧体制与旧意识形态的价值导向，那么，无论已经改革了多少年，这样的改革仍然是在原地兜圈，而改革绕开了、而不是解决了体制、制度问题，会导致改革更加艰难。

总结中国改革的基本经验：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的核心就是权力与利益的重新配置。集中到一点就是政府的“放权让利”，极大地调动了国民生产、创造的积极性，民间活了，企业活了，市场活了。社会财富的源泉喷涌而出，而政府在有了更多的财源之后，却又开始收权、揽权、垄断资源、管制信贷、干预市场，进而更进一步走向“揽财”，这又完全违背了市场化改革的初衷和核心。导致了社会利益分配再次失衡的问题更加严峻：一部分人得益甚多，大部分得益较少，还有相当一部分人蒙受损失。这种失衡本身会撕裂社会，进而导致不同阶层对任何问题都难以再形成共识。

针对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我国进入第“十五”、“十一五”后凸显的一系列矛盾和问题，在今年二月三号“中国银行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国务院副总理指出“改革已经进入不进则退的深水区，要有勇气在重点领域和关键性环节取得突破，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着力构建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所以，当前为凝聚改革共识，“十二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了：抓改革，就是以更大的决心和气力推进改革开放，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必须抓住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条主线，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把扩大内需的重点更多放在推动中国经济从“国富”向“民富”转型，这既是一个长期过程，也是当前最紧迫的任务。

二、当今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的关键所在

中国现有经济发展方式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关键在于经济发展方式长期失衡，这其中突出表现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的失衡，是导致中国经济深层次矛盾的核心。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采用的都是依靠政府投资驱动型经济的方式，而这种主要依靠资源投入、特别是资本投资驱动的粗放增长模式，要想维持较高的增长速度，必须要不断提高投资率，而投资率的不断上升同时也意味着国内消费率的不断下降，导致了投资与消费之间的失衡。在国内消费需求持续下跌的过程中，为了消耗投资驱动所创造出来的巨大产能，维持高速增长，我国选择了出口导向政策，开辟国际市场，通过强大的外需来弥补内需的不足，发挥我国廉价劳动力的人口红利、制度红利，以大量出口物美价廉的制造品来吸收过剩产能，维持经济高速增长。针对这种依靠投资驱动经济的早期先行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增长之路，马克思曾在其《资本论》第一卷第689页做过详尽的分析。他指出，由于靠投资驱动经济增长，使资本对劳动的比率不断提高，即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可变资本（用来支付工资的资本）在总资本中所占比率越来越低，就一定会出现两种规律性现象：一是“平均利润率下降的规律”。另一个特征是“相对过剩人口（即失业人口）不断增加的规律”。即随着不变资本比重的提高“工人人口本身在生产出资本积累的同时，也以日益扩大的规模生产出使他们自身成为相对过剩人口的手段”。其结果是，劳动者收入，或者说他们的消费基金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小，造成了失业人口的增加和无产阶级的贫困化。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早期经济增长所作的分析，即使从现代的眼光看，也是很有指导意义的。在先行工业化国家在19世纪末期已经转向效率驱动的现代增长模式，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建立以后，都几乎无一例外走上了西方国家早期增长的路子。虽然中国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起，已经痛彻感受到了这种增长模式造成的灾难，在改革开放后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试图缓解和消除它的后果。但是这些强烈的“转变增长方式”的愿望无法成功实现，导致中国的发展长期陷入“早期经济增长模式”的陷阱中而不能自拔，积累了一系列制约经济社会良性发展的凸显的矛盾和问题。

首先我们分析与依靠投资驱动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相配套的出口导向战略的问题。为何中国的投资驱动和出口导向战略能一直有效？为何中国的产品能一直出口，甚至占据了国外市场的半壁江山？为何在经济增速连创奇迹一跃而成为全球第二经济大国后，中国的经济却不能实现一个良性的发展？也许当我们解答了这些疑问之后，要找的问题也将呈现在我们面前了。国际市场相较于国内市场来说，需求量大、覆盖面广、复杂度高、对经济主体自主创新性的要求也更强。而出口导向型战略很好地帮中国化解了在国际竞争市场中技术创新、信息获取、交易渠道扩展等难题，再加上中国也充分把握了自身的比较优势，将“人口红利”、“制度红利”、“要素红利”与“全球化红利”动态结合，耗费大量的宝贵资源，通过人民币低估和政策强压将生产成本与投资收益压到最低，以此来获得极为强大的市场竞争力。无可厚非，从理性的角度去分析的话，出口导向型战略对当时的中国来说，无疑是一个极佳的发展策略，充分释放了挤压已久的社会财富生产力，有效地增强国家总体经济实力，打破国内收入对需求的限制。但是，在本世纪初期，随着内外经济环境的改变与失衡，其弊端也逐渐浮现。

中国虽然在国际市场上构筑了摩天大楼，但是支撑这座大楼的四根支柱却长短不一，高投资、高消耗、高污染的投入只能换回极低的收益。这个“三高一低”的窘迫局面正如吴敬琏教授说的那样：我们消耗了大量不可再生资源，承受着环境的污染，背负着“倾销”的恶名，可是利润的大头却不在自己手里。由于我国能源耗费结构主要以化工能源等不可再生能源为主，长期下去会造成宝贵的资源耗费以及对环境的极大破坏，一味为了维持经济的高速增长而不顾及子孙后代去过度性开发也违背了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初衷。总书记早在2004年9月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的讲话中就指出：“如果不从根本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能源将无以为继，生态环境将不堪重负。那样，我们不仅无法向人民交代，也无法向历史、向子孙后代交代”。

而长期实施出口导向的后遗症并不仅仅是环境的重负和资源的耗费。一直以来，中国随着出口导向战略的实施，加工贸易取代了一般贸易，成为了最主要的贸易形式。其典型模式就是以OEM（代工）的形式渗入全球化的产业分工中，并主要分布在产业价值链极低的位置。从台湾宏碁电脑创始人施振荣所提出的“微笑曲线”来看，缺乏自主创新能力和自主知识产权的我们，在市场中只能存活于中间段如加工、组装等低附加值的部分，而前端的研发、设计，后端的品牌营销、渠道管理、售后服务等高附加值的部分却难以插足。中国的劳动者付出了血汗，但是却没有换回应得的“真金白银”，反而生存条件却越来越难，难免引发各种矛盾和冲突。然而投资率的不断爬高，不仅会导致投资效率的低下，更危险的是还造成了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过高，过于依赖外部市场。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的外贸依存度不断走高，到2007年达到70%，近两年的金融危机期间虽有所降低，但据201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告显示，2011年我国外贸依存度又达到了70%以上。过高的外贸依存度，将导致中国在对外贸易中处于一个极为不利的地位，西方各国一边享受着中国制造的物美价廉的产品，一边又对中国施行反倾销的制裁。加大中国与贸易各国之问的贸易摩擦和矛盾，并使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不断增大，扰乱金融秩序。由于担心人民币升值会影响出口而拖经济增长的后腿，中国一直强顶压力防止人民币升值，正如蒙代尔的“不可能三角”理论所指出的那样，一个国家选择资本自由流动和汇率稳定的同时，其货币政策不可能具有独立性。为了保持人民币的低估，央行不得不大量通过人市干预，大量购买外币，释放高能货币，不可避免地造成货币超发和流动性泛滥等严重问题，而近期来房地产、奢侈品市场的高热和一般商品的价格飞涨也恰恰反映了这个问题，这也是“十二五规划”中所提出的扩大内需、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举措的主要绊脚石。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西方原先借贷消费、超强消费的生活方式必将扭转，进而导致中国的外需市场势必萎缩，根据海关方面的数据，2012年二月份我国对外贸易已经出现314.9亿美元的逆差。这也说明，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环境，都在逼迫着我们必须扭转出口导向战略。

消费（最终消费支出）、投资（资本的形成总额）、出口（服务和货物的净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国的经济一直以来主要靠“投资”和“出口”这“两架马车”拉动，而“内需”则远远落后。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消费率长期处于较低水平，且持续呈现下降趋势，尤其是2000年以来，消费率下降更为明显。1978年我国消费率为62.1%，2000年为62.3%，2010年急剧降至47.4%。10年下降了14.9个百分点。其中，更为严重的是居民消费率下降尤为明显，1978年为48.8%，2000年为46.4%，2010年下降到35%，也是历史的最低点。“十一32”以来我国消费率持续走低如图所示：

如何激发消费这一“驾辕之马”的潜力，改变这一不协调的经济结构，扩大内需是重点，更是解决中国宏观经济内外失衡、外汇储备量过大、经济不稳定、提高国民生活质量、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剂良方，如果扩大内需不力，中国就无法从根本上消除诸多难题。

三、扩大内需，推进“民富国强”势在必行

进入“十一五”后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着国内外复杂形势和一系列重大风险的挑战，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世界经济复苏进程艰难曲折，一些国家债务危机短期内难以缓解。主要发达经济体失业率居高难下，增长动力不足，新兴经济体面临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速回落的双重压力。主要货币汇率剧烈波动，大宗商品价格大幅震荡。国际贸易投资保护主义强化。世界形势的急剧变化超人预料，其前景更是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理性分析中国的经济发展之路，即使没有这场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长期高速增长所依赖的投资驱动、出口导向发展模式也已经难以为继了。当前国际经济的严峻态势，更加显示出中国这种经济增长已没有出路。如何借鉴先行工业化国家经济发展的经验，摆脱“早期经济增长模式”的陷阱，如何立足当前、着眼未来，积极应对外部冲击的不利影响，及时克服制约我国经济

运行的缺陷，如何加快调整中国的经济结构，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都是我们应当积极面对的问题。

“十二五”规划建议指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如何加快推动经济转型，扫除障碍凝聚共识，根据“十二五”规划中提出的完成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实现经济又快又好发展的要求，我们必须明确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本要求和首要任务，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的新格局，是中国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要方向，而民富优先正是形成消费主导格局的重要基础。

首先，必须明确只有实施“民富优先”，才能走向“民富国强”。近年来，我国在经济总量快速扩张的同时，消费率持续走低，主要原因就在于长期实行“国富优先”的战略思想。导致了今天经济发展一系列矛盾和问题严重凸显。“国富优先”使国家生产力、国家财富增长快于社会收入增长与民众消费能力增长，收入分配不合理引发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导致社会总需求不足，加剧国内生产过剩的矛盾，并使经济发展缺乏内生动力。

在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方式下，近10年来，我国GDP年均增长9.7%-9.8%，居民收入年均增长仅为7%。而财政收入所占GDP的比重从2002年的15.7%一直攀升到2011年的22.8%。考虑到各种政府收费、罚没、土地出让金、社保收入、国企上交利润、发行等预算外收入，1995年-2010年，政府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所占比重由24.25%上升到30%以上。中国财政收入平均每年增长超过20%，是居民收入增速的3倍，GDP增速的两倍多。根据2012年2月14日国家财政部公布的信息，2011年全国税收总收入完成89720.31亿元，比上年增加16509.52亿元，同比增长22.6%，分别高于城镇、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增速14.2%、11.2%，通过税收增长速率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增长的速率对比可以看出，哪怕国家宏观经济发展都再好，居民的收入都会因国家收入同居民收入之间的速度差而相对缩水，这也说明了改革创造的财富并没有全部由全体国民共享，况且这还是排除了收入分配不公、、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等诸多问题，实际状况更为复杂、严峻得多。如果民众集体创造的财富不能由民众来共享，其生产创造的积极性不但难以调动，甚至还会引起民众对改革的疑虑与抵制。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要做大经济“蛋糕”，更是要如何公平合理地分好“蛋糕”，“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实质，是实现发展导向由经济总量向国民收入的转变，走公平与可持续的科学发展之路。”这是在本届政协会上赢得热烈掌声的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发言中的一段话。

当前“民富优先”的更大意义在于政府让利，这势必要求提高居民收入，从而降低政府所得在GDP中的比重。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加快形成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

从历史规律与国际经验看，国强不等于民富，而“小河有水大河满”，民富则几乎没有国不强之理。一个民族国家，经过发展，经历民富，走向公民国家，是一个国家由大到强的必然表现。从现实看，安民、富民是治国的首要任务，也是发展的终极目标，这是社会得以和谐健康发展的根本之道。民富是社会和谐有序的基石，是转向内需主导模式、发挥内需规模效应的基础。所以，当前基于“民富优先”而形成改革共识，将是未来时期科学发展的逻辑起点。

其次，必须转变政府职能，实现国家财政“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实行民富优先，关键还在于政府转型。在今年“两会”上迟福林认为，政府做大GDP总量有很多经验，但要把发展导向从注重经济总量转向注重国民收入、从投资出口主导向消费主导转变，政府还要在发展理念、政府定位和政府职能上展开重大调整。

二十年前的南方谈话，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然而改革走到今天，各级政府对于市场经济的认识仍然存在很多误区。对市场和政府的边界、作用仍然没有清晰、正确的认识。“越位”、“犯规”，“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现象非常普遍。最集中的表现就是为了GDP的增长速度和各种政绩工程，政府常常直接干预市场秩序的形成和市场机制的正常作用，将大量的政府资源直接投入市场的各种博弈过程，企图依靠行政力量来主导经济进程。结果导致资本市场、要素市场、消费市场的价格信号均出现不同程度的偏差，及各种资源、资金、劳动力的无效、恶效配置。这种政府定位的错位，还使得各地粗放型、浪费型、污染型的增长方式无法得到根本扭转，腐败蔓延无法得到根本遏制。

因此，“十二五”规划建议提出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关键就是要节制政府。让市场真正发挥“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让政府回到自己的本职岗位，必须将当前的“建设型”财政转向“公共服务型”财政。一直以来，中国普通公民的消费水平上不去，很多人将之归结为“中国人的储蓄倾向”。然而，深入调查，我们可以发现，主要原因是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赶不上CPI、GDP乃至政府收入的增长速度，是社会财富的分配和生活成本及一系列后顾之忧，制约了人们消费的欲望。

无论是从我国民众自古以来“量入为出”、“居安思危”的消费理念来看，还是从当前的经济形势来看，民众对未来消费的风险预期是极高的。简单举例来说，从中国的储蓄率来看，老百姓把辛苦挣来的血汗钱存入银行，多数实际上是负利率的，通俗点来讲就是钱在不断地贬值。然而钱存在银行，银行更多地是将其贷出，相对民营、小微企业，国企融资更加容易，资本增加的大头又主要回到国企那边，民众难以得到实惠，甚至还进一步拉大财富分配不均的局面。从税收方面来看，据福布斯2012年的“税收痛苦指数榜”中中国税负痛苦指数为159，在公布的65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列第二。虽然根据国情、制度、人口等差异，该数据并不能认为是完全准确的，但不可置疑的是，中国的“税负之痛”确实是压在民众心头的一块大石，老百姓不断地抱怨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试问，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还能让民众能够继续支持改革呢？所以我们当前面临的一个主要难题就是如何在取之于民之后如何更好地用之于民，在民众收入提升之后，更好保障他们消费，降低他们对未来消费的风险预期，消除后顾之忧，增强边际消费倾向。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应该从其源头着手。为何民众会对消费存在后顾之忧呢？原因就在于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存在着不完善、不规范、不见效等问题。消除居民风险预期，解决内需不振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问题。社会保障的解决对策，可以总结为“一点三面”，首先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国家必须加大对社会保障的投入力度。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到2008年，我国广义的社会保障支出仅占全国GDP比重和全国财政支出的6.18%和29.67%，狭义的社会保障支出则为2.26%和10.87%，通过数据可以很明显看出来国家在国计民生中最应该投入大量资金的社保支出是明显不足的，这也成了制约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首要障碍。

完善的国家财政体系必需“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当前要切实提高“两个比重”：一是大幅度提高政府公共服务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比重，二是大幅度提高政府货币转移支付，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推进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保障性住房等重大民生工程，有利于不断提升居民生活水平和质量，充分释放潜在消费需求。

第三，必须加快调整产业结构，在做大“蛋糕”的同时，让民众有能力分享更多“蛋糕”。扩大内需是改善民生的必然要求和重要内容，而内需紧连着民生，我国众多产业产能已经很大，有的领域甚至严重过剩，必须把扩大内需的重点更多放在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发展服务业、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上来，要让人们“愿花钱，敢花钱”，必须让人们“有活干，有钱挣”。服务业是内需潜力最大的产业之一，加快发展服务业，不仅可以带动就业，也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需求，为扩大内需提供有力支撑。

当前我国实现经济增长的产业结构偏差很大，且呈亚健康式的发展。靠天吃饭的农业基础薄弱，科技依附性低；大而不强的第二产业缺乏自主创新能力；然而创造就业岗位能力最强的第三产业发展则相当滞后。据201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告显示，2011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471564亿元，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47712亿元，比2010年增长4.5%；第二产业增加值220592亿元，增长10.6%；第三产业增加值203260亿元，增长8，9%。第一产业的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10.1%，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为46.8%。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为9.43%。一直以来我国主要以第二产业作为撬动经济发展的杠杆，但这根杠杆却存在着“三高一低”的严重问题，虽然第二产业创造的生产总值最多，但其主要以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不仅创造就业岗位少，化解就业难题，缓和社会矛盾的能力弱，而且还是以高污染、高投入、高能耗来换取低产出，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来看是不可持续、得不偿失的。根据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走依靠效率提高和技术创新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应该成为我们的选择，我们可尝试从下几个方面作出努力：（1）将产业结构的重心移至第三产业，大力发展以生产业为主导的服务业，以此来大大降低交易成本与制造成本，创造就业岗位化解就业矛盾。开发更深层次的比较优势，利用服务业化解就业压力强这一特征，将我国的人口红利重新激活，让人力资源的潜力发挥充分，将劣势变为优势，提高国际竞争力，防御外部风险。（2）注重科学人才培养，营造涵盖良好学术规范和激励机制的学术氛围，消除科研体制中的官本位、行政化等非学术因素对科研工作的影响，将科研人才的待遇与科学贡献挂钩，防止人才外流，以此作为经济发展的坚实后盾。（3）通过实际政策促进以科学发展为支撑的先进技术渗透进三大产业链的各个领域，当前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国科技对外依存度过高，在产业链中难有话语权。所以着重通过科学发展与技术创新在各大产业中的运用，提高产品的经济附加值，用最小的资源创造最大的价值，是摆脱能源消耗大、收益回报低的根本途径。

第四，必须根本转变民企“鲶鱼效应”的地位、激发企业活力，完善市场机制。温总理在今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着力扩大消费需求，加快构建扩大消费的长效机制，必须推动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深入推进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完善国有资本有进有退、合理流动机制。完善和落实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各项政策措施，打破垄断，放宽准入，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铁路、市政、金融、能源、电信、教育、医疗等领域，营造各类所有制经济公平竞争、共同发展的环境。

在我国改革初期，引入市场机制发展民营经济，最主要的期望就是希望民营企业能起到一个“鲶鱼效应”的作用，消除国有企业效益低下、缺乏生机与活力的问题，解决资源配置的权力“一放就活、一活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这个难题，让民营企业唱配角，配合国有企业的发展壮大。然而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和深入，民营企业所扮演的历史性角色也在不断发生变化，据北京大学国际发展研究院2010年的调研数据显示：民营经济占GDP的贡献率也从最初的1%发展到现在的超过66%、税收贡献率71%，而全社会就业人口中民营经济占90%以上。从民营企业对我国GDP、税收、解决就业等方面的巨大贡献和作用看，也说明了民营企业不仅是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一个不可缺乏的主体。虽然民营企业发挥了主体的作用，但是其并没有享受到主体的待遇。相对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贷款艰难、融资不便，缺乏信贷支持，市场准入门槛高，其中最突出的是极高的税费负担。17%的增值税，25%的企业所得税，极大地压缩了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一系列政府监管、“做大做强”垄断企业的产业政策等等，无不在事实上对民营和中小企业产生挤出效应，堵塞了普通民众投资创业的机会，窒息了市场。这些问题，也恰恰就是阻挡改革进一步深化，营造良好、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发挥市场经济真正效能的制度环境障碍。完善市场机制激发企业活力，首先要继续深化和推进大型国有企业的改革，发挥民营企业的促进作用，提升国有企业的自生能力。其次，正确认识民营企业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消除阻碍民营企业发展的思想观念障碍。最后，充分发挥和改进政府对民营企业的辅助能力，建立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减轻中小企业税务负担，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财政支持力度，通过法制建设界定和明晰产权，将政府管不好、不该管的部分交由市场来运作，逐步抽离公权力对市场经济的渗透，消除寻租土壤，减轻民营企业面临的非经济风险和负担，以此来激发企业活力，重新启动中国经济发展引擎，为凝聚改革动力、重塑改革共识，推进科学发展打下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