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环境税双重红利改革及启示

中图分类号：F811 文献标识码：A

内容摘要：本文详细描述和论证了欧洲国家基于双重红利理念的环境税改革及其成效，并结合我国国情，分析了我国实现环境税双重红利的局限与可能，进而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环境税 双重红利 启示

研究背景

环境税双重红利，也称环境税双赢效应、环境税倍加红利。其含义为，环镜税的开征不仅能够有效地抑制污染，实现环镜保护的目标；而且还可以通过税收转移，减轻社会福利成本或降低扭曲性税收的比重，改变税制对资本和劳动的扭曲现象，形成更多的社会就业和国民生产总值，获得非环境受益。

国外关于环境税双重红利的研究由来已久。Tullock（1967）、Kneese ＆ Bower（1968）在对水资源的研究中提出，环境税不仅能改善环境质量，而且能通过收入的返还削减税收的扭曲效应，减少税制效率损失，带来“超额收益”。此外，Nichols（1984）、Lee ＆ Misiolek（1986）等也分别阐述了这一思想。Terkla（1984）首次对环境税收入替代其他税收的效率改进进行了实证分析和数学计算。Pearce（1991）提出对污染行为征税取得的收入，应当被用来减轻社会福利税费的负担，进而实现改善环境和降低福利成本的双重效应。Bovenberg （1999）对环境税的双重红利进行了更全面和深入的阐释。

国内关于环境税双重红利的理论研究较少。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生态平衡日益破坏。利用环境税收手段来激励和约束人们的行为进而使之符合环境政策目标，已成为大势所趋。而如何在实施过程中实现双重红利效应，就成为我国财税界关注的焦点和重点。

欧洲国家环境税双重红利改革分析

随着环境税双重红利理论的提出，欧洲各国在20世纪90年代进行了一系列的环境税制改革。如表1所示，尽管各国采取的具体措施不同，但都体现了“双重红利”的核心思想。一方面，开征二氧化碳税、二氧化硫税、垃圾填埋税、汽油产品税等环境税种，促进污染企业外部成本内部化，另一方面，降低所得税减少税收扭曲性，同时将环境税收收入用于社会保险支出，减少社会福利成本。

从欧洲环境税双重红利改革效果来看，由表2可知，第一，环境税实现了第一份红利，即各国环境质量有了明显的改善。以CO2排放量为例，欧洲地区国家CO2的排放量减少了9.4%。究其原因，关键在于CO2税的征收提高了生产要素碳的投入质量和使用效率，也迫使企业、特别是能源消耗企业调整产品结构或者转向使用更为清洁的能源。

第二，短期内，环境税实现了就业红利，但没有实现投资红利。随着政府不断将环境税税收收入用来降低与劳动力相关的税收，劳动力供给有了相应的增加，就业提高了0.44%。不仅如此，在社会保险支出循环和其它支出循环作用下（即把部分环境税税收收入贴补社会保险费用支出及其它支出），就业也分别增加了1.04%、0.05%。这表明环境税实现了就业红利。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环境税没有实现投资红利，投资随着环境税的征收降低了0.42%。

第三，从长期来看，环境税可以实现双重红利。尽管环境税的征收使得企业投资短期内出现下降，但长期而言，企业投资却增加了0.48%。环境税之所以能产生长期投资红利，其原因在于从技术进步角度上讲，企业需要一定的时间周期来引进环境净化设备，进而调整产品结构降低对环境的污染，因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由新的征税引起的投资萎靡将会逐步消失。除了投资红利外，无论是CO2排放量、还是就业，长期内对环境税都有积极的响应。这就意味着，在长期内，可以实现环境税的双重红利。

我国实现环境税双重红利影响因素分析

欧洲环境税“双重红利”改革是一种有益的尝试，它的顺利推进离不开两个有利因素：一是以所得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由于所得税占总税收的比例普遍在60%以上，而且劳动力的供给弹性较大，因此，欧洲环境税降低税收扭曲性、提高劳动积极性和增加就业的双重红利效应就会较明显；二是税制绿化程度高，有利于实现环境税的双重红利。

（一）不利因素

相比之下，我国税制结构不合理以及税收绿化程度低就成为阻碍我国环境税双重红利的不利因素。首先，税制结构不合理，流转税比重过高、所得税比重过低。我国以流转税为主体，所得税特别是个人所得税所占的比重很低，这使得我国不存在通过单纯降低所得税来降低超额税收负担的客观环境，而且由于这种税制对劳动力供给的扭曲性不是很大，再加上我国劳动力的供给弹性小，即使对劳动力征税，税收的替代效应也不大，因而环境税的双重红利效应在我国就不会明显。其次，税制绿色化程度不高。武亚军（2002）指出， 即使考虑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及排污费和水资源收费，我国与环境相关的税（费）占税收总额的比重也仅为3.34 %，远远落后于环境税实施比较成熟的欧洲。此外，我国大部分税种的税目、税基和税率都没有从环境角度和可持续发展来考虑。这些都对我国环境税实现双重红利带来不利影响。

（二）可行性分析

尽管如此，我国仍然具有实现环境税双重红利的可行性。

第一，我国是发展中国家，环境污染和资源破坏严重影响了经济生产效率，并对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准产生直接的破坏。在这种情况下，环境质量已不仅仅是一种公共消费品，而是直接影响到劳动力素质及健康问题，因此，考虑环境改善所带来的健康收益，就具有获取第二份红利的可能性。

第二，我国劳动收入负担相对较轻，税收对社会资源配置的扭曲以间接税为主，而目前正在进行的以增值税转型为主要内容的间接税改革为我国开征环境税并获取第二份红利提供了有利条件。

第三，目前我国税制正处在一个调整期，此时进行环境税改革，不仅可以与其他税收改革进行组合，而且由于环境税收入会呈现倒U 型结构，因而与增值税转型以及其他税收改革对税收收入的冲击相呼应，在一定程度上减缓税制改革中税收收入的振荡。

我国开征环境税取得双重红利的政策建议

欧洲关于环境税双重红利的理论及实践探究我国的税制结构调整和优化提供重要的参考价值。为实现我国环境税的双重红利，应根据我国国情，把环境税的设计与整体税制改革结合起来。

（一）逐步将排污费改为污染税

污染税的税基应该主要以污染的排放浓度和数量为标准，税率要根据特定地区的环境目标及环境状况的变化而变化，即随着环境治理边际成本的变化，税率做相应的调整。

（二）税负从对劳动和资本的征收转移到对资源和污染的征收

环境税改革遵循的基本思路为，将税负从对劳动和资本的征收转移到对资源和污染的征收。这样对能源、其它自然资源如土地和污染征收高税收，会使工业、贸易和消费者产生一种强烈的经济需求，即减少这方面的消费。相反，相应数量的税负、社会保障成本等从劳动和资本中退出，以鼓励企业家精神，并大大减少促使劳动力合理化的经济压力。

（三）逐步开征一些新的环境税种

在保持现行税负水平不变的前提下，逐步开征一些新的环境税种，这样既可以增加财政收入，同时还可以通过改变纳税人经济行为的方式改善环境，符合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如燃油税可减少对这些产品的使用，噪音税可以用隔音设备投资，或对受害者进行补偿，城镇居民的垃圾税可以弥补日益增长的城市垃圾的处理成本支出。

（四）对现有税制进行调整

诸如针对不同产品根据其环境友好的程度，可以设计差别税率的消费税，调节消费者的使用方向。同时，尽快实现流转税转型和所得税改革，并适度降低企业所得税等。

结论

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如何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推进环境税并取得双重红利是目前亟需解决的重要课题。大量的理论与实践表明，实施环境税能否取得双重红利，其关键因素主要取决于具体的实施背景。论文通过梳理欧洲各国环境税双重红利改革实践，发现其环境税改革可以有效的改善环境，与此同时，在短期内虽然没有实现投资红利，但却实现了就业红利。而从长期来说，欧洲环境税可以实现包括就业及投资红利在内的双重红利。进一步分析表明欧洲环境税改革成功主要受益于以所得税为主体、绿化程度高的税制。就中国而言，虽然我国具有取得环境税双重红利的可能性，但目前却面临着税制结构不合理、税收绿化程度低等不利因素。为此，论文对未来我国环境税的设计提出四条建议，一是逐步将现有的排污费改为污染税，以污染的排放浓度和数量为税基，同时根据环境治理的边际成本设定税率；二是环境税改革应遵循将税负从对劳动和资本的征收转移到对资源和污染的征收的基本思路；三是在保持现行税负水平不变的前提下，逐步开征诸如噪音税、垃圾税等新的环境税种；四是在上述基础上对现有税制进行调整，逐步提高整体税制的绿化程度。

参考文献：

1.司言武.环境税“双重红利”假说述评.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8(1)

2.梁燕华，王京芳，袁彩燕.环境税双赢效应分析及其对我国税改的启示.软科学，20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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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Patuelli, R., Nijkamp, P., Pels,E.. Environmental tax reform and the double dividend: A meta-analytical performance assessment，Ecological Economics，2005,55

5.Bosquet, B.. Environmental tax reform: does it work? A survey of the empirical evidence，Ecological Economics，2000,34

6.Bovenberg,A.L.(1999):"Green Tax Reforms and the Double Dividend: An Updated Reader's Guide"，International Tax and Public Finance 6

作者简介：

罗小兰（1972-），女，江西新余人，经济学博士，上海立信会计学院财税学院讲师，主要从事财税理论与政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