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孔德到吉登斯

摘要：自社会学诞生，社会秩序就是其研究的中心问题。社会学家把社会秩序看做表示社会有序状态或动态平衡的社会学范畴。从古典社会学到当代社会学，各个时期的社会学家关于社会秩序问题的关注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社会分化与社会秩序；理性化与社会秩序；个体化与社会秩序。不同社会学家关于社会秩序问题的理论逻辑建构各有特色，但综合来看，都密切关注到了原有的社会共同体正在瓦解。并引发社会的原子化和社会失序，一个个体化的时代正在来临。本文的目的在于，梳理古典、现代、当代社会学理论有关社会秩序问题的理论脉络，把握社会分化、理性化、个体化与社会秩序的联系，并从理论上对“个体化的社会秩序何以可能”进行归纳。

关键词：社会秩序；社会分化；理性化；个体化

中图分类号：C91-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2）12-0150-04

社会秩序思想对今天的意义，不仅仅表现为它所确定的各种概念、假设和命题，更重要的是，它始终蕴含着“必要的张力”，它为人们思考社会秩序中的各种问题提供多种可能的途径。如今正处于转变时期的社会学，是我们理解与过去相反的现在、传统相反的变化，以及正如哈罗德・罗森深刻感受到本世纪末的能使我们建立“新传统”的一种形式。不可否认，现代社会的历史意识在过去世界的秩序看来已不复存在、未来的秩序还没有形成？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更应该增强对社会的认识，以便更好地理解我们身处的时代。本文笔者试图在社会学的理论脉络中描述社会秩序思想变迁的过程，分别从社会分化与社会秩序、理性化与社会秩序、以及个体化与社会秩序三个方面论述彼此之间的关系。在社会学家眼中，原有的社会事实正在发生变化。新的社会秩序思想还没有建构，而社会秩序思想正处在这一转变过程之中。这一转变的过程中，西方社会理论会殊途同归于对个体化的正视。我们从理论中读出了大师对于一个社会现实的解释和关怀，也读出一个新的社会事实――个体化时代的来临。

一、社会学中社会秩序的起点

从孔德创立社会学起，社会秩序就是社会学研究的中心问题。社会学对社会秩序的关注主要从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平衡与失衡的关系角度出发，把社会秩序看做表示社会有序状态或动态平衡的社会学范畴。由此社会学往往把社会秩序的基本内涵概括为三个方面：（1）一定社会结构的相对稳定；（2）各种社会规范的正常实施；（3）把无序和冲突控制在一定范围。也就是说，社会处于一种相对平衡和稳定的状态。

亚历山大（Jeffery　C.Alexander）通过对社会学理论的回顾与总结，认为：“关于社会的研究总是围绕着自由和秩序问题展开。每一种理论都介乎于两极之间”。这是“奇怪的西方世界的困境”，也是“独特的现代的困境”。“正是个体的自主性使‘秩序’成为问题、是这种秩序问题使得社会学成为可能”、“正是自由和秩序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为社会学提供了知识的和道德的理论基础。在一定程度上说，社会学要探索的也正是社会秩序的本质，因为它关系到个人自由的内涵。”

个人自由与社会秩序问题成为了社会学家关注的重要主题，在某种程度上，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等同于个人自由与社会秩序之间的问题。正如英国著名学者伯纳德・鲍桑葵（Bernard　Bosanquet）所认为的：“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是一切社会问题的根源”。对致力于现代社会世界的理解和解释的社会学来说，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具有根本性意义：它是表征现代社会一切重大问题的符码，正是从对这一符码的破译中产生了社会学与现代社会的联结，形成了一种独具风格的社会知识体系。因而现代过程的“个人与社会关系问题”被视为“社会学的基本问题”。

二、社会分化与社会秩序

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及后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许多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凸显出来，社会风险增大，社会分化加重，社会整合和社会团结面临挑战。涂尔干关注分化社会的整合问题。在他的眼中，社会秩序可能来自行动者对一种共同的价值体系的纯粹分享。与其他伟大思想家一样，他相信自己生活在一个转变时期，“在这样的时期里，传统道德动摇了，但能代替它的另一种道德还没有形成”。正是基于此原因，他从社会分化的视角人手，研究现代社会的反常状态对于社会秩序形成的挑战，尤其是个人主义、利己主义的盛行，以及社会道德和社会规范的缺失。涂尔干希望社会秩序与以前一样，甚至希冀一种以新的方式建立在道德秩序之上的可能性。因而，他采取了双重策略，一是通过社会规范即教育的方式，通过学校等社会化方式，将作为社会秩序基础的集体观念或价值观念传递给下一代：另一种策略即是职业团体。涂尔干认为，行会本身具备一种职业团队精神，可以引导个体，使个体摆脱道德的孤立状态，由于实际上没有其他的群体，只有行会能完成这项非做不可的任务。”

与涂尔干不同，帕森斯的社会秩序观是通过两个问题的相互作用构成的：一方面，是社会领域日益分化的中心过程：另一方面，由于人与人之间相互作用的不可抗拒的偶然性，需要不断地考察和阐明这种相互作用的秩序和协调。帕森斯认为，人所面对的不是一个神秘的和不可理解的世界，社会中的生活始终是在熟悉的事物中进行的，而社会化是个体职业定向的主要方式。因此，在帕森斯那里，行动者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差异的解决始终根据这样一种论点：外部现实受到道德标准的调节。通过帕森斯的论述，我们认识到了行动与社会秩序的脆弱性：看到了分化和进步的同一性，同时我们相信了现代社会规范的秩序能力。帕森斯希望通过社会化理论和以一种或多或少和谐的方式来团结社会。因此，问题在于要么强调个体在社会平衡中的计划作用。要么相反，在于假设各种不同的系统的存在，而其中的每一个系统都受到独立结构化机制支配，仅仅随着或多或少偶然的和不可控制的运动互相渗透。

在社会学研究中，布迪厄也许是最特殊的。和许多其他的社会学家不同，他认为能在现代社会中观察到人们通常当作传统社会的本质的东西，即社会环境和行动者态度之间的紧密关系的维持。对于社会秩序的研究，他旨在从跨历史分析的模式中得出能在结构上适应各种社会和时代的一种关系思维模式：“研究的目的是发现在相对稳定和持久的结构之间跨历史的不变因素或总体关系。”布迪厄的社会秩序观的建构，既旨在强调现代社会在不同领域中的结构分化，也试图证明在现代社会中强大的秩序机制。一方面，他根据诸领域的相同形式提出一种关于领域之间协调的解释。另一方面，他根据行动者和处境之间的协调形式提出了关于领域之间紧密相关的解释。换句话说，在他的秩序观论述中，领域的分化是有限的，因为习性始终是严格规定的。他认为，由于行动者的倾向和领域的形态之间的关系始终是紧密的。不过社会秩序真正的不存在，分化就不再能解释秩序？但是，通过习性和相同性，秩序是分化社会的基础。但是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分析的结果往往是相反的，大量的社会失调使布迪厄承认，以他的社会秩序描述为依据的社会哲学已化为乌有。

在前几位学者看来，社会秩序过程包含了社会分化在现代社会中引入的停顿。相反，在另一种描述看来，从此以后，现在社会的任何协调或和谐秩序不再是可能的。在我们的阐释中发现。影响社会秩序的东西不是别的，就是分化与秩序之间的内涵关系。在尼古拉斯・卢曼那里，这种看法有其最高和最复杂的学术表达方式。在卢曼的眼里，现代社会的秩序最好被描述为一种极其偶然的和完全不稳定的情景。在卢曼看来，新的分化形式导致每一个系统固有能力的大量增加，导致不同系统之间协调的一切可能的终结。

卢曼的策略的实质在于重新对系统进行分析，对于系统的分析和维持提出了问题。从此以后，每一个系统降低其环境的复杂性的能力更多需要用因果关系，而不是用对各种问题的一系列解决办法来解释，其中的每一个问题既导致其他的问题，也导致其他的解决办法。卢曼对于社会秩序的描述，迫使社会学和我们对于现代社会的认识做出变化。秩序不再是规范的，仅仅是需求在功能上等同的解决办法的一种反应。在这方面，社会分化的形式是决定性的，因为社会分化构成了各个社会系统所需的一个有序环境。

涂尔干试图在社会分化和秩序之间建立一种关系，而以某种方式谈论涂尔干的卢曼重新回到斯宾塞的解决办法。最终说来，被卢曼推到极点的社会分化被归结为作为社会秩序的市场个体。

三、理性化与社会秩序

在整个20世纪，理性化在很大程度上占据着社会秩序建构的解释模型，许多学者关注，社会秩序是在何种程度上首先是理性化本身的运动。然而，20世纪末，情况变得混乱了。这不是因为对这个过程的信念已经消失，就像人们有时过于匆匆地做出结论，而是因为对其界限的意识是必然的。渐渐地，我们重新意识到不可预测、不可控制的东西和错误。

韦伯对于理性化制度及其支配型对社会秩序的禁锢的观点，带有一种现世悲观论的意味。韦伯对于社会秩序的描述揭示出了理性化被引入到现代世界中的主观意义的不可还原性。同时，他认为世界秩序和权力要求与个体生活行为之间存在一种压迫一服从式的关系。在这个时期，人们在一种有条理和充满活力的行为驱使下传播理性。但是，这个和谐的世界仅仅是历史的一瞬间，因为人们的精神生活已经消失了，个体必须服从功能要求的一种社会再生产。在这个时期，个人的精神特质在社会角色的履行中的作用渐渐降低。随着时间的推移，理性化的世界经历了一种几乎与在其之前的传统世界相同的命运。随着理性化的肆意扩张，整个社会将无可避免地要生活在官僚制的“铁笼”之中。

艾利亚斯认为，冲动的克制――更确切地说，自我克制――是社会化的真正核心，而社会化本身等同于文明过程。国家、社会固有的个人化意味着：个体越来越具有个体性，也越来越具有社会性。在艾利亚斯看来，文明过程内在于人的生活，自我克制存在于所有社会，尽管他多次强调自我克制有程度上的差别。但他始终认为能用约束的强化来揭示人的解放的一种可能性，至少能揭示一种在不同的形式下对世界增加的相对控制。

与致力于在行动种类的多样性和世界的理性化之间建立一条界线的韦伯不同，马尔库塞把本身可归结为唯一的技术构成因素的理性化当作一个绝对的过程。他首先把理性化设想为对个体的全面统治的延伸，与艾利亚斯不同，他没有在这个过程中隐约看到各种肯定的方面。和福柯一样，他在个体的满足中看到一种权力的诱惑，但是，他仍然不顾明摆着的事实，相信理性的解放能力。从社会学的角度看，他的著作仅仅在六十年代的美国社会中才表现出它的中肯性。面对历史的悲观主义和社会学的系统化，除了求助于乌托邦，马尔库塞没有找到别的办法。

在福柯看来，尽管理性化的形成过程是无止境的，但理性化是一个整体。韦伯分析的理性化是在现代化的初期，相反，福柯对于作为一个协调整体的理性化的分析是在权力的微观物理学已经建立了一个极权社会的历史时期。福柯认为社会秩序是权力与真理运作的唯名论产物。然而，福柯财于现代社会秩序的描述显得过分单一：“我们的社会不是一个表演的世界，而是一个监视的社会；在交换的抽象概念后面，是有效力量的精细而具体的矫正：沟通的渠道是知识的积累和集中的支撑；符号的作用规定了权力的根基；个体的完整性被我们的社会秩序肢解、割裂和改变，不过，个体按照一种力量和团体的策略细致地被造就出来。”

在哈贝马斯看来。马克思之后的社会学理论史只不过是一种行动理论和一种系统理论的模型的分裂历史，因而不可能把这两个范畴置于一个能把系统和经验世界连接在一起的社会概念中。因此，他希望完成这两个范畴的综合。哈贝马斯认为，现代社会的生活世界是殖民化的，系统以及系统理性化的特质已经比生活世界以及生活世界理性化的独特形式更具有优势。其解决之道在于生活世界以及系统必须以各自的方式实现理性化。系统和他的结构必须能被允许变得更具有差异性、复杂性，但生活世界必须再精炼以便让自由沟通变得可能、让更好的论辩主张能够胜出。生活世界和系统这两者的完全理性化能促使它们以相互成长、而非以相互压抑的方式结合在一起。这就是理性化在当代最后的变化：一种实际上能自我批判，但逐渐地减少对它自己的自我转变能力的信任的理性。

四、个体化与社会秩序

在关于社会秩序的论述中，社会学家主要探讨和谐的社会秩序的可能性的最终概念，无论是根据“理性的诡诈”，还是根据“看不见的手”或是“社会化”，因为他们承认社会生活的分裂是不可逾越的，但不一定是破坏性的。正是由于现代社会状况的复杂性和破碎性，让我们看到了社会秩序的无序状态，但是这并非一种彻底的分离状态，反而更可能是处于一种新的个体化秩序的建构和形成过程之中。

齐美尔反对任何视社会为一体的概念，而是他更加注重社会互动形式以及社会化这样更抽象的社会状态。在其类似康德风格的著述中，齐美尔从社会成员如何秩序他们的活动的角度，回答了“社会秩序何以可能？”也就是“与他人组成统一体的意识使这个统一体得以形成。”其实，齐美尔是想告诉我们：“任何完美发展的过程都始于未分化的统一性，经过各种各样的分化，达到一种分化的统一。”在这种社会秩序模型的演变中，问题倾向于集中在引起主体和客体分裂的各种社会过程。

在现代社会生活中，齐美尔认为人是一个特征和最感人的描述对象的东西。与之相反，芝加哥学派更偏爱对环境的描述，轻视抽象的思辨。芝加哥学派划定了理想的传统乡村社会和工业城市社会之间的界限，其目的是为了了解现代社会秩序的变动性和不稳定性，在空间中的移动和个体的流动性。对于乡村和城市、个人和环境的描述成为了芝加哥学派重要的遗产。

在传统社会学看来，主观与客观之间的分离归结为角色和地位的存在，总之，是由于社会地位和主观方面的一致性。戈夫曼沿着与齐美尔相反的道路前行，对于现代社会秩序如何基于个体互动而形成的机制进行了反省。与以往的学者不同，他不注重从互动中总结出一些类型，区分互动性质等，而是注重于分析互动时的状况。他专门研究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面对面的互动、互动时的角色扮演、互动中隐含的意义等问题。但戈夫曼的社会学从头到尾贯穿着一种疏远感，即“对人及其外表的普遍怀疑，特别是对那些瞬间和持续的与他人对当前事件的真正信念和意向有所怀疑。”

图海纳认为，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在一种正在分界和加速的世界中，主体不再被定义为仅仅是现代社会的方面之一，而是被定义为现代社会的唯一保卫者，从而，主体获得了一种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主体是脆弱但重要的社会秩序的动因。在他的论述中，在从工厂到主体，从主张现代社会秩序的乐观主义到意志主义的悲观主义这个过程中，关注的问题似乎始终是相同的。即把现代社会状况放在社会行动可能性的行动之中。按照图海纳的分析，只有在这个裂口中，主体才能作为反抗权力的自由存在着；只有积极维护这个裂口，这样的一种自由才是可能的。现代社会状况与社会秩序之间固有的模型差距就是使历史实现成为可能的东西。

在吉登斯看来，由于时间和空间问题在社会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现代社会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产生了各种不同的形式和在这种背景下考虑制度反省性的各种实践的能力。因此，与提出现代社会状况模型的其他学者一样，吉登斯也认为个体与世界的距离在不断的扩大；无论如何，在现代社会及其各个文化和社会方面中的生活越来越是有意识和反省的。但是，与齐美尔或芝加哥学派的其他学者不同，吉登斯认为不可能在现代社会中找到社会的秩序模式，以及可模仿的个性模式。和戈夫曼一样，在吉登斯看来，从此以后，每一个个体对自己生活的反省适应的一般要求是不可或缺的。和图海纳一样，吉登斯也认为，除了历史性或作为社会运动的主要因素的社会自我反省性和个体反省性，不再有现代社会的其他联系原则。因此，正是由于不可克服的偶然性，任何人类体验都取决于自我批判的持续性努力。

从齐美尔到吉登斯，如果我们不承认社会学思想已经取得了突破，显然是不合情理的；但同时也必须认识到这个现代社会秩序模型的连续性。当然，怀疑的范围在变化，几乎在所有的人看来，社会秩序的重建本质上是两重性的。但是，这里的问题仅仅是程度上的变化，因为这些学者实际上都深深地关注现代社会向个体敞开的可能性领域，甚至在其面前失去了方向。

五、个体化时代的来临

社会秩序问题的研究与共同体有密切关联。其得以维系的关键，是个体能够被共同体有效吸纳以实现社会秩序。在现代性影响下，任何传统的共同体都会逐渐瓦解，从而引发社会的原子化和社会失序。而这又需要通过重建新的共同体以实现社会秩序的重建。

笔者认为，社会学中社会秩序思想的三种模型分别蕴含着不同的意义。从涂尔干到卢曼的社会秩序观强调了社会分化的必然性，把社会秩序的原因仅仅归因于市场中个人的自我能力：从韦伯到哈贝马斯的社会秩序观强调了一种实际上能自我批判，但逐渐地减少对个人自我转变能力的信任的理性观：从齐美尔到吉登斯对社会秩序问题的探讨则深深地关注现代社会向个体敞开的可能性领域。通过对以上三条社会秩序路径的论述，我们不难发现，从古典到现代，社会学家对于社会秩序问题的认识逐渐趋向个体化，他们把社会秩序的最终任务更多的寄托于市场条件下的个人。

因此，我们可以总结出，社会学的理论家――从孔德经涂尔干、韦伯、齐美尔到帕森斯、福柯、艾利亚斯、卢曼、哈贝马斯和吉登斯，这些社会理论家们的理论基调中都暗含着一种基本的观念，即个体化的时代已经来临，个体在社会秩序转型的过程中被更多地释放出来，个体有着空前的对社会空间进行型构的创造力，他们的行动积极地创建了当代社会的个体化秩序结构。

坦白说，在高度现代性下，共同体和互相关系的维持，不再依赖稳固的传统，而是靠一种吊诡的个体化的集体，这样的集体名曰“集体”，但集体的共同体功能已大部分丧失，个体所要单独面对与遵从的是充斥风险与不确定因素的社会运行秩序。也许正如鲍曼所讲的那样。“个体正通过他们交互编织成的相互依存之网中，采取合理、可行的策略，用他们的生活行动造就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