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0-12 05:53:26
我本人比较中庸，生活中破格的事一般不大敢干；但在艺术上，我又是特别地不安分，就怕重复和一般化。搞艺术的人不研究道家，不研究老庄是不行的。一个角色只要我接了，我愿意干，就一定把他演到最精彩。――刘子枫
其貌不扬的刘子枫老师是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电影界中少有的学者型精英演员，是当年观众心目中的实力派明星。今年夏天，记者在北京郊区小汤山见到了依然在拍戏的刘老师，他本人远比影视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更加谦逊和睿智。长达两个多小时的采访，刘老师差不多一路寻着自己表演的轨迹在不断地反思和自省。请他为自己现在的追求做个注脚――他讲了三个字“过日子”，而旁人则用“戏痴”一词评价他对表演艺术的求索。采访结束，记者怎么端详刘老师都觉得应该尊称他为“大家”。
首度触电后面壁八年
我原来从事的是舞台表演，它的特点是现场感很强，观众多，空间大。这种艺术形式决定了话剧演员在舞台上表演时，声音要大、动作要夸张。我第一次触电是1974年拍摄的《火红的年代》，之前我演了同名话剧，在舞台上和电影里我都扮演同一个角色――副组长。在舞台上这个角色我演起来天马行空，观众也很喜欢。但是一到电影拍摄时，我的感觉不对啦！别的演员像于洋他们都是电影演员，我觉得他们的表演在现场看好像随随便便毫无节奏，动作还挺“水”的，但到了银幕上看就让人感觉那么舒服！而我自己又注意说话要铿锵有力，又关注表演的节奏，还有好多动作设计，可在银幕上一放，怎么看怎么别扭！我想，这不行呵！就找于洋找傅超武导演请教：“我在镜头前怎么像浑身绑了绳子似的，那么不自在呵？”可那时不是学术探讨的年代，人家只能说“演演就好了”，但我认为我在电影表演上没过关。所以《火红的年代》拍完后，我决定暂时不再演电影了，因为我要钻研透彻――这是我的性格，也是我对艺术的一贯态度。
怎么进步呢？第一步，看“过路片”。那时外国译制片很多是从上海译制片厂配音好再送到北京的，但在上海要放一两场，算是内部参考，大家习惯叫它“过路片”。那时只要听说要放“过路片”了，我就想方设法搞票，实在搞不到就偷偷提前混进去蹭看。最有趣的一次经历是看《奥赛罗》，中午买了一个大饼，从后门溜进舞台，然后再爬到灯光台上从上往下看，那真是如饥似渴，真充实。以前只看过一些苏联电影，这些“过路片”里有好多美国片，这一看，发现风格上的区别很大。人家的表演怎么那么得心应手。边看边琢磨，渐渐我悟出了点道道儿：电影镜头和话剧舞台的本质区别在于镜头里有全景有中景有特写，而舞台上就那么固定大小的框框，顶多聚个光；舞台上我怎么动都不出格，镜头前不行，动多了，您就“没啦”！虽是姊妹艺术，但两者有着本质区别。在悟出了这点皮毛之后，我是面壁八年，开始了我对电影艺术的深入学习。接下来的几步是泡图书馆、查资料、做案头研究，最终到撰写评论文章。我当时读得最多的是《世界文艺》《世界之窗》等。我就是爱学习，个性特点是不服输，好强。那八年里，每天晚上等妻子和孩子睡着了后，我点一盏八瓦的小台灯，用报纸把光一遮，在那样微弱的灯光下看书做笔记。这种日子一过就是八年，一点儿没觉得苦。再说，我用八年闭门苦读换来了自己对镜头感的独特领悟和理解。我这一辈子都要干表演这行了，用八年时间钻研透一个新的表演门类，挺值呵！
我在论文里写道：马路上，茫茫人海中，对面走来一个人，他如果很兴奋开心的样子，你就知道，噢，这个人遇到高兴事了；如果这个人愁眉苦脸的样子，那你也会猜到他一定碰到难过事了。而如果你遇到一个毫无表情的人，你就有的猜了，甚至得跟他走上一段，所以说这样表情的人才最能勾起人的好奇心。我的表演要追求的就是这种风格，要让所有观众对我的角色产生兴趣、充满好奇。这也是八年里我研究的另一个内容――接受美学，观众的感受必须要考虑。
《鼓乡春晓》：以碰壁告终
1982年，我正在长春参加儿童话剧汇演，接到一个长途电话，要我回到上海参加上影的一部电影的拍摄。这部电影叫《鼓乡春晓》，我扮演的角色是农办主任吴家耕，是个反面角色。我接到这个任务真是心花怒放呵！我觉得正好可以把我八年积累的东西在这部戏里试试呵！
这八年里我研究了太多东西，我自己也总结出，解放十七年来的中国电影，“”十年的舞台或电影表演更加强化了唱高调、做体操、喊口号这种表面化的模式，太政治化程式化了，一高兴，就到海滩上跑去啦；一痛苦，就往床上一趴抱着个枕头哭！这怎么能创作出鲜活的人物呢？
结果，我跃跃欲试地进入了剧组。一试，碰壁！为什么？导演不要我这样来演。导演对我的要求很脸谱化，比如某一场戏，导演要求我：“你这个地方就应该挤眉弄眼，你是坏人嘛！”这跟我的设想完全不一样，我认为坏人的坏其实是内心里的活动，不一定非得这么表面化。但作为演员，我必须尊重导演的要求。再说，你要不按照导演要求演，到时人家就把你镜头给剪了！而且当时的拍摄经费也容不得你按着自己的想法一个劲儿折腾，那每一寸胶片都是钱呵！那时，一般一个镜头要说一条过太苛刻了，两条就应该过了，要三条四条还不过就不合适了，人家导演该考虑换演员了！作为演员，我就得做到让导演、摄影等各部门的人都满意，就不能考虑我自己满不满意。导演、摄影、服装、化装不满意，都可以重拍，唯有演员不满意，过！这就是当时电影拍摄的状况。所以说，这部戏里我的角色没能按照我对电影表演的理解来演，演得很不舒服。当然，毕竟咱是专业演员，导演什么要求咱都能准确演出来，脸谱化也演得很到位，只是心里很无奈。但是，我坚信自己的认知，等待着下一个机会的到来。
《两个少女》：初尝“模糊表演”
1984年，机会来了！在杨延晋的《两个少女》里，我扮演的武医生实现了我的追求。这部电影里就我和赵静两个角色，我演一个知识分子，她是个女骗子。我的变换与导演的要求一拍即合。就我俩演了这部短电影，那镜头可多了，发挥的余地大啦。业内人士一看，哟，刘子枫的表演比过去进步大了！可它毕竟是个小电影，影响不够大。一直到后来我得了“金鸡奖”，一些电影界的朋友就说：以前看过你演的《两个少女》就觉得这个演员不一般，猜测他到底是职业还是非职业的。其实，这就是我追求的“模糊表演”。任何一个角色，我不会把他表演得太通透，得收着点，才能让观众想念着关注着这个人物。
有了《两个少女》的成功尝试后，我在《二十年后再相会》里与石晓华导演也有了愉快的合作。这部电影里有四个知识分子，我演其中的陈启明，这是一个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知识分子形象。后来在北京审片时，我这个知识分子是最受肯定的。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影片的看片会对我们都是公开的。我参演的每部电影的看片会，我都不放过。听听专家们的评价真是受益匪浅。每次看片会、审片会我都偷偷溜进去坐在后边听。虽然我在那部电影里扮演的不是主角，甚至可能是个很小的角色，但表演的时候在我心中他都是主角，我都要努力把他演出光彩。所以也许人家审片会的专家看完片都评论不到我这个角色，人家就评评几个主要角色，那也是我很好的教材呵，那也是珍贵的专家声音呵。
在拍摄吴贻弓的《流亡大学》时，我的创作同样得到了导演的肯定。我扮演苏步青的原型，演一位数学教授，也是个知识分子。那时已经有监视器了，一起演戏的朋友后来告诉我，吴贻弓每次看监视器时都对他们说：“你们看到没有，你们的眼光喜欢在监视器上盯着谁？这个人肯定就是最有戏的。你们看刘子枫，甚至他不在画面中央的时候都会老是引起我的注意，这个人太有戏啦！”这也得感谢我的八年闭门苦读呵。当同一个镜头里出现多位演员时，你的表演必须和别人不一样，观众才会注意到你。所以我不会放过每一次出镜的机会，不管我是否处在镜头中央，不管我是否有台词，我都会认真研究和设计每一次出镜的效果。
《黑炮事件》：成就辉煌
《流亡大学》正在广西阳朔拍最后杀青的戏时，一个长途打来找到我，对方问我：刘老师，您什么时候能回到上海？我说：这边的戏快结束了。对方说：那太好了，现在有个本子我们先给您寄到上海家中，你一回来就能看到了。这个本子，就叫《黑炮事件》。回到上海后，我一看本子，赵书信的命运让我非常受感动。至于这个赵书信其实是我的第一个主角这件事，我压根就没意识到。我满脑子想的全都是如何创作好角色，这种心态一直保持到我得了“金鸡奖”以后为止。
作为职业演员，接任何一个角色前，我都要求自己要清楚内心的第一感觉是怎样的。所以，那一天，我等到太太上班走了，女儿上学去了，关上门，一个人安静地读完了剧本。那真是看着过瘾，哭得过瘾，感动过瘾。我把这些感受都记录了下来，好多第一感受在后来实拍时都用上了。很快，我就飞到了西安。我现在还记得当时一下飞机刚见到接我的制片人，我就对他说：“你能不能尽快安排我和导演见见面？”因为我心里装了太多对赵书信对这部电影的感受要和他交流。第二天一大早，我旅馆房间的门被清脆地敲响了。拉开门，那么年轻的一个一脸稚气的小青年站在门口，看上去还不到30岁的样子，白净脸，头发黑黑的还卷卷的，文质彬彬的，完全不像个陕北汉子。他呢，用略带乳气的声音开了腔：“刘老师早上好，我叫黄建新。”我这才意识到他就是导演，赶快让进屋。本来，黄建新当天上午安排的是来接我去试服装、试化装造型的。结果，我俩在房间里一坐下，就没离开那间屋子，早饭都没吃，谈得特别投机！这一谈就谈到了下午，只是把从兰州请来演我媳妇的女演员找来和我试了下戏、找找感觉。然后，就去了大连开始拍摄。我们的合作那真是一拍即合。我是个有点迂腐并且挺单纯的人，接戏时从来不在乎导演的年龄、资历，我只在乎导演的艺术观点。这种个性其实成就了我的成功。
《黑炮事件》的拍摄是我最难忘的一段艺术创作时光。我现在还怀念那时在剧组的场景，我们住在大连军人俱乐部，饭菜极差，住的房间也不太隔音。黄建新就住我隔壁，每天饭后，我都能听到隔壁他们开始研究第二天的拍摄准备了，争执呵、大笑呵，那是一种非常美妙的意境。两个月后，我们个个都面带菜色。累呵，营养不良呵，但是，开心呵！那是个既让我留恋又不愿重复的年代。
赵书信：一生不可重复的角色
记得我得了“金鸡奖”影帝后，好多人都跟我讲：刘子枫，你命好呵！碰上好剧本、好导演、好角色、好的创作团队！我承认这是天意，可遇不可求。天意就是说不清我与《黑炮事件》到底谁成就了谁。比如说关于赵书信的表演，我首先被这个人物的命运感动，继而用尽全部心力要把自己八年研修的表演心得使在这个人物上，这个时候幸好我遇到导演黄建新是一位文学青年，他恰恰不是很懂表演，所以对我在镜头前的创作给了最大的宽松度。试想，如果他是一位特别懂表演的导演，势必会对我的表演时不时指手划脚一下，我还怎能如此淋漓尽致地发挥并享受着我的“模糊表演”呢？这部电影，黄建新给了我最大的创作空间，我经常会在某一场戏开拍前跟他讲：“建新，这一场我准备了三种演法，你看哪种好用哪个吧。”年轻的黄建新总是稚嫩地笑着表示同意。同一场戏，我可以自由发挥地用三种方式演，而他最后剪辑出来的成品却透着智慧的光彩，把我的表演推向极致。
《黑炮事件》是1985年拍摄，1986年公映。1986年的“金鸡奖”评选本来应该在5月进行，结果因为这个片子有争议，所以晚了3个月。那3个月对黄建新来说真是煎熬呵。他为这部电影倾注了全部心血，却在审片之初受到了重创。作为导演，这个打击可比我们做演员的大多了。演员你不让这么演我还可以那么演；但导演不行，他全部的才华心血都投入到片子里了。
这一拖，“金鸡奖”到了8月份才颁奖，我拿到了最佳男主角奖。一下子，忽啦啦来了那么多咱们国家权威的学术刊物来采访我，像《电影艺术》《当代电影》《上海戏剧》等等，报纸那更是数不胜数了。1986年最火的就是《野山》和《黑炮事件》；而《黑炮事件》又因为前期争议的原因，最终只得到了最佳男主角奖，所以我可就成了当时的大红人啦。这下子我可真高兴了！不是终于体验了当明星的感觉，老实讲，刚开始频繁接受采访的日子里我还真没顾上过明星瘾。我高兴的是，我终于可以把此前差不多已经12年来我长期想说而不能说没有机会说的我对电影表演艺术的研究和理解自信地说与众人，还有那些我早就写好了却没人要的落了尘土的理论文章也改变了命运变得洛阳纸贵啦。我的两篇论文《一个话剧演员对电影表演的追求》（该论文至今还成为电影院校许多表演戏学生毕业论文的参考读本，记者注）和《试着去说一件说不清的事》终于迎来了出头之日，我的“模糊表演说”得以见天日，成为后来盛行一时的表演体系。其实我这个“模糊表演说”是从模糊数学得来的启发，我原来数理化很好的，本来考大学也是打算考理工科的，但因为当时肺结核不能考理工科，我偶然走上了业余爱好――表演这条路。我所谓“模糊表演说”的意思就是这种表演的边缘性质的，但模糊绝对不是糊里糊涂，也绝对不是非表演。当时那些杂志社的编辑对于我的论文跟抢似的要呵，我说我整理一下再给你们，他们说：不用，您交给我们就行，我们给您整理！我感觉太畅快了，但也是真不适应！我最不适应的就是颁奖大会。
颁奖那天的气氛令我找不到自己也把控不了自己了。那个颁奖大会我可出了大洋相。领奖开始很正常，我说感谢妻子孩子之类的话，后来激动得就语无伦次啦，连要感谢剧组同仁的名字都想不起来了！因为当时大家知道我是新人，又是个知识分子，对我都很宽容。记得后来开庆功宴时，著名导演郑洞天主动为我打圆场说：“刘老师，颁奖时太激动啦，都语无伦次了！”又过了一段时间，我自省到：当一人没有任何的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忽然得到了巨大的荣誉，这个人多半就蒙啦！
会后，郑洞天跟我说了句特别有意思的话：“刘老师呵，你净演中国有问题的人物和容易引起人家议论的电影。”他还说过一句夸我的话：“我们国家的演员里，只有刘子枫能做到导演要什么，他就能给什么。”
影片公映后，我成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艺术形象的代表人。各个年龄段知识分子的来信都堆到了我的面前。老知识分子看了赵书信给我写信说：“赵书信就是我的写照呵。我们就是这样过来的。”中年知识分子的信是这样写的：“我不喜欢赵书信的命运。但我们上有老下有小，我生活的压力太大，必须工作好。”年轻知识分子怎么说？“赵书信是个好同志，但是我不能做他。”
《黑炮事件》之后，我又在《错位》中演了一次赵书信。《错位》在当时是部意识过于超前的影片，虽然没能取得《黑炮事件》那般的成功，但我演得挺高兴。因为我在里边演了两个角色，一个赵书信真人和一个替赵书信开会的机器人！我很用心地设计了他俩的不同，不同之处很细微，大多数情况完全一样，只有在特殊情况时才会在眼神和小动作上有点变化。至于说有个成功的赵书信立在那儿能不能超越、那时名气大了酬劳要不要之类的都没有考虑过。我就认一个理儿：是黄建新的《黑炮事件》成就的我刘子枫，只要他找来的角色，我眼睛都不眨就该接！
赵书信之后，我一度接到大量的知识分子角色，我实在是不想重复，就跟导演们说：“我真的没辙了，演了太多知识分子了，没招儿啦。你们找我演演农民吧。”可好长时间也没人找我演农民。心诚感动了上帝，过去20年了，2006年我得到了《天狗》――别看村长就那么一点点小戏，
《迷人的乐队》：一个镜头照样精彩
坦率地说，捧得金鸡之后，我的心态确实起了变化。一下子真不适应，不一样啦！走到哪儿，人家都追着要求采访，到哪儿去都让我走前边，所有镜头都绕过别人来对着我啦！以前我也曾无数次屡屡被记者们绕过来着，那时感觉很无所谓呵。可得奖之后，感觉不同了，有时会不平衡，哎，这些镜头怎么没对着我了？怎么记者绕过我呀？想法就多了。我是个诚实的人，我与人说理，要让对方心中点头；我听人理，也得让我心中点头。既然是回顾历史，就要说实话，这是对我的影迷和《大众电影》读者的尊重。我的辉煌是真的，我的膨胀也是真的。只是我的控制力比较好，对电影艺术的热爱也太强烈了，我这个人还是爱艺术远远大于爱名利的，所以有想法也就是心里活动一下，该接的戏还是接，像《迷人的乐队》里的卖蟹人只有一个镜头我也演。
接《迷人的乐队》的卖菜人也挺有意思，当时我们两个剧组都在大连拍戏。我们正在拍《黑炮事件》，那天我正在午休，《迷人的乐队》的副导演来了，问黄建新能不能借我去演个一个镜头的角色。黄导也好说话，一下就同意了。我当即爬起来就去拍了。
其实那场戏本来是好几人的镜头互相切的，结果我这个卖蟹人一演，该片的导演王好为一看就决定：别人镜头都不要了，就我一人一个镜头全下来。就这么个只有一个镜头的卖蟹人，我一口气下来演得可过瘾啦！那时演戏一点儿杂念都没有，至于是不是就一个镜头的龙套，还是王好为是当时北影特别著名的导演啦，合作的其他演员都是大腕之类，什么都没想，一概不考虑，只要这个角色我接了，我愿意干，就一定把他演到最精彩。
刘子枫简历
籍贯河南孟州。1963年在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毕业后，任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演员，主要电影作品有：《鼓乡春晓》（1983年，饰吴家耕）、《二十年后再相会》（1984，饰陈启明）、《两个少女》（1984，饰武医生、厂领导）；《黑炮事件》（1985，饰赵书信，获第6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男主角奖）、《流亡大学》（1985，饰卢忠汉）、《迷人的乐队》（1985，饰卖蟹人）、《少女和小偷》（1985，饰跟踪者）、《错位》（1986，饰赵书信、机器人）、《女市长的私人生活》（1987，饰陈子平）、《假女真情》（1990，饰老丁）、《启明星》（1992，饰谢长庚）、《这方水土》（1995，饰王光明）、《向日葵》（2004，饰老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