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世同堂》的坎坷命运

2019-10-12 版权声明 举报文章

长篇小说《四世同堂》是老舍本人“非常喜欢”的一部作品,并认为是自己“最好的一本书”。 不过,此书1948年全部完稿,国内甚至没有完整刊登。1951年,美国哈科特和布雷斯公司便出版了《四世同堂》的英译本,取名《黄色风暴》。同年,《四世同堂》在日本发行引起强烈反响,成为畅销书。1985年抗战胜利四十周年,小说改编的同名电视剧在国内引起轰动,《四世同堂》这部小说才引起国人的关注。迟到了37年的成功,可能是因为作者的思想、意蕴、情调、技巧超越了当时人们的接受能力。

《四世同堂》的草图

1942年6月,老舍为了创作小说《火葬》移居北碚。北碚是嘉陵江上的一个小镇子,离重庆有五十多公里,这原是个很平常的小镇;但经卢作孚与卢子英先生们的经营,它变成了一个“试验区”。在抗战中,因有许多学校与机关迁到此处,它又成了文化区。

为了躲避战乱,复旦大学、体育专科学校、戏剧专科学校、重庆师范、江苏省立医学院、兼善中学和勉仁中学等都聚集此地,一些机关单位也随之迁来,包括国立编译馆、礼乐馆、中山文化教育馆、教育电影制片厂等。这么多的学校机关,让这座小镇一下子繁荣起来。

北碚也住着很多老舍的朋友,如陈望道、洪深、伍蠡甫、方令孺、梁实秋、张充和诸位先生。林语堂在这里还买了一所小洋房。

抗战中,因为“忙,病,与生活不安定”,老舍一直没有创作长篇小说。从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三年,他只写了十几篇短篇小说,收入《火车集》与《贫血集》。“《贫血集》这个名字起得很恰当,从一九四年冬到现在(一九四四年春),我始终患着贫血病。每年冬天只要稍一劳累,我便头昏;若不马上停止工作,就必由昏而晕,一抬头便天旋地转……于是,身体越来越坏,作品也越写越不像话!在《火车》与《贫血》两集中,惭愧,简直找不出一篇像样子的东西!”

夫人经历带来的灵感

《四世同堂》的写作,是从1944年1月开始的。这部长篇小说的创意,来自一种特殊的启发。自从1937年济南一别,胡青受老舍嘱托,带着三个孩子返回敌占区北平,侍奉老舍年迈的母亲。1942年,老人病故,胡青几乎耗去了一年时间,出生入死地奔波于路上,终于带着孩子们返回老舍身边。

她来自已经陷落数年的北平,亲身尝到过国亡家破的惨痛滋味,不仅她个人在做教员的生活中倍感伤心,连孩子们也都受了许多罪:在学校里要被日本学生欺负;回家了,又得吃无法下咽的“共和面”。为了不让侵略者知道她们跟老舍的关系,舒济化名胡小济,舒乙化名胡小乙……人间活地狱的情状,是他们一生一世也忘不了的。来到重庆之后,老舍的友人们纷纷前来慰问,并且不厌其详地向胡青打听故都北平这几年间所发生的一切。

每当这时候,老舍就点着一根烟,皱着眉头,静静地坐在一边陪着听。两三个月的时间,胡青把四五年间所见、所闻,以及感想和愤慨,对着一批一批来访的朋友们反复说了几遍。慢慢地,朋友们之间这方面的话题谈得多了,老舍却开始忙碌起来。他仔细地询问日本侵略者在北京的所作所为,市民的反应如何,挨着个儿地和夫人漫谈北京亲友和一切熟人的详细情况。胡青说某家死了人,大家怎样热心地去帮忙,他就把那家办丧事的一些细节绘声绘色地补充上去;说某人当了汉奸,他就把那人吃什么,穿什么,见了什么人说了什么的神情,一一表演给胡青看,好像他也在沦陷区的北京住了四五年似的。胡青佩服他对北京和北京人的了解,那么深,那么细,那么真。这种漫无边际的漫谈,又谈了很久,终于,有一天他对夫人说:“谢谢你,你这回九死一生地从北京来,给我带来了一部长篇小说,我从来未写过的大部头。”

老舍终于吐露的这一创作构想,就是《四世同堂》。抗战爆发以来,老舍身在南国,心系故土,北平城和那座城中的父老乡亲,从没有释怀。胡青的述说,像一束强光,重新照亮了他心中那块最熟知、最动情的题材领地。

胡青介绍,老舍“在动笔写这部小说之前,曾经描绘过……一张各家各户的房屋居住图,某个人物住的是东房还是西房,什么门,什么窗,哪里有树,哪里有花,什么花,他都标注得一清二楚。”这很容易让人想象,老舍很可能曾经去过那个地方。

果然,70年代后期,老舍家属们找到了这个地方,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小杨家胡同,原名小羊圈胡同。作品中祁家所居的小院,恰恰就是老舍的出生地。

玩命写百万字长篇

写作之初,老舍就为《四世同堂》设计了基本架构。1945年,他在《惶惑》的序言中这样描述:“一百段,每段约有万字,所以共百万字。三部,第一部容纳三十四段,二部三部各三十三段,共百段。本来无须分部,因为故事是紧紧相连的一串,而不是可以分成三个独立单位的“三部曲”。不过,为了发表与出书的便利,就不能不在适当的地方画上条红线儿,以清眉目。因此,也就勉强地加上三个副标题,曰《惶惑》,《偷生》,《饥荒》。”

他甚至想到,“将来,全部写完,印成蓝带的布套的绣像本的时候,这三个副标题,就会失踪了的……直到全套出来,再另行设计,看是用石印好还是刻木版好。”

正如老舍自己所说,“设计写此书时,颇有雄心。可是执行起来。精神上,物质上,身体上,都有苦痛,我不敢保险能把它写完。即使幸而能写完,好不好还是另一问题。在这年月而要安心写百万字的长篇,简直有点不知好歹。”

这段时间,老舍生活得极其艰难。胡青到达北碚之后,在编译馆找了个小事,月间拿一石平价米,一家人对付着过日子。老舍曾为是否放弃写作去工作养家而纠结,“按说,为了家计,我应去找点事作。但是,一个闲散惯了的文人会作什么呢?我不能为了金钱而牺牲了写作的志愿。那么,去作公务人员吧?也不行!公务人员虽无发国难财之嫌,可是我坐不惯公事房。去教书呢,我也不甘心。叫我放下毛笔,去拿粉笔,我不情愿。我宁可受苦,也不愿改行。往好里说,这是坚守自己的岗位;往坏里说,是文人本即废物。随便怎么说吧,我的老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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