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突发事件应对机制反思

温州动车追尾、北京同仁医院患者砍伤医生、广东佛山小悦悦事件、温州老板外逃、甘肃庆阳校车事故……2011年在中国发生的这些突发事件令人震惊。慨叹之余，除了道德层面的思考，同时也引发了人们对社会体制机制的反思。

梳理这些涉及体制机制的社会热点，可以找寻某些共性特点。

由于体制机制僵化，偶然中有必然

温州民间资本遭遇困局的背后，引出的是一个全国性的难题：民间资本出路何在？它不可能躺在银行里睡觉。这些民间资本，就像无头的苍蝇一样乱窜。那么，哪里又能让这些逐利的民间资本大展拳脚呢？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此前表示，“民间资本不投向实体经济，而投向虚拟经济或者资产价格的炒作，首先就是因为市场部分领域限制其进入。”于是，受困的民间资本争相涌入隐蔽而又不受监管的民间借贷市场。一边是大量的民间资本无处可去；一边是银根紧缩，中小企业融资难。

事实上，对于民营经济的发展，国家先后下发了一系列文件，但是，现实还是将这些民资挡在了“玻璃门”之外。民间资本何以在“玻璃门”前翘首盼望又踟蹰不前呢？不少民营企业家直言不讳：不敢进，民企没有实力和“巨无霸”一争高下；不愿进，不愿当没有话语权的“小媳妇”；进不去，大部分垄断行业已经把市场瓜分完毕，门槛太高。“三个不”，成了民间资本投资困局的实际障碍。

温州地区的借贷现象，应该说是全国民间金融的一个缩影，反映了现阶段民间金融的代表性问题。从环境上来讲，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一个突出的现象是“国进民退”，优势资源和资金均向国企倾斜，民营企业、中小企业的生存和经营则愈发变得艰难。如何扶持和合理规范民间金融，如今已成为国家和地方政府都应注意的问题。我们迫切需要培育民间金融资本和民间金融机构，建立一种更具包容性的金融体系。

由于体制机制梗阻，负面效应被放大

温州动车追尾事故发生之后，中国社会对此方方面面、不同形式的反应所释放出来的信息既令人惊讶，也令人深思。实际上，诸如此类的事故在中国层出不穷，就在动车追尾事故前后，全国各地也发生了诸如公路交通伤亡事故以及泥石流导致生命死亡事故，但都没有像动车追尾事故一样激起社会如此大的反应。全社会范围对动车事故，可以说是处于 “众怒”状态。

今天的中国，“事件性泄愤”越来越普遍，就是社会成员寻找各种事件来表达自己各方面的不满。因为体制的封闭性，这种事件必然越来越多。另一方面，这也表明，社会表达愤怒的机会也会越来越多。借助于新媒体等工具，社会对某一具体事件的愤怒很容易变形，转变成为对体制的不满，从而构成政治挑战。

从反思的角度，人们至少需要讨论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总是发生类似的严重事件？第二，民众为什么会如此愤怒？现在的情形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愤怒有余，反思不足。愤怒不可避免，但愤怒不能是为了愤怒而愤怒，而应当是为了以后不再发生类似的事件。在愤怒之下，大家都想知道事情的真相，到底发生了什么？

由于体制机制封闭，社会认知体系单一

对“小悦悦事件”，人们反思最多的是：如何才能让类似的惨剧不再发生？如何才能让见义勇为者越来越多，乃至成为全社会的价值取向？答案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创造出惩恶扬善的制度条件和良好的社会环境。在良善制度的保护进而激励之下，在良好社会环境的熏陶之中，让见义勇为成为公众本能的行为。

创造惩恶扬善的制度条件和社会环境，不一定言必立法。见死不救并不属于一个法律问题，而只是属于一个道德问题。在见死不救问题上如果立法，要非常慎重，况且，无数事实早已证明，立法并不是万能的。一部不能践行的法律一旦沦为摆设，比没有它时的危害更大，因为它极大地削弱了法律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因此，创造惩恶扬善的制度条件和社会环境，关键在于我们能否建立一系列的体制机制，能否借此惩恶、借此扬善。广东省总工会提出，将给见义勇为职工提供免费法律援助，只要见义勇为职工的权利受到损害，工会将无条件免费为他们提供法律援助，保证他们的权益不受侵犯。诸如此类，都是创造惩恶扬善的制度条件和社会环境的有益尝试。

由于体制机制障碍，技术因素退其次

2011年9月15日发生的同仁医院医生被砍事件，再度因引发社会对医患关系失和难题的高度关注。本该并肩抗病魔的医生与患者为何变得势同水火？看医生为何演变为砍医生？倒在血泊中的“白衣天使”，激起了舆论的多重涟漪，也引发对医疗体制、医患纠纷调解机制等的系列反思。

医患矛盾本来不应成为社会焦点，医院和患者之间并不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医患纠纷折射的是医疗体制改革、医疗技术革新、医院管理制度内控不严等深层次问题，只有解决这些问题，才能避免悲剧的再度发生。如设立独立于医患双方的第三方纠纷调解中心，系统地对医疗纠纷进行立法，严格管理打击医疗系统的各种弊端和潜规则，等等。

卫生部部长陈竺早前也指出，体制机制的不合理，造成了医疗机构公益性淡化和医患双方在经济利益上的对立，成为影响医患关系的根本原因。陈竺在这篇文章中，详细阐述了影响医患关系的几对矛盾，包括医疗服务提供能力与民众健康需要之间的矛盾；医疗机构公益性要求与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之间的矛盾；医疗保障制度与民众经济承受力之间的矛盾；医学技术发展有限性与患者期望无限性之间的矛盾；医疗行业高风险性与缺乏有效风险分担机制之间的矛盾；医疗纠纷处理机制不完善与民众诉求需求之间的矛盾，等等。

如果从技术的角度看，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有其概率。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每天都有很多事故因为技术原因而发生。但大多技术原因引发的事故并不会导致民众的过度愤怒。温州动车追尾事故导致了那么强烈的民众的愤怒，肯定是超出了技术原因。

由于体制机制束缚，官方媒体往往被动落后

新媒体的广泛使用使得民众的情绪以最快的速度上升，并且是一波接着一波。事故一发生，消息最先出现在网络上，而之后官方渠道的消息尽管也紧追，但总是难以跟上网络的速度。官方媒体的被动落后状态，也成了民众不满的另外一个原因。

动车追尾事件的政治重要性，不仅仅是因为其引起了全民的关注和参与，更为重要的是官方对此的反应。因为此次事件涉及到铁道部、地方政府以及相关宣传部门，不同部门发出不同的声音很容易让人理解。社会对体制内部矛盾的认知，无疑加剧了社会声音的扩展，因为这使社会感觉到他们的声音是有用的，有可能促使现状的改革。

“第一时间效应”规律告诉我们，正面的声音如果跟不上，负面信息就会乘虚而入。在突发事件发生时，党和政府主管的网络媒体要利用网络传播快捷性这一特点，及时与相关部门主动沟通，在第一时间权威信息，做到关键时候不“失语”。同时，针对网民最为关心、质疑最多的问题，请专家学者解答，或请相关部门直接与网民对话交流。总之，网络媒体通过准确、客观、全面的报道，满足不同社会群体、不同层次的信息需求，消除可能产生负面舆论热点的信息盲点。

(作者为中央社会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副主任、教授)

责编/李逸浩 美编/石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