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视劳资矛盾多发 推进有效权益博弈

本月初，杭州几千名出租车司机停运，要求提高运费和燃油补贴、参加社会保险、自选成立出租车司机工会、参与工资集体协商、由政府提供廉租房等。这次为期三天的停运，最终以杭州市政府承诺提高出租车运费，并由财政进行临时补贴而落幕。

出租车停运仅是冒出水面的一朵浪花。据中华全国总工会掌握的情况，今年以来因劳资矛盾激化导致的停工等又有增加，中国已经进入一个劳动关系矛盾的高发期和多发期，类似问题已呈扩大化趋势。

去年广州本田停工事件曾引起全国关注，参与调查的官员称，该厂薪资待遇和员工福利在业内是较好的。针对这次杭州出租车停运事件，杭州官员也声称，当地对出租车的补贴“已是全国最高”。为什么劳资矛盾仍难以调和？

在市场经济中，劳动者处于天然弱势地位，虽然随着劳动生产率提高，劳动者分配利益的绝对量可能会增加，但增幅往往低于生产率的增速，劳方和资方在分配上的绝对差距，反会因为生产率的提高而扩大。

这就容易让劳动者产生一种“相对剥夺感”，当这种怨恨缺乏制度化释放途径时，就会出现矛盾外溢化、冲突剧烈化，以及经济问题社会化、政治化效应。近日在伦敦等英国城市爆发的骚乱，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由“相对剥夺感”引发的。

殷鉴在前，我们对此应有足够重视：新生代农民工和“穷二代”大学生已不再满足于一份维持基本生活的工作，社会保障、实现个人价值和享受生活等都成为他们的基本需求，劳资矛盾出现新动向，并朝着常态化和激烈化发展。

化解新形势下的劳资矛盾，根本之道是尽快进行收入分配改革，切实提高劳动者特别是低端劳动者的收入和福利待遇。这也是保证中国未来几十年平稳发展的需要。

必须承认，过去30多年，中国依靠投资和外贸、利用消费人口红利拉动经济的发展模式将要走到尽头，“十二五”期间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刻不容缓。“转方式”的核心在于提高消费、尤其是居民消费比重。而要提高居民消费能力，重要途径是进行收入分配改革，主要手段是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

实践证明，工资集体协商能够提高劳动者的收入和积极性，在结构性用工荒已成常态的当下，可以为企业稳定职工队伍、创造更多的利润，也可以为社会政情的稳定做出重要贡献。

对于近年来发生的历次停工事件，全国总工会的态度比较一致：不鼓励劳动者用罢工等激烈的方式争取权益，鼓励用协商的方式来解决矛盾。但在现实的协商过程中，由于缺乏有力的法律和制度保障，以及相关行政部门事实上不作为，劳动者在劳资协商中缺乏有效的博弈手段。

《工会法》中规定：企业、事业单位发生停工、怠工事件，工会应当代表职工同企业、事业单位或者有关方面协商，反映职工的意见和要求并提出解决意见。这在某种程度上，承认了劳动者停工，以及工会介入停工进行协商谈判的合法性。

由于停工不属于劳动者和工会的法定权利，不被法律所保护，也不享有刑事和民事免责。因此，有关学者呼吁，应在有关法律中明确罢工的合法地位，正式赋予劳动者和工会集体争议权或停工权。

面对拥有绝对强势地位的资方，工人利益如何被组织化地表达，对社会和经济有着重要的意义。国际和历史经验表明，争取和维护劳工权益的最佳选项是由工会出面，无论是工资集体协商，还是组织停工都需要工会的参与。

但中国工会的尴尬地位，使得各级工会为劳动者维权时，底气不足且手段有限。在现有体制下，工会不可能完全独立和去行政化，但是否可以让企业和县级以下的基层工会由劳动者自主组成，民主选举工会代表和负责人，是否可以赋予基层工会尽可能多的自，都是应该允许探索和试验的议题。

值得关注的是，本次杭州出租车司机停运提出的要求，都是针对当地政府，却没有触及依靠其垄断地位收取高额“车份钱”的出租车公司。本来是劳资双方的矛盾，为什么应是调解人的政府，最后成了埋单者？

出租车司机和出租车公司本来是对手，却能通过手中掌握的公共资源要挟政府，在劳资双方都没有做出任何利益让渡的情形下，让政府公共财政、也就是全体纳税人为少数特定群体埋单，这是值得深思的。

为今之计，政府应痛下决心，依靠建立和完善制度来调解劳资纠纷。否则现有化解矛盾冲突的方式不仅时效滞后、成本过高，还会陷入恶性循环难以自拔。

电影《建党伟业》刚刚谢幕， “劳工万岁”余音在耳。我们应该坚持将劳资矛盾限定在经济范畴之内，积极正面回应劳动者争取合法权益和公平待遇的诉求，更重要的是，要让解决劳资矛盾的主要办法和渠道，回归到法律和制度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