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人权思想评析

【摘 要】康有为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有重要影响的思想家，其宣扬天赋人权、自由、平等，主张尊重每个人的人身人格权利、政治权利与自由、经社权利，这对于当时反对封建统治、民智的启蒙与社会的进步都具有很大的积极作用，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由于阶级局限性、历史局限性以及康有为个人原因的限制，他的人权思想也无可避免的会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和矛盾性。

【关键词】康有为；人权；启蒙；妥协性；空想性

一、康有为人权思想的积极与进步作用

康有为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次比较系统的探索了人权理论，他怀着济世救民的情怀，以经世致用为目的，将西方的先进思想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揉捏结合在一起，形成了自己系统的人权理论。一方面康有为没有“全盘西化”，照搬照抄西方的先进思想，也没有拘泥固守中国的传统文化，而是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并在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批判和保留的前提下，将西方的先进思想吸收进来，形成适合中国又具有未来指导性的人权思想；另一方面，康有为为保护人权而设想的大同世界，也没有局限于中国，而是以中国的传统文化为蓝图，给全世界指出未来的生活方式，表现了其济世救民的国际主义情怀和共产主义情怀。

康有为的人权思想在中国近现代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有很大的积极和进步作用。首先，其人权思想在当时具有很大的启蒙作用，他对阻碍社会进步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和封建等级制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宣扬了天赋人权，人人生而平等、自由；宣扬了社会契约论、人民说，主张人人都有平等、自由参与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活动的权利；宣扬了男女平等，妇女解放，婚姻自由等思想；同时其大同世界的构想也为未来世界描绘了理想的蓝图，这对当时民智的开启，思想的启蒙以及社会风气的改善都具有很大的积极作用，促使国民思想的近代化。其次，康有为的人权思想也为近代的变法运动奠定了理论基础，这对于我国近代政治制度的改革和社会的进步都具有推动作用。

二、康有为人权思想的局限性与矛盾性

康有为的人权思想具有积极和进步的作用，但由于阶级局限性、历史局限性以及康有为个人原因的限制，他的人权思想无可避免的会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和矛盾性。

（一）救亡压倒启蒙

历史告诉我们，政治制度的变革建立在经济制度与思想观念变革的基础之上，欧洲各强国无不是在启蒙运动和资产阶级力量壮大之后进行了政治制度的变革。而康有为却本末倒置，自始至终将其人权思想的传播围绕于救亡图存，甚至为了实现其救亡图存的目的，而改变其人权主张，比如在与资产阶级革命派进行论战的过程中，其否认自由和平等在中国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而赞成集权专制。因此康有为的这种救亡压倒启蒙的方式严重的降低了其人权思想的独立价值。

（二）软弱性与妥协性

为了救亡图存和人权的实现，本应彻底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封建等级制度、帝国主义以及儒家思想的统治，但由于资产阶级固有的软弱性与妥协性，康有为为了减小变法的阻力，其弱化，而主张建立君主立宪制度，君主与特权阶级仍然高人一等，依旧控制国家；其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思想，却仍旧将孔子与儒家思想作为其改革的理论依据，依旧顶礼膜拜孔子；其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却仍旧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仍妄图依靠帝国主义来实现中国的独立和富强。这种软弱性与妥协性使康有为的人权思想具有很大的不彻底性。

（三）空想性

康有为的人权思想具有很大的空想性，他在《大同书》中所设想的至仁至善的大同社会，如同西方乌托邦式的空想社会主义，虽然很美妙，但缺乏实现的途径和步骤，缺乏必要的经济基础、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难以实现；而且康有为过分强调“去苦求乐”以及享受主义，而忽视了劳动的重要性；同时康有为为了停止纷争，进入大同社会，而提出应当“去九界”，特别是应该去家界，彻底摧毁家庭制度，这样的主张是严重违背人的自然性，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最后，康有为妄图通过改良，通过阶级的妥协和合作，而不是通过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去实现他设想的大同社会，这也是一种空想，因为封建地主阶级是不愿也不会放弃自身的地位和特权，资产阶级一味的妥协得到的只是虚假的承诺和没有实质意义的让步。

（四）理论与实践的脱节

康有为的人权思想进步而先进，但是其却出现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现象，这使康有为的人权主义者形象及其人权思想都大打折扣。首先在社会生活方面，康有为戒杀生，却日日食肉；提倡一夫一妻，却妻妾成群；主张男女平等、独立，其自家之男女却并未平等、独立；主张人人平等，其自家却使用男仆女佣，而且康有为不仅不践行自己主张的人权观念，其后期又充当了封建卫道士，阻止其先前所主张的人权观念在国内实施，例如曾激烈反对南京临时政府有关禁止纳妾、禁止使用奴仆、禁止妓院的进步法令；其次，在经济方面，康有为一方面主张废除私有制，实行共有的经济制度，各行各业都实行公有公营，计划、生产和分配都由国家专门的机构来管理，实行按劳分配的收入分配制度，但另一方面，其却主张保护私有财产；最后，在政治领域，康有为认为保护人权，走向大同社会的政治保证就是实施，而君主立宪制只是过渡性的选择，随着时代的进步，必然会被所代替，但是在辛亥革命之后，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被，民主共和成为时代的主流时，康有为仍然鼓吹“虚君共和”，甚至赞成集权专制，成为了历史进步的羁绊者。

参考文献

[1] 杜钢建.中国近百年人权思想[M].汕头大学出版社，2007（1）：41.

[2] 刘善章.康有为研究论集[M].青岛出版社，1999 （3）：223.

[3] 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M].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 （2）：54.

作者简介：孙玉宛，河南南阳人，兰州大学法学院2012级宪法学与行政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行政法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