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记者的人口警钟

5月，美国最负盛名的科学记者艾伦・韦斯曼讨论人口问题的新著《倒计时――对地球未来的终极期待》在中国面世。

艾伦・韦斯曼长年关注环境和生态问题，但他否认自己是环保主义者，尽管在《倒计时》里，观点指向世界人口增长应该以更快的速度下降、甚至需要经历一段时间的负增长，才足以保持地球的稳定――到底是人们短视和麻木，还是作者耸人听闻？在中国，艾伦・韦斯曼同样遇到质疑和追问：在北京的一场交流活动中，中国嘉宾问，这难道不是早已被技术进步的几百年前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翻版？

艾伦・韦斯曼的观点也得到很多的理解和支持。他说，在他的采访和旅行中，不同国家的社会学者、经济学者告诉他：人口停止增长以后，经济也会减缓或停止增长，我们需要适应经济的不增长或低增长，人口下降并不可怕，它为人类提供了一个机会，一个让世界变得更公平、美好的机会。

环境崩溃的现实世界

记者：一般来说，人们谈到环境和生态问题，会想到使用清洁能源、选择更加环保的消费和生活方式等等这一类解决方案，为什么你选择人口控制这个主题？毕竟它比较敏感。

艾伦・韦斯曼：作为记者，如果我不去问那些最困难的问题，就没有做好我的工作。我所问的问题是：如果每个人都尽可能高效地使用能源、保持最低程度的舒适水平的前提下尽可能少地消费，这样是否就足以使我们的地球保持稳定？世界是否可以可持续地发展？不幸的是，通过调查我发现答案是否定的，即便地球上每一个人都尽可能做到节能和环保，还是有太多的人需要使用能源。

这个话题之所以敏感，是因为它听起来像是我们人类本身成为了“问题”，大部分人包括许多环保组织都不愿意讨论和研究它。人们认为更绿色的生活方式就能拯救地球，看起来很有希望，但我发现这是一个假象。

记者：能否谈谈您的全球旅行和调查的经过，花了多长时间，如何选择你的访问对象？

艾伦・韦斯曼：为了写这本书，我在全球旅行了近两年时间，去了21个国家。

我最先到的是以色列、巴勒斯坦和约旦。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非常具有象征性，在那里人口过多已经成为重大的问题，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建立了许多定居点，并且不愿意离开。整个世界都在思考巴以之间的冲突，人们认为这是种族、宗教的冲突，但我发现本质上是对资源的争夺，这里最重要的资源就是水。

很显然，我必须去中国和印度这些人口问题非常突出的国家，尤其是印度很快就要超过中国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人口暴增很大的一个原因是粮食产量的剧增，所以我也得去那些“绿色革命”发生的地方，一个是墨西哥，在那里，小麦和玉米品种的改良使得它们的产量大幅提升，另一个是菲律宾，他们的人口增长得益于水稻产量提高，它们周围有全球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海洋生态系统，但是菲律宾的天主教堂反对避孕和节育。我也需要去陆地上生物多样性丰富的国家，也就是乌干达，在那里有大量的农民生活在热带雨林周边，把大猩猩的生存空间挤压得越来越小。

梵蒂冈和意大利也是必去的地方，在梵蒂冈，我要弄清楚为什么天主教教职人员那么反对避孕和节育。意大利也是天主教国家，并且还包围着梵蒂冈，可它却是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原因可能是意大利的女性受教育程度在全球最高，还有伊朗。读者会吃惊地看到，这个穆斯林国家实施了自发的、同时也是目前来说效果最好的计划生育。

计划生育的全球推广

记者：您提倡推广避孕措施、让女性接受更好的教育，以此来控制人口，事实表明，它们也是有效的，回过头来看已取得的成效，您认为它们更多归功于西方相关机构（比如美国国际开发署）的工作，还是归功于当地政府自己的政策选择、社会文化的变迁？

艾伦・韦斯曼：首先这些当地的计划生育项目里边，国外的赞助主要来自美国，美国提供了大概80%的资金，因为当地政府没有钱；但另一方面，除非当地政府同意相关组织去分发计划生育工具，否则实现起来非常困难。但没有政府的支持也不是完全不可能，在我的书中就有两个例子：菲律宾和乌干达，他们的政府或总统都非常反对实行全国性的计划生育，但是当地的非政府组织一直在做工作，他们都是很有勇气的人。

劝说人们采取计生措施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在一些地方，人们会听到谣传，说美国想用这些药让他们不孕不育，灭绝他们的人口，还有一些宗教领袖说这是违反上帝旨意的。也有一些让人非常困惑的现象，在巴基斯坦，我访问了两个伊斯兰教的神职人员，其中一个拿着《可兰经》指给我看，说每一个孩子都是上帝的礼物，而另一个拿着同样的《可兰经》向我展示，先知在里面说每一个孩子都应该得到两年的母乳喂养，他用这一条教导信众应该采取计生措施，给生孩子留出一定间歇。这两个人意见完全相反，他们还是兄弟。

美国现在在计划生育上给发展中国家的捐赠是每年40亿美元，现在全球大概还有2.5亿的女性不能得到计生工具，美国和欧洲的人口机构计算出，还需要比现在的捐赠多一倍，也就是每年80亿美元，才能确保所有人得到帮助。相对于全球经济的规模，80亿美元并不是很大的数字。

记者：你在书中提到，荷兰人口密度高的同时还能够维持高水准的生活，但这是因为他们可以用金钱从别处购买东西。过去很多年，国际经济就存在这种依存关系，富国用金钱向穷国买东西，支持了穷国的经济增长，在经济学家看来，这种关系让每一方都获益，从这本书的观点看来，这种关系是有问题的吗？

艾伦・韦斯曼：我的职业生涯当中，去了很多跟富国做生意的穷国，但是我看到的，更多的是灾难，而不是益处。一个例子是，非洲国家肯尼亚现在已经成为面向欧洲的最大的花卉出口国，他们的花卉也出口到荷兰。我看到在肯尼亚中部，为了给种植花卉的农场腾出地方，非常宝贵的热带雨林被砍伐掉，在肯尼亚多条河流的发源地，因为树木被砍伐，河流也处在危险的境地。

倾向增长的经济学家都喜欢大量的人口，这就意味着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他们也很支持发达国家把一些工作外包给贫穷的国家，然后以高价卖出他们的产品。我不是反对贸易，而是认为我们应该给所有劳动力支付更加公平的薪水，而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就需要一个人口更少的世界。

如果中国放开“二胎”

记者：大多数中国人的感觉是，中国的、甚至全球的人口增长已越来越缓慢，在中国的新闻媒体上，人们越来越多谈论的是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问题，许多学者呼吁放松计划生育，允许生二胎，你怎么看？

艾伦・韦斯曼：这里其实是两个问题。全球人口增速的确放缓了，历史上首次出现居住在城市的人口多于居住在农村的人口，城市空间和生活方式让人们倾向少生，但这种趋势还不够快，不足以避免问题发生。过去20年间，大部分人采信联合国的一个计算：本世纪中叶全球人口会稳定在92亿，比现在多20亿。在2012年，联合国又把这个数据修正为96亿。如果按照那时的速度继续增长，到本世纪末，全球人口是110亿。但我不认为最后会有这么多人，因为在还没增长到这么多人之前，我们的整个生态系统就会开始崩溃了。

至于老龄化的问题，传统的人口结构是金字塔，年轻人是底下的大多数，老年人是上面的少数，老龄化社会就是倒金字塔，但是在经过1.5到2代人之后，老年人死去，老年人和年轻人的数量就会比较平衡，人口结构变成了一个矩形。我是一个外国人，我不会去评价你们的政府，但我可以批评自己的政府。我之前就说过，美国政府如果把浪费的钱花在照顾老年人上，是完全可以负担得起的。

记者：你采访过中国当年参与制定计生政策的人，也研究过中国的计划生育，您认为中国政府当年决定执行这一政策的最大原因是什么？

艾伦・韦斯曼：上世纪50年代，中国的人口超过6亿的时候，政府当中一些人开始担心，包括在内。根据我对历史的研究和理解，他们决策的过程几经反复，政府也在犹豫，迟迟没有作出决定。后来中国发生了严重的饥荒，一部分原因是中国还在学习如何从一个农业国转向工业国，因为没有任何经验。

中国在这个过程中犯了一些错误，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非常明显的是，假如人们生更多的孩子，饥荒就可能还会继续，所以计划生育、独生子女方案在当时是一个应急的政策，当时制定的时候打算实施三十年左右，差不多就是到现在这个时候。我知道在当年帮助设计独生子女政策的人之中，有一个人的学生，现在也是人口学家，叫李树茁，他正致力于让中国政府放松计生政策，允许人们生二胎。

接受“不增长的繁荣”

记者：在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比起前些年放慢了两三个百分点，人们就开始担心，政府担心失业和金融风险，但是在你的书中提到“不增长的繁荣”，这似乎是一个很不主流的观点，特别在经济学界。人们会接受“不增长的繁荣”这个概念吗？

艾伦・韦斯曼：我认为人们不得不去接受它，而且我看到在世界上很多国家，科学家们、特别是年轻的科学家成立了机构来研究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如果你回过头去看过去的经典著作，亚当・斯密就曾在他的著作中提到，国民经济如何在大繁荣之后稳定下来。事实上，这个世界上的大多数人都在质疑将GDP作为衡量标准，坦白地说，作为个人你也不会关心GDP，只会关心自己的收入。

在《倒计时》的一章中，讲到日本的一个叫松谷明彦的经济学家，以及来自其他国家的经济学家，都向我解释了当人口下降，人均工资会上涨，因为劳动力的数量减少了。当人们警告GDP下降会导致更高的失业率的时候，他们想到的是非常传统的经济运营模式：赚更多的钱、更多的消费者、更多的劳动力为公司工作，但是我们的星球已经承担不了了，未来的公司应该规模更小，赚到的钱更平均地在工人和公司的管理者、所有者之间分配，我们也不需要那么多产品，同时每一个人工作的时间也会减少，有更多的时间享受生活。

记者：可是比如在中国，经济增长稍有减缓，就意味着金融体系的危险。政府常常要去应付短期的问题，所以这种增长方式很可能会继续下去，您为什么乐观地认为会有所改变？

艾伦・韦斯曼：并不是说这种转变会很容易。但是我们必须记住，现在在这个星球上，消费量最大的两种产品，一是工业化生产的粮食作物，二是能源，都引起了很大的环境问题。这样下去，地球会变得非常不稳定，我们都用不着讨论经济问题了――绝大多数的科学家都相信这样的预测，并且可以给出证明。

我认为“有希望”跟“乐观”是有差别的。事实上让我感到很恐怖的一点是，美国石油行业的既得利益者已经买下了整个国会，现在我们看到一种可怕的前景，共和党的数位总统候选人都认为全球变暖是一个假象，因为他们的赞助人就是传统经济的既得利益者。在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有强大的既得利益者，他们要么就在统治这个国家，要么拥有巨大的商业，对政府有极大的影响，这些人都不希望改变传统的经济模式。

记者：你曾经说过自己不是激进的环保主义者，那么是否可以称你为温和的环保主义者？

艾伦・韦斯曼：我认为我只是一个记者，不是环保主义者，也不隶属于任何环保组织，我以一个记者的眼光来审视这个世界，如果我看到一些非常重要的问题，认为值得写出来、应该写出来，就会把它们写出来。我热爱自然，而且相信每个人都热爱自然，我在北京看到人们跑到郊区的山上去，就是为了在树下散步，如果有鸣叫的鸟儿飞过，他们会笑得非常开心。

有很多环保主义的活动家做了非常好的工作，但是很多人往往不太相信他们，因为环保就是他们的工作。我没有加入任何环保机构，就是想要人们相信我作为一个记者，是以客观的视角来看待和分析这些问题的。（拿出《倒计时》英文版）你能看到这本书后面的参考目录很长，我把我能读的都读过了，不同方面的人都采访过，才得出这些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