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帝汶实习,三顾总统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有关亚洲最年轻的国家东帝汶的听闻可能只停留在战争、内乱、维和等字眼上，而它自2002年建国以来的社会发展及独特的文化传统则鲜少受到关注。带着探索这一新兴国度的理念，在新加坡读书的我与三名志同道合的朋友在一系列的深入研究并在得到当地民间机构的支持后，扛着两部摄像机及录音照明等专业设备，于2011年9月踏上了这片陌生而神秘土地。

三个月联系总统——不得

东帝汶位于东南亚，长期殖民的特殊历史背景遗留给它复杂的社会和语言体系。学习影视专业又热爱旅行探索的我们，很想在毕业前拍摄一部触动内心并有社会意义的作品，于是决定围绕东帝汶居高不下的生育率及母婴死亡率这一突出问题，拍摄一部具有精良制作水准的人文纪录电影， 用镜头语言让国际社会关注和了解一个真实的东帝汶。

除了采访与这一课题密不可分的国际及当地医疗人员、产妇、助产士、巫医等，为了让这部纪录片生色，我们还把另一重量级的访问对象锁定在了东帝汶总统奥尔塔身上，打算请他就现行状况和政策表达政府的观点和态度。虽然我很清楚，即便有再强的专业实力，以大学生的身份在陌生的社会环境下约见一国的首脑，近乎痴人说梦。但我相信只要有准备，梦也可以实现。

于是在出行前，我们便发动身边的人脉网络找到了到访过当地的新加坡记者，通过她提供的信息与东帝汶的政府部门取得了联络。为了确保赶上总统预排满满的行程，我们在抵达的第二天便在翻译的陪同下直奔东帝汶总统府，与总统私人秘书会面。在我们当面阐述了期望，并提供了采访提纲及在东帝汶的时间表后，秘书称会尽量帮我们安排。临别前，他还送了一批印有当地美景的明信片给我们做纪念。看到事情进展得如此顺利，我们真是心花怒放。

没想到好事多磨，采访东帝汶总统奥尔塔的请求自此石沉大海, 直到三个月后我们再次到达东帝汶进行跟进采访时，还是没能够排上总统繁忙的时间表。眼看离归期越来越近，摄制组成员中有人开始提议，是否考虑放弃难度如此大的采访，转而寻求官职较低的东帝汶卫生部官员来代表影片中政府的立场？但最终我们还是不甘心，既然缓慢的官方安排实现不了，那就试试用更灵活的途径来搞定吧！

国会大厅围追堵截 ——失落

通过一名当地的资深记者朋友，我们拿到了总统奥尔塔最近几天的活动行程表，诸如出席国会议会、慈善活动演讲、 球赛开幕式的地点和时间安排等。于是我们特意空出了这几个时间段，准备对总统来场“围追堵截”。

12月12日早上10点，我们通过记者朋友的安排来到了东帝汶国会大厅，出席当天的一项联合国人权会议。在当地电视台，电台和报纸记者到来之前，我们便早早在媒体区第一排占据了绝佳的摄像机位。一看到总统上台，我们便如投入战斗般开始了多角度录影，以尽可能多地获得最多元的画面信息。由于他是用当地德顿语发言的，我们便让随行的翻译记者在听到重点内容时特别提示我们，以便与其它的非英文采访一样，在后期制作时重点整理和翻译。

快到大会结束时，我们便在媒体区远远盯紧了总统的动向，待他一起身，几个人便马上跟着退出会场，扛着尽量少的摄影和录音器材从后方一路狂奔过去，果然在大门外看见了总统和随行官员一行正迎面走来。 盼望多时的面对面采访时刻终于到来了！大家来不及喘口气，当下按捺住兴奋，迎着威严的总统走上前去。我以最简洁的方式说明我们是来自新加坡的大学生摄制组，正在拍摄一部关于东帝汶的人文纪录片，希望总统能给我们几分钟的时间谈谈见解。说罢便把话筒递上去，我的同伴也迅速架设好了摄像机准备随时记录。然而总统并未因为我们的出现而停留，而是步履匆匆地赶向国会外等着他的专车，并回头对我们摆摆手用英文表明当下时间紧迫无法接受采访，接着便钻进车内。看着他转瞬离去的背影，翘首等待了半天的我们心中无限失落。但这次经历也从另一方面给了我们信心，证明这种在门口拦截采访的方式是可行的，下次还得瞧准时机再接再厉。

总统府瞅空——欣然

探听到奥尔塔总统当日下午在其官邸还将接见一批慈善组织人士，有个半公开性质的活动后，我们又马不停蹄地赶去了东帝汶总统府。尽管警卫森严，但我们在常进出政府官邸的当地记者朋友的担保下，交验证件之后顺利进入了这座雄伟的官邸。看着穿梭的各国官员和身着传统服饰不时巡逻的总统府卫兵，大家的热血的工作状态立刻就来了。活动在主楼二层的一个小型会议厅举办，我们在迷宫似的总统府里绕了好几圈，才终于找到正确的地点。看看表，离活动开始还有10分钟。时间真是把握得太好了，我们立刻找了个靠前又不打搅的位置，开始了拍摄前的准备工作。

总统到来后与在座人士寒暄交流了一番，并听取了一些建议。眼看短暂的会晤就要结束，一直在旁等待机会的我瞅到一个空档，便立刻扛着摄影机凑了上去，再次询问总统是否能够接受我们有关东帝汶纪录片的访问。显然总统对于上午才见到的我们仍有印象，从他微微愣住的表情里可以看出他对我们的执着有些吃惊，于是这次欣然接受了访问请求，但提出只能回答一个问题。

在按下红色录制按钮处于抢画面的情况下，摄像机已经无法像平常一样奢侈地调好最佳构图和机位，也无法预先测试受访人的收音效果，一切得都靠临场反应和累积经验了。早已准备好四五个问题的我当机立断， 决定从最直接的方面入手，请总统谈谈对东帝汶母婴死亡率高这个问题的见解，以及政府接下来的对策。尽管等待这个时刻已经很久了，但当直面地位如此之高的一国之主时，加上奥尔塔总统的身材本来就很高大，给人一种威慑之感，在问题刚要说出口的霎那我几乎大脑空白，语气也变得有些颤抖起来。此时，我心里马上意识到专业的精神非常重要，千万不可功亏一篑。于是我暗暗深吸了一口气，用尽量流畅而易懂的方式阐述了问题，再次把话筒递到了总统面前。

让我们惊喜的是，面对如此突然的访问，总统居然能侃侃而谈，并且有理有据，显然对这个问题他曾有过深入的了解。他告诉我们，东帝汶的婴孩及五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至今仍然很高，政府也一直在尽最大努力解决这个问题，但毕竟东帝汶是个建国只有10年的国家，在众多历史悠久的国家里只算个“婴孩”，发展的道路仍非常艰巨……虽然我们只能问这一个问题，但总统回答的长度和广度足以令人欣慰。基于对访问的敏感度，每当听到他的答案中出现直面问题的关键词如“Maternal Mortality Rate”（孕产妇死亡率），“Infant Mortality Rate”（婴儿死亡率）， 或可直接剪进纪录片的录音素材等时，我心中的兴奋和喜悦都会成几何数量地增加。直到奥尔塔总统回答完毕，问我这样是否可以时，我方才从访问过程中醒悟过来，对他的协助表示大力感谢，并抓住机会告知我们纪录片的详细内容和进一步计划。总统听罢，对我们所做的事情表示了欣赏。

走出总统府后，我和同伴们兴奋地又叫又跳，仿佛做梦一般，大家都为完成了这策划多时的采访非常开心。这下，我们终于搜集全了从官方到非政府组织，再到草根阶级等各个层面的个人故事、数据资料和评论见解。两次深入东帝汶，拍摄到的几十个小时的资料已绰绰有余完成一部我们心目中理想的纪录片了。

在最终制作完成的纪录片中，我们讲述了东帝汶民众失去妻儿的辛酸经历，传统文化的坚持与现念的冲击等各个方面，尤其是总统奥尔塔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和对未来计划的阐述，为影片增色不少。这部纪录电影也获得了新加坡媒体管理局的肯定和支持，于2012年7月在新加坡影院公开放映。此外，记录片也受邀前往台湾在中华传播学会2012年会上发表。目前影片还计划着参与更多国际及区域内的影展，以及与影视机构如亚洲新闻台(Channel News Asia)，Discovery探索频道等商讨放映和合作。在大学的最后阶段，以飞往陌生国度摄制一部富有意义的纪录片，并且与该国总统会面作为大结局， 我给自己交出了一份亮丽的成绩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