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成功的经验如何学?

中国需要向瑞士学习先进的社会管理和经济发展理念，这也是我国当前和今后对外开放的一项重要工作。

最近一段时间，中国与瑞士间的高层交往和经贸往来不断加强，带动中国对外开放水平持续提升。中国今天特别需要学习瑞士在工业转型、技术创新、节能环保、城市低碳发展、绿色消费、再生资源利用、现代生态农业等领域显示出的成功经验。特别是在经济发展模式、制造业转型、环境保护等领域，中国需要向瑞士学习先进的社会管理和经济发展理念，这也是我国当前和今后对外开放的一项重要工作。本文分别从经济发展、制造业、环境保护的角度探讨了学习瑞士经验的意义，希望为中国更多地区提供向瑞士学习的思路。

经济模式：循环经济与绿色发展

瑞士是一个经济发达国家，中国也很早就注意到瑞士经济的独特性。在由联合国的《2015年世界幸福指数报告》中，瑞士位列第一。到2016年，中瑞之间已保持了长达66年的珍贵友谊，目前两国建立了20多个对话机制，共同培育了平等、创新、共赢的合作精神，在经济、文化、科技、旅游等方面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交流合作。

特别是在2013年总理访瑞期间，国家发改委与瑞士发展与合作署签署了气候变化领域合作项目“中国-瑞士低碳城市” 项目，旨在促进中国城市的可持续、和谐发展。目前，瑞士已经将烟台、上海、重庆、广州、成都、昆明、三亚、泰安、秦皇岛和镇江等十个城市确定为合作城市。

“十二五”期间，关于低碳城市发展的变化已经让中国经济感受到了新的活力。其中山东省烟台市尤其感受到了学习瑞士带来的方向感。

烟台不仅具有良好的自然资源和环境禀赋，而且在经济快速发展中有效保护了生态环境。同时烟台市与瑞士也具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人口密度较低，重工业水平较低，旅游业占经济比重大，小城镇特征突出等，所以瑞士也愿意分享自身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取得的经验以及先进的技术，所以烟台努力把自身打造成“中瑞低碳城市”项目合作的典范。

2016年3月，“中国-瑞士低碳城市”的重要落地项目――投资24亿元的烟台国际节能环保科技园正式开工。该科技园将致力打造一处集节能环保技术研发、总部办公、孵化、示范等于一体的综合园区。未来，烟台市将与瑞士合作在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设立中国―瑞士节能环保科技园，对接“一带一路”建设项目环保配套需求，建设“中欧环保城”。并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设立中国―瑞士先进技术转移中心，吸引集聚一批跨国技术转移服务机构，打造国际技术转移的标志性区域。

另外一个省份贵州，则在向瑞士学习如何通过循环经济转型来保持竞争力。

位于中国西部的贵州省，面积约17万平方公里，喀斯特风光迷人。但贵州在目前中国经济版图中想从后队变为前队，在国内并没有太多可以借鉴的经验。无奈之下，贵州只得将眼光瞄准海外。由于同是多山的地理特征，都处内陆山地地区，都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这些共同特征，使贵州省有了打造“东方瑞士”的雄心。

2016年7月8日，中瑞对话2016主题论坛举行，论坛以“山地经济、绿色发展”为主题，这也是连续举办的第四届中瑞对话主题论坛。

近几年来，贵州与瑞士的合作取得了不少成绩。比如在环境科技、山地旅游、信息技术、医药化工、精密仪器、高端装备制造、会展物流、山地农业等产业方面展开了长期的交流合作，有力的促进了贵州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在这期间，贵安新区瑞士产业园、贵阳综保区“中瑞自由贸易协定”产业示范园等重点平台相继建成。

贵州还在向瑞士取经如何发展旅游产业。因为三十年来，瑞士通过不断完善旅游设施和相关服务业，因大力发展了旅游业，还带动了瑞士许多偏远山区的经济发展。而且瑞士发展旅游业并未像中国那样一哄而上造成产品高度同质化，而是通过保护地方民族特色，全面保护了现有的社会结构和风俗习惯，存留了文化的底蕴。

今天的贵州，正在大力发展山地旅游并努力夯实贵州发展旅游业的基础。当然，发展经济最需要的是人才，贵州省商务厅和瑞士西北应用科技大学，签约人才培训交流项目；安顺市、南明区分别与瑞士LEP规划咨询公司签约了新型城镇化和小城镇发展服务项目、城市建设生态环境保护合作项目；贵州商学院与瑞士卢塞恩酒店管理学院，签约了职业培训、酒店管理教育及学术交流合作项目。

制造业：更有参考价值的瑞士制造

环顾各国的制造业，有太多国家值得中国借鉴，比如德国、美国、日本、芬兰、瑞士。美国、德国自然不用赘述，他们一直引领着世界制造的潮流。日本制造虽然有些没落，但今天日本的高级零部件产业已经嵌入到各国的产业链中，成为隐形冠军最多的国家。相比之下，瑞士制造显得不是那么耀眼，但是瑞士的经济发展和制造业有其独特的理念，给世界留下了非常独特的形象。有人就总结到，瑞士既不像美国制造动辄输出几十个国际品牌，也不像日本制造动辄输出成套的现场管理办法，更不会像中国制造短时间就能模仿并输出几十款手机，瑞士制造打造的是起高品质的产品形象。

瑞士本身不是钢铁生产的国家，但却引起了总理的赞叹。总理说过，中国不能制造圆珠笔的笔芯，圆珠笔笔芯大多数都是从瑞士进口。

全世界最顶级的钟表、军刀、奶酪、火车、巧克力……这些与制造业有关的关键词，无一不指向瑞士。这个人口仅700万的小国，将自身的技术优势转化成具有无穷魅力而令人疯狂的产品。瑞士没有海洋，但它的远洋船队实力却居世界前列；它不出产可可豆，却生产出世界上最好吃的巧克力；它的国土面积仅4.1万平方公里，也就两个北京大小，而且一年只有4个月可以放牧和耕种，其余时间都是冬季，却拥有世界上质量最高的乳制品、果酱、蜂蜜。

那么，瑞士制造的特点和秘密是什么？

在瑞士，有着众多具有深远影响的创新案例，隐藏在“瑞士制造”神话背后的，是瑞士永不枯竭的创新精神。瑞士的创新源自对产品的关注，源自为社会、顾客创造更大价值的动力。

比如早在1938年，瑞士雀巢公司研制的速溶咖啡问世，使人们可以更轻松地喝上美味的咖啡。1941年，一位瑞士工程师在狩猎时发现粘在衣服上的植物种子粘得很牢，就是这样一点小发现，让乔治・德・梅斯特拉尔制造出了velcro（维可牢尼龙搭扣/魔术贴），推出了“无需拉锁的拉链”。1884年，维氏的始创人Mr. Karl Elsener在瑞士Schwyz Ibach开办了刀具工场，1891年，第一把维氏军刀诞生。今天的维氏，已经成为瑞士军刀的代名词，凭借其经久耐用、不断追求创新和完善等特征，成为一个享誉全球的知名品牌。

今天，国际资本疯狂涌入中国，中国企业开始变得浮躁，追求融资、上市，民企纷纷走出国门，海外上市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企业关注的目标在无限的资金来源、提高公司市值、增加产品利润、扩大营业收入等方面。而像瑞士企业这样在平稳中求发展、求创新的工匠精神，更值得我们倡导和学习。我们应该冷静下来，关注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从顾客角度出发，关注产品本身价值。而这一切，都要靠不断创新来完成。

瑞士联邦主席施奈德・阿曼说，瑞士的商业领域非常广泛，我们有农业、机械工程、设备、钟表业、医疗器械等，这是一个平衡的格局。

对于瑞士创新背后的秘诀，阿曼将其归纳为商业界和科学界的主导，而不是政府主导。瑞士创新的主体来自民营领域。在研发创新方面，有2/3来自民营领域。企业家愿意冒风险的精神。在瑞士，为了鼓励创新，瑞士国家科学基金会、技术创新委员会扮演的融资角色也功不可没。前者以推动基础研究、培养优秀人才为使命，后者为初创企业予予以资金上的援助，并为研发活动提供共同基金。“瑞士公共资金”的分配，必须给到最聪明的头脑。

创新不仅需要科学家，还需要其他层次的高水平劳动力。瑞士年轻人的学徒制，也是瑞士经济保持竞争力的秘诀之一。

为了保持瑞士制造业高级人才的供给，75%的瑞士学生在初中毕业之后，会选择职业教育，在他们精力最旺盛，好奇心最重的年纪去探索个人的兴趣和潜质。此外，提供职业教育的并不是所谓的学校，而是一些比较优质的企业，不一定是大企业，但一定是好的企业。理论上讲，但凡能提供学徒岗位的企业，都会被认为是非常具有前景的企业。

在整个学徒期间，员工可以探索个人兴趣，深入了解企业的运行规律，通过师徒相授的模式把一些制造业的秘密完整地传承下来，同时，树立终身学习的职业理念。相对来讲，企业提供学徒岗位并不吃亏，一方面可以吸纳年轻人的创意，熟知新一代员工的特点；另一方面也能有效地把自己的企业文化传播开来，取得社会认同感。

环境保护：学习用法治和创新来治理

去过瑞士的人都被瑞士良好的环境所折服，瑞士人奥特玛・施瓦克在土地、资源管理、全球环境等领域拥有相当丰富的国际经验，2007年因对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评估报告作出重大贡献，荣获诺贝尔和平奖。

大家看到的瑞士可谓是地球上的天堂，但瑞士并非一直都是这样。瑞士也经历过艰难时刻。在20世纪40-60年代，是欧洲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彼时的空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非常严重。比如1952年的伦敦烟雾事件，5天内有4000多人死亡，两个月内又有8000多人死去。到20世纪五十年代，由于瑞士和沿岸国家工业废气、废水的污染，莱茵河某些河段的水严重变质，鱼虾、水草等各种水生物基本绝迹，沿岸地区的经济发展和人民健康也受到很大影响。1986年瑞士巴塞尔市桑多兹化工厂仓库失火，近30吨剧毒的硫化物、磷化物与含有水银的化工产品随灭火剂和水流入莱茵河，导致500公里以内河岸两侧的井水不能饮用，莱茵河因此“死亡”20年。

经过多年发展，瑞士人知道不采取行动任由环境污染的代价，于是瑞士人学会如何将经济发展和环境合理规划结合起来，以便更好地向前发展，更在欧洲整体环保的氛围中学到要将知识和规划结合起来。

中国首先要学习的，是用法律强制要求相关企业采取现有的最佳技术来减少排放源，而这一点中国一直难以推广。从1998年起，《瑞士清洁空气法案》就开始将柴油烟尘列为致癌物质。这一事实在2012年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的肯定。这是瑞士政府为了实现清洁空气在立法层面的努力，但是光有法治的思维还不够，在现实层面上还需要有技术的支持，这就需要科技的“创新”。《瑞士清洁空气法案》意味着，必须用法律强制要求相关企业采取现有的最佳技术，即柴油颗粒过滤器，才能真正减少超细颗粒物的排放。污染物排放的减少无疑能够带来巨大的健康效益。为此，瑞士从很多年之前就要求所有施工机械加装柴油颗粒过滤器，并把自身成功的经验分享给其他国家。

“污染者付费原则是瑞士联邦环保法案的指导性原则，谁导致了污染，就必须承担相应的成本。”此前，瑞士发展合作署、中国环境保护部机动车污染排放监控中心和北京市环保局在北京共同举办了“黑炭减排和柴油颗粒过滤器（DPF）改造试点研讨会”，空气质量与立法是本次研讨会的核心议题。

在中国，瑞士政府从2010年开始和中国环保部在清洁空气领域开展了一系列合作，其中包括在北京、南京、厦门等城市进行施工机械和公交车柴油颗粒过滤器改造的试点工作。瑞士与中国还于2010年共同开启了“中瑞清洁空气与气候变化立法及政策框架项目”的合作。这一项目可以对中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的修订提供支持，并为有效削减污染物排放提供科学的技术工具和监控。

但是中国的情况太过复杂，相关治理政策很难像瑞士那样精准地落实。比如瑞士联邦政府早在1874年《宪法》和以后的有关重大法令中就对森林、水土、河流湖泊等环境问题做了规定。但中国直到2015年才开始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民众的环保意识还需要长时间的培养。另外在政策落实方面，瑞士环保法律和法规体系以预防、污染者承担、国际合作及全面治理为主要原则，各州也参照联邦法律、法规，根据自身条件制定了有关条例以解决城市发展中的问题，如征地、建筑、交通、卫生等都有具体的执行办法。但在中国则很难有具体的落实措施。

为了借鉴瑞士的经验，中瑞开始在清洁空气领域合作，并为中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的修订提供实际支持，其中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公自2016年1月1日起施行。这部法律也被称为“史上最严”的大气污染防治法，另外中瑞还在推动新的监控工具和创新大气污染防治技术的应用。

值得中国借鉴的还有污染者付费政策，也就是经济手段，包括增加能源消费税、颁发消费许可证和补贴等方式。1995年12月瑞士修订的《环境保护法》规定，对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和含硫的取暖燃油征收税；提前征收垃圾处理税；对含铅和无铅汽油采用不同税率；机场噪音税；工业企业承担污染费。目前，联邦政府征收的与环境有关的税收达200亿瑞郎，各州政府的环境税达90亿瑞郎。这些收入的77%被用于相应的环境项目，23%被投入公共基金。

中国也亟需引入经济手段体现了“谁污染，谁治理”，“污染大，花钱多”的原则，使企业在制定发展战略时将环境保护置于其成本中，从而达到自愿减少污染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