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群数字不平等的理论模型及其在中国情境中的应用

[摘要]从社群主义和社会分层理论视角界定社群和数字不平等的内涵及其外延，并构建社群数字不平等的理论模型，含数字精英、数字富裕、数字中产、数字贫困及数字赤贫等5个阶层，并描述每个阶层的特征。结合中国情境下的相关数据，初步论证描述社群数字不平等的社会分层现象存在于中国社会的事实。

[关键词]数字不平等　社会分层　社群　社群信息学　中国

[分类号]G203

1　社群和数字不平等的基本概念及表现

社群是指社会中拥有共同利益、共同的经历或历史、共同的道德价值观、认同和共同期望的个体，通过血缘、地缘、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或特定社会组织所形成的集合体。常见的社群包括亲友、地理社区、政治社群、社交圈子、宗教群体等。本论文关注的社群主要是在中国信息化社会中处于不同社会层次上的社群，如所谓的“弱势群体”，包括农村居民群体、下岗职工群体、老年人群、进城务工人员群体等。

社群划分标准是：①个体之间是否有地理邻近关系；②个体是否具有一定的群体归属感；③是否拥有共同的历史、文化和道德传统；④是否以公益和互益精神来维护所属群体其他成员的切实利益。

数字不平等的核心内涵是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组织、社群和个人在数字化信息通讯技术(information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ICT)接入和使用以及信息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多样化的信息差距。数字不平等反映的核心问题是多阶层的信息社会及其背后隐藏的社会不平等现象。

数字不平等现象存在于多个领域。不同国家和地区在应用ICT和开发利用信息内容方面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和水平，形成多层次的不平等状况；不同类型的企业、不同层级的政府部门或其他社会组织应用ICT和信息内容的能力也存在多元化特征；在科学出版领域，不同的出版商、数据库商和经销商等供方以及不同的读者或用户在获取和利用数字化科学信息内容、科技软件等方面也有不对称以及分层的现象；甚至在一个家庭中，不同家庭成员对ICT和信息内容的应用能力和实际状况也有着较大差异。本论文的研究焦点是不同社群间接入和使用ICT的心理、素养和行为获取和利用信息内容的行为、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数字化凝聚力等维度中存在的不平等现象。

数字不平等现象具体的表现方式有很多种：国家或地区层面的ICT市场发达状况、ICT社会化程度、信息化水平、信息公共基础设施、基础信息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情况、国民或公民的信息素养平均水平；机构或组织层面信息通讯技术的拥有状况、利用情况和创新性地开展实际工作的能力，信息资源储备量、序化整理能力以及开发利用状况；个人层面接人和使用电脑以及互联网等ICT的动机、欲望、需求、素质以及实际行为，接人ICT的渠道，使用ICT的行为习惯、功能应用领域，获取、利用和创造数字化信息内容的能力和状况等。

2　社群数字不平等模型的构建

社群数字不平等模型(根据社会分层理论也可称之为描述社群数字不平等的社会分层模型，即数字化社会分层模型)的构建原则是：①数字化社会应该是分化为多个层次的，至少比传统数字鸿沟对社会的两极化认识――即“数字贫困”(the digital poor)与“数字富裕”(the digital rich)要丰富一些。依据后马克思主义者和韦伯主义的思想，在两个极端情况之间应该存在中间“社会阶层”。②每个社会层次的数字化主体应该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典型的数字化差异。这些差异应该能够体现信息通讯技术对人类的重要影响，也能体现人类运用数字化技术的程度对其传统的财富、地位和威望等的切实改变。目前对人类信息行为和现实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ICT应用功能主要集中在互联网中论坛、博客及微博等草根形式的信息创造行为。③对数字化社会进行分层的目的是识别不同特征的数字化社群，尤其是数字贫困社群，并针对他们的数字化特征采用适当的政策干预手段来建设相对平等的信息社会，切实帮助他们摆脱数字贫困状态及其背后的经济贫困、文化贫困和社会资源贫困等深层次的状态。所以模型的构建过程特别重视对数字贫困社群的细分。④划分不同社群的数字化地位的关键行为特征要具备现实性和可观察性。不仅这些划分标准和关键数字化行为特征在社会主体的ICT利用过程中是存在的，可以被任何研究者观察到，并且能够被描述出来。

数字化条件下社会主体的划分标准不是采用传统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荣誉、公民权、个人等单一维度或单纯的整合维度，而是采用以信息通讯技术为核心的一系列数字化维度。根据数字不平等的理论成果，这种“数字化维度”主要包括数字化意识、信息通讯技术的接入和使用，信息内容的获取、利用和创造、数字化信息素质、数字化凝聚力等。由此产生的核心研究模型或假设是数字化社会分层模型，如表1所示：

根据社会分层的理论与分析方法、社群主义理论以及数字不平等的表现维度，将数字化时代的社群及其成员划分为5个层次：数字精英、数字富裕、数字中产、数字贫困和数字赤贫等社群。

数字化凝聚力是指社群成员利用ICT和数字化信息内容在网络空间中形成的团结程度，表现为网络利益诉求能力、网络舆论导向能力、影响实践中各类决策的能力；可以用“团结”和“分裂”概念来描述凝聚力的两种极端情况：“团结”代表着具备数字化凝聚力，而“分裂”被定义为缺乏数字化凝聚力。在本研究中，只有数字精英社群是团结的，是具备数字化凝聚力的，而其他4个信息社会阶层均被认为是“分裂”的数字化阶层。

根据社群及其成员是否在网络空间中创造信息内容的事实，将他们划分为“主动”和“被动”两种网络利用方式。“主动者”是指通过创作并上传、公开数字化内容作品，来达到信息富裕的人，是数字富裕群体的特征；“被动者”是指靠获取和利用互联网服务机构和其他网民创造的信息内容而不是自己主动创作数字化信息内容来利用网络的人。数字中产群体则是指拥有基本的信息通讯设备，拥有信息意识、信息素养以及使用电脑和互联网等设施的动机和欲望，并且通过利用信息通讯技术，被动地获取网络信息内容的人群，他们不一定利用这些网络信息资源来解决实际问题。数字贫困的划分则考虑了ICT和信息内容方面的物质贫困、意识贫困或者素养贫困中的任一种或双重组合。数字赤贫则是三种数字贫困现象叠加起来之后的结果。

上述5个数字化社会层次之间的界限如下：数字中产者与数字贫困者之间的界限是社群成员是否使用了ICT；数字贫困者与数字赤贫者之问的界限则是社群成员是否同时遭受数字化的心理缺失(如缺少动机、愿望、兴趣或态度等)、接入ICT的物质条件匮乏以及数字化信息素养的缺位三种贫困现象；数字富裕者与数字中产者的区分标准是接入并使用ICT，是否获取并利用了数字化信息内容解决生活、学习或工作中的现实困难和问题，或者是否创作并上传、公开数字化内

容作品；数字精英和数字富裕者的区分标准是社群成员是否具备数字化凝聚力。

3　中国情境下的数字社会分层现象

中国社会各个领域已经呈现出高度信息化和知识化特征，信息社会雏形逐步显现，社会分层现象也开始打上数字化的烙印。根据电脑的拥有状况，最初形成了有电脑的群体和没有电脑的群体两个层次；随着网络应用功能的出现及其大幅度拓展，社会层次不断增多。

在拥有电脑的社会群体中，至少存在能够上网和不能上网两类人群；在能够上网的群体中，又可以划分为白费上网、公费上网以及两种上网方式兼备、电脑上网、手机上网等群体；根据网络应用功能使用情况的不同，可以将上网群体划分为主动上网(被实际需求和兴趣所驱动)、被动上网(为了赶时髦)、信息获取、信息创造、网络娱乐、网络社交、商务贸易等群体。在非网民或没有上网设备的群体中，由于原因存在较大差异，又可以划分为不愿意上网(缺乏动机和兴趣)、不能上网(缺乏物质条件)和不会上网(缺少ICT技能)等群体。

从总体上来看，中国社会中绝大多数人口仍处于本研究所定义的“数字贫困”，即没有物质条件、没有能力或没有意愿使用电脑或上网的人。以2009年底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和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数据为分析样本，2009年全国人口总数量为13.3474亿，而网民数量为3.84亿，即非网民数量多达9.5074亿，比例为71.23％。尽管CNNIC历年统计数据显示，最近12年尤其是2006年至2009年间互联网发展和大众化普及的速度很快，也是数字贫困人口比例降低幅度最大的时期，但考虑到该机构在2007年7月份报告中将“网民”范围从“每周上网不少于一个小时的6周岁及以上中国公民”扩大到“半年内使用过互联网的6周岁及以上中国公民”，上述的变化幅度能否反映实际情况还有待于进一步考证。无论如何，中国网民数量逐年增加的同时，非网民数量及其所占比重基本呈现下降态势――1997年为99.95％，2009年为71.23％，12年间降低了28.72％；在这段时间内，中国人口增加9848万，而非网民人口则减少2，849亿，数字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说明有更多的人实现了从数字化社会底层向中、高层群体的社会移动，是中国信息社会发展的一个积极信号。如图1和图2所示：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局(NBSC)、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1997-2011年互联网络发展状况报告。其中，2010年的人口总数来自2010年11月1日开始的全国第6次人口普查数据。

数字贫困群体不仅在全国人口中占大多数，而且在发达地区也是如此。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通过搜集个体、家庭和社区三个层次的历时数据，反映中国社会、经济、人口、教育和居民生活质量的变迁。其2008年的调查结果显示，北京、上海和广东三个最发达地区使用电脑上网的成人(1819人)仅占到6093位成人受访者的29.85％，使用电脑的少儿(226人)仅占到所有1119位青少年受访者的20.2％。换言之，只有28.36％的京沪粤社区居民使用电脑上网，而不使用电脑上网的居民达到7212位，占受访者的71.64％。这三个发达地区的比例稍低于2008年的全国水平(77.56％)，但优势并不明显。可以推测，全国不使用电脑上网的数字贫困群体规模在70％-80％之间，中西部地区的这个比例可能还要高于80％。

网民规模代表着中国信息社会中达到数字中产水平以上的人口总体状况(包括数字中产者、数字富裕者和数字精英者等)，其历年变化情况如图3所示：

数字中产以上群体不断壮大，从最初的0.05％到2009年的28.77％，比重增加值达到28.72％，数量增多了3.8338亿，目前该群体的规模相当于1997年的619倍，可以用“迅速壮大”来形容。伴随信息通讯技术购买和使用成本的不断降低以及性价比的提高，未来可以预期的一段时间内中国数字中产水平以上的群体还会继续壮大，直到超过数字贫困人口，形成合理的信息社会结构。

中国信息社会多年发展的历程中客观存在着网民分层现象。CNNIC于2009年1月份的“第2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从2.98亿网民中识别出了4个重点群体，即中小学生、大学生、办公室职员以及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等，占到总网民数量的74％。他们在网络媒体、信息检索、网络通讯、网络社区、网络娱乐、电子商务等互联网应用方面呈现出不同特点，总体来说，大学生在网上最为活跃，除网络炒股外，各类应用功能的普及率最高；其次是办公室职员，网络炒股率最高；最不活跃的群体是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各种网络功能普及率均低于平均水平。该报告还根据网民的网络应用行为将大部分网民划分为轻度用户(网络浅尝群、非主流网游群和自我展示群)、中度用户(基础应用群)以及重度用户(网络依赖群、网络商务群和网络社交群)三大群体7个层次，其中轻度用户的比例最高，为48.7％，重度用户为29.9％，中度用户为21.5％，总体分布状况呈“沙漏”型。

根据本研究对数字中产群体、数字富裕群体和数字精英群体的界定，CNNIC报告中所指的“网络浅尝群”和“非主流网游群”属于数字中产，其特点是利用ICT技术获取所需信息，而“自我展示群”、“基础应用群”与重度用户至少都属于数字富裕，他们不仅通过互联网获取所需信息，还创造表达自己声音的网络信息；网络社交群与网络依赖群中的一小部分网民属于数字精英，他们通过有组织地主动创造与自己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网络信息，形成一种通过制造并引导网络舆论，从而对现实社会产生实际影响的合力。另外，该报告中的大学生群体和办公室职员属于数字富裕群体或数字精英群体；上网的中小学生和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属于数字中产阶层。

另外，笔者通过北京、天津和山西的三地城乡田野调研，发现了支撑社群数字不平等理论模型中位于数字贫困阶层的典型社群：农村社群、下岗职工社群和老年人社群等。

4　启示与建议

社群数字不平等现象伴随着互联网的出现而诞生。某种意义上说，是传统社会不平等现象在信息社会中的再现，体现的是信息通讯技术及其带来的各种机遇在社会成员中的不均等分配。笔者通过构建社群层面的数字不平等模型，以期改变学界和实践界人士受传统数字鸿沟研究中“信息拥有者”和“信息缺乏者”两极化描述的常规认知，丰富信息社会理论体系，同时为政府出台更有针对性的公益信息政策及制度，为公益信息机构进行有效的信息扶贫提供理性思考的可能。下一步的研究将进行更加全面的一手数据的调查和分析，并探寻中国不同数字化阶层(尤其是数字贫困阶层)背景下有差异的信息政策。

致谢：感谢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提供的2008年“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数据使用许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