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激励下的个人所得税论文

一、纳税申报制度与法律激励制度的融合

（一）法律激励机制法律激励一般是指国家运用法律手段对行为人的权利与义务进行合理配置，通过对法律激励利益进行差异化设定，能动地诱导行为人实施法律鼓励或者支持的某类行为的法律规则的统称。法律激励是法律功能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和手段。法律激励属于法律的正向，其强调法律应有助于实现社会体系的良性运作，促进社会关系的协调与稳定。[2]法律激励要求各类行为应具有合法性，其实现途径要求主要采用授权型或授益型规范对行为主体的激励利益进行合理诱导，同时，辅之以相应的惩罚模式，侧重于强调法的正向激励效应，适当限制法的负向激励效应。重视法律的激励，合乎理性经济人追求守法成本最小化和守法收益最大化的思维偏好定势，符合现代法治以人为本的理念，契合尊重与保障人权的基本精神。

（二）法律激励视野下的纳税申报制度纳税申报作为税收征管工作的核心流程，对于保证国家财政收入，防止国家税收利益流失具有重要意义。提升纳税申报的效率与质量一直是税务机关在税收实务中关注的焦点。笔者认为，推行纳税申报法律激励制度，运用法律激励机制重新设定纳税人与税务机关在税收征管工作中的角色，合理配置纳税人和税务机关在纳税申报中的权利与义务是提升纳税申报效率与质量的有效途径。法律激励视野下的纳税申报制度可以理解为是以纳税人为核心，依据税法的规定，运用税法激励措施，引导与促进纳税人主动履行纳税申报行为，或者赋予其正面性纳税感[3]的一种激励性申报机制。通过此种机制，一方面，能够促进纳税人依法主动进行纳税申报，提高税收自愿遵从度；另一方面，有助于提升申报工作的质量和效率，保证国家的税收利益。同时，这也是尊重和保证纳税人主人翁地位的积极体现。

二、中国纳税申报法律激励制度的短板

（一）纳税申报规则缺少法律激励条文《税收征收管理法》第25-27条和《实施细则》第30-37条对纳税申报制度进行了原则性的规定，《个人所得税法》第36条规定了纳税申报的具体事项。从条文内容本身来看，除了《实施细则》第23条规定了纳税人具有申请减免税的权利以及《税收征收管理法》第27条和《实施细则》第37条规定纳税人具有申请延期申报的权利外，其他条文均为义务型的规定。由于义务型条文在实践中缺乏激励因子和激励效果，纳税人对于法律规定的税收义务只能被动遵从，没有自由选择的余地。因此，我国现有的关于纳税申报的法律条文，不利于调动纳税人纳税申报的主观能动性，同时，也不利于培养和提升纳税人的税收遵从意识。虽然2009年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关于纳税人权利与义务的公告》中，明确了纳税人享有的十四项权利，但因其效力等级仅为规范性文件，法律激励效应明显不足，因而鼓励纳税人主动进行申报的激励效果较低。

（二）税收课征模式缺少法律激励诱因税收课征模式主要包括分类制①、综合制②以及分类制与综合制相结合③三种形式。[4]我国目前个人所得税的税收课征模式主要采用的是分类制框架，[5]而此类模式的弊端非常明显。区分所得的来源，适用不同税率，不能充分体现税负公平的基本思想。例如，对于相同的收入总额，收入形式单一的纳税人负担的税负要远重于收入形式多元化的纳税人负担的税负，违背量能课税原则的精神实质。同时，在实践中，还极易导致某些收入形式单一的纳税人为减少纳税数额而通过采取伪造收入来源的方式进行逃税和避税。分类制为主的税收课征模式因缺少法律激励诱导因子，一方面，不利于调动纳税人（尤其是那些收入形式单一的纳税人）进行纳税申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另一方面，还大大提升了此类群体尝试逃避纳税申报的机率，进而形成税法上所谓的“偏离效应”④，最终在实践中诱发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

（三）纳税申报表现缺少法律激励措施促使纳税人自主、自觉、诚信地进行纳税申报是建立和健全纳税申报制度的主要目的之一。每个纳税人都依法诚信地进行纳税申报是纳税申报制度得以推行的前提。但是，在现实中，作为谋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并非都会自觉和主动地进行纳税申报，而这对于那些始终依法自觉地坚持进行申报的纳税人来说，无疑是莫大的不公。由于我国目前缺失专门针对依法进行申报的纳税人的法律激励手段和措施，因此，在税收实践中，不仅不能保证纳税人在将来会继续选择坚持纳税申报，反而可能导致“涟漪效应”⑤的加剧，诱使他们步入逃税者或避税者的后尘，进而对国家的税收利益造成更大的损害。由此，推进纳税申报制度的改革，创造公平的纳税申报环境，赋予依法履行纳税申报义务的纳税人适当的法律激励利益就显得十分必要。

（四）纳税申报方式缺少法律激励效应《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30规定，“税务机关应当建立、健全纳税人自行申报纳税制度。经税务机关批准，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可以采取邮寄、数据电文方式办理纳税申报或者报送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报告表。⑥尽管《税收征收管理法》第26条规定了申报的具体方式，但是《实施细则》却对申报方式的选择予以严格限制，必须“经税务机关批准”才可以采用邮寄、数据电文等方式进行申报。从某种意义讲，这在客观上几乎剥夺了纳税人对申报方式的选择权。通常情况下，纳税申报方式的简易与否会直接影响纳税人的申报意愿。简便、快捷、高效的申报方式有助于激发纳税人的申报意愿，反之，繁琐、复杂、低效的申报方式则会极大的打击纳税人的申报热情。同时，在申报方式选择权受限的情况下，还会极大的淡化纳税人的自主选择效应⑦，作为理性且经济的纳税人通常会考虑自己的纳税申报成本与收益，如果申报成本高于其预期收益，纳税人会转而放弃申报或采用其他税收规避手段。

（五）纳税申报服务缺少正向激励土壤传统的税务执法理念强调税务机关在整个税收课征工作中的主导地位，纳税人对于税务机关的命令或者决定只能被动地予以遵从。我国税务机关“官本位”思想的影响在一定区域范围内仍然存在，现实生活中，不少纳税人对税务机关还存在一定程度的畏惧感。纳税人与税务机关的这种紧张关系，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遏制了纳税人的自愿遵从，导致“反向激励”效应的强化，最终，反而进一步加剧或激化了两者之间的征纳矛盾。多年来，这种不和谐的征纳关系极大地阻碍了纳税申报质量的提升，造成国家税收利益的大量流失。“如果税务机关真的想要实现减少避税、提高纳税人自愿遵从的目标，就应该摒弃传统的高压强制策略。纳税人更加乐于接受和回应税务机关积极的、提供帮组型的行政方式”。

三、域外纳税申报法律激励制度的经验借鉴

（一）重视制度激励，创新申报激励模式在激励纳税人积极与主动进行纳税申报的措施中，日本采取的最有成效的法律激励策略为推行蓝色申报制度。蓝色申报制度是依据税法规定，符合一定条件的纳税人经所在地税务署长批准，可以采用蓝色申报表缴纳税款的一项制度，使用蓝色申报表的纳税义务人可以享受到比普通纳税义务人更多的税收优待[7]。例如，对于个人纳税人，给共享生活费用的家庭成员支付的工资可作为费用扣除，此外，其还可享受10万日元或65万日元的特别扣除政策。[8]适用蓝色申报制度的纳税人须符合会计账簿健全、依法记载、准确核算等法定条件。而财务制度不健全的纳税人则只能使用“白色”申报表，其将接受严厉的税收征管措施，并且不能享受税收优待。需指出的是，获得蓝色申报表的纳税人并非表征其可以永久的享受税收优待，一旦其稍有懈怠，财务会计管理出现纰漏，经查证属实的，将被剥夺使用蓝色申报表的资格。日本采用蓝色申报表这种法律激励策略，不仅有助于促进纳税人积极完善自的身财务会计制度，调动纳税人依法进行纳税申报的意愿，而且也有利于保证国家的税收利益和财政收入。为鼓励纳税人积极进行纳税申报和依法按时缴税，美国首创性得推出了个税信用值制度。该制度规定，凡是按照税法规定期限进行纳税的纳税人，政府每年会定期向纳税人寄送一份个税信用值登记表格，按照一定的标准累计记录纳税人的个人所得税信用值。例如，如果纳税人的个税信用值超过40，那么59岁后纳税人可每月从国家领1000多美元的补助金；纳税人因故残废，那么纳税人的配偶和孩子分别可每月领取700美元。

（二）强调权利激励，保障纳税主体权利在纳税人进行个人所得税申报时，新加坡允许纳税人根据个人情况申请个人所得税回扣。印度的个人所得税实行累进式的综合课税制，起征点高，此种征税方式不仅照顾了低收入者的利益，而且得到了大多数纳税人的认可。美国政府允许纳税人自由选择通过免费申报或免费申报可填写表格以及税务专家、税务软件上网或寄出纸张表格申请纳税延期。同时，美国将退免优惠直接存入纳税人的银行账户，极大地减轻了纳税人的退税负担。美国通过以上措施的推行，有效地的调动了本国纳税人进行纳税申报的热情，既降低了纳税人的纳税申报成本，又提升了税收征管工作的质量和效率，实现了服务职能与管理职能的双赢。此外，英国对提早进行纳税申报的纳税人赋予获得额外奖励权利。例如，如果纳税人在当期9月以前（英国税法规定申报截止时间是纳税年度之后的1月31日）提交申报表，可以获得由税务机关而不是纳税人计算应纳税额的额外奖励。[10]以上措施对于促进纳税人积极自愿地进行纳税申报产生了极大的激励效应。

（三）推动服务激励，转变税务机关理念澳大利亚对个人所得税实行自核自缴的申报制度，为保证该申报制度的有效实施，税务机关采取了一系列服务纳税人的激励措施。首先，建立全国统一的税号登记制度。纳税人只需提供自己的税号即可在澳大利亚的每个城市进行纳税申报，不必考虑自身的居住地，各地的税务机关也不得拒绝接受其申报。同时，纳税人也可选择利用税号在网上直接进行申报。其次，推行限时承诺办事制度。对税务登记、咨询解答、纳税申报表的处理等事项都限定了办结时间，如果没有及时回复，纳税人有权向税务机关提出质问。例如，纳税人到税务局登门咨询，要求在其抵达后10分钟内给予接待，高峰期延长至15分钟。[11]此外，税务机关还定期走访纳税人，听取纳税人对税务工作的意见和建议，以有效地协调纳税人和税务机关之间的征纳关系。此外，为方便纳税人进行纳税申报，降低纳税人的申报成本，提高纳税申报的质量和效率，法国府积极推行网络申报制度，其规定，“选择在网上报税的所有纳税人将享有较长的报税时间，根据所居住的省份的不同，报税期限可延长10到24天的时间。”

四、中国纳税申报法律激励制度的具体完善路径

（一）制定多类型的纳税申报法律激励条文依据胡元聪教授的研究成果，我国法律激励的种类，从微观层面具体可以划分为八种类型：即赋予权利型激励、减免义务型激励、减免责任务激励、增加收益型激励、减少成本型激励、特殊资格型激励、特殊待遇型激励、特殊荣誉型激励。[12]实践证明，激励利益的合理配置，能够有效地对经济人的行为进行诱导，促进行为人积极从事国家鼓励的市场行为。赋予权利型、增加收益型、减少成本型的法律激励条文在内容上带有强烈的利益驱动因子，符合纳税人逐利的行为偏好，能够极大的调动纳税人主动进行纳税申报的积极性。因此，立法机关在修订《税收征收管理法》等相关税法文本时，首先，应积极转变传统的惩罚式立法理念，树立全新的激励式立法价值取向，积极扩充增加收益型、减少成本型、赋予权利型的纳税申报法律激励条文。例如，“纳税人有权拒执行绝税务机关违反法定程序的处罚决定”、“纳税人举报他人隐瞒收入的申报行为，查证属实，有权申请奖励”、“纳税人自查发现漏报收入的，可以申请修正申报”、“纳税人有获得优质税收服务的权利”等等。其次，还应结合实践需要适当增加特殊资格型、减免义务型、减免责任型的法律激励条文，积极提高纳税申报法律激励条文的比重。例如，“纳税人主动进行纳税修正申报，可以免于相应的税收处罚”、“符合一定信用等级要求的纳税人，在两年内可以免除税务检查”等。最后，为防止纳税人滥用纳税申报激励权利，还应制定相应的税法惩罚性条文，以鞭策纳税人依法行使税法激励权利。

（二）推进税收课征模式由分类制向综合制转型我国以分类税制为主的课征模式在实践中阻碍了纳税申报制度的发展，降低了纳税申报的质量和效率，因此，加快推进我国税收课征模式的转型与改革刻不容缓。目前，可供选择的模式主要包括两类，即综合税制和混合税制。笔者认为，混合税制较为适合我国目前的税收实践现状。综合税制其实是一种最为理想的税收课征模式，但由于其对实施国“硬件”和“软件”条件的要求较高，不仅需要实施过具备完善的征收管理制度，而且要求实施国的纳税人具有极高的综合素质，而这两方面恰巧又是我国税法制度的薄弱环节。因此，就此点而言，我国采取综合税制的时机尚不成熟。由于混合税制是分类税制为基础建立的，而我国分类税制的个人所得税经过多年的实施，已经积累了许多有益的实践经验，为税制改革奠定了必要的条件。例如，自行申报制度的推广、纳税人个人档案的完善、电子信息纳税服务的发展、政府对税制改革的重视等。在实践中，混合税制既有助于避免和克服分类税制造成的税负不公现象，缓和和平衡纳税人之间的矛盾。同时，由于公平性得到了维护和保证，且具有利益激励因子，又有助于鼓励纳税人依法诚信地进行纳税申报。总体来看，混合税制较为符合我国目前的税收征管现状。因此，我国应采取渐进式的改革模式，按照由分类税制混合税制综合税制的思路稳步地推进税收课征模式的转型。

（三）构建统一的纳税信用法律激励评级系统2013年7月，国家税务总局印发了《纳税信用等级评定管理试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其对信用评定标准、参考内容、激励方式、监控措施、评定程序、评定组织等进行了原则性规定。《办法》的出台为构建全国统一的纳税信用法律激励评级系统奠定了基础，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办法》中存在的如下问题：首先，仅为部门性规范文件，法律效力层级低，缺乏法律执行效力；其次，《税收征收管理法》中尚未明确纳税信用等级评定的法律地位，仅《实施细则》原则性的规定了税务机关负责纳税人的纳税信誉等级评定工作。一方面，纳税信用评级缺乏实质的法律依据，另一方面，未能体现税法激励利益，缺乏法律激励效应。最后，《办法》中部分具体性条文规定的内容过于概括和抽象，在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针对以上问题，笔者认为，可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进行改进：首先，应推进《税收征收管理法》的修订，在总则中确立纳税信用等级评定的法律地位，明确纳税信用的法律激励利益，增强纳税信用评级系统的权威性，同时，应出台配套的操作细则，提高纳税信用评级制度的操作性和执行性。其次，应进一步加大纳税申报的法律激励力度。具体来讲，一方面，应提高纳税申报考核值的比重，对于纳税信用等级为A类的纳税人，应明确其可以享受一定程度的税收减免利益。另一方面，应建立联动的法律激励机制，借鉴美国个人所得税累计信用值制度，将纳税信用等级评分按照科学的方法进行累计折算，并且与纳税人的医疗保险、社会保险、养老保险等福利衔接或挂钩。例如，纳税信用评分累计满足某一标准的纳税人在达到一定年龄阶段后，每月可在享受基本医疗保险、社会保险、养老保险等福利的基础上得到一笔额外的补助费用。最后，应建立和强化反向激励机制，对纳税信用等级处于B、C、D类的纳税人，制定阶梯式的惩戒机制，增加其失信成本，以保证纳税信用评级制度产生积极地促进或消极约束的法律后果，促使纳税人依法诚信纳税，矫正“涟漪效应”所带来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

（四）赋予纳税人自由选择纳税申报方式的权利纳税申报方式的选择权是纳税人权利体系的重要内容。赋予纳税人自由选择纳税申报方式的权利，是尊重和保证纳税人基本权利的直接体现，符合宪法中人民理论的实质要求。国家权力应当定位为实现公民权利的手段[14]，而不应成为阻碍公民权利实现的束缚。税务机关的权力自然也不能成为抹杀纳税人充分行使基本权利的畔脚石。就现阶段而言，首先，应对《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进行修正，纠正“经税务机关批准”才能选择邮寄、数据电文等申报方式的规定，为纳税人被限制的申报方式选择权“解禁”，充分发挥税法激励措施的“自主选择效应”。美国、英国、意大利、澳大利亚、法国等发达国家都允许纳税人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纳税申报方式。其次，应积极借鉴西方国家纳税申报方式的改革经验，加快全国电子纳税申报系统的建立，鼓励纳税人通过网上进行纳税申报，充分发挥税法激励措施的“微观激励效应”⑧。同时，为鼓励纳税人充分利用电子系统进行纳税申报，促进纳税成本的降低以及征税效率的提升，对于积极进行网上申报的纳税人，可在普通申报期的基础上获得申请延长申报期间的权利。最后，还应推进税务申报制度的改革与完善，鼓励纳税人聘请专业的税务人进行纳税申报，促进自行纳税申报制度的良性发展。

（五）构建激励性的纳税申报服务环境我国目前的纳税服务环境虽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是在实践中由于受到传统税务行政理念的影响，主动服务、文明服务、高效服务等现代纳税服务理念尚未真正在税务机关的执法理念中根植。加拿大早在1985年就颁布《纳税人权利宣言》对纳税人的权利予以保障，同时，还推出“未来发展计划”，致力于打造“以顾客为中心的行政理念和文化”。荷兰积极地促进税务行政由政府本位向纳税人本位转变，明确服务的基本价值观应为“诚信、责任、谨慎”。[15]美国先后颁布了三部《纳税人权利法案》以及《改进税务行政处罚和税收遵从法案》等法规，有效地提高了纳税人的自愿遵从度，极大地提升了税务行政效率。回归到我国层面，笔者认为，应着力推动构建激励性的纳税申报服务环境，让纳税人在每一项纳税申报服务中感受到主人翁的地位。首先，应着力分析纳税人的服务需求，实行差异化的服务模式。可通过设计科学合理的调查问卷的方式，汇集纳税人对服务需求的反馈意见，针对不同类型的纳税人提供差异化的纳税服务。其次，应着力优化和创新纳税申报模式，精简申报程序。目前，苏州地区正在探索的“一次办、联合办、同城同办”⑨纳税服务模式值得借鉴[16]，此对于提高纳税服务质量、优化纳税服务环境、减轻纳税人的纳税负担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再次，应加着力提升整合信息的能力，构建税务部门与工商、银行等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系统。最后，应建立统一处理纳税服务争议的机构，明确纳税服务的法律救济途径，从而为纳税人创造和谐的纳税服务环境，切实保障纳税人的税法激励利益。

作者：胡杰单位：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