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背景下的食品安全风险交流研究现状与展望

摘 要：随着以微博、博客等社交媒体为代表的新媒体兴起，构建与之相适应的食品安全风险交流体系成为理论研究的热点。文章以内容分析法对WOS数据库中的相关文献进行分析，认为新媒体背景下，食品安全风险交流研究存在研究总量不足且影响力不够、研究者来源地分布不均、研究者所在机构不仅缺乏多样化而且缺乏跨机构学术合作、议题偏窄等诸多不足。但其时间等数据的变化趋势显示该研究议题有着日趋增长的学术热度与广阔的学术探索空间。

关键词：新媒体；食品安全；风险交流；WOS

食品安全是当今世界各国普遍重视的全球性问题。接连不断的食品安全事件，使食品安全风险交流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许多发达国家均已构建其食品安全风险交流体系。国际粮食组织强调，要有策略地开展风险交流，其中，传播手段和时效性直接影响风险交流的效果。随着Web20时代的到来，新媒体在舆论传播中逐渐占据优势，并改变了传统的信息传播模式。借助新媒体，个人与机构能够与社会大众建立更加便捷和互动的交流渠道，为食品安全风险交流带来严峻挑战与新的机遇。通过对WOS数据库中关于新媒体背景下食品安全风险交流研究的论文进行分析，我们对当前学界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有初步的了解，以便进一步把握其未来研究趋势，为我国相关理论研究作参考与借鉴。

一、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科学引文数据库（Web of Science，简称WOS）由三个引文索引数据库――《科学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简称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简称SSCI）、《艺术与人文科学引文索引》（Arts &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简称A&HCI），以及两个会议论文引文索引数据库（Conference Proceedings Citation Index-Science、Conference Proceedings Citation Index-Social Science & Humanities）和两个化学信息数据库（Index Chemicus、Current Chemical Reactions）构成，涵盖了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社会科学、艺术与人文等诸多领域内具有较高影响力的10000多种学术期刊，包括回溯至1900年的科学引文索引。因此，该数据库收录的关于新媒体时代食品安全风险交流的研究文献，代表了国际学术研究的前沿。

新媒体（New Media）概念是1967年由美国哥伦比亚广播电视网（CBS）技术研究所所长戈尔德马克（P.Goldmark）率先提出的。随着内涵的丰富和翻译的多样性，“新媒体”在文献研究中有诸多同类词，比如“社交媒体”、“数字媒体”、“网络媒体”、“移动媒体”等，对应多种英文表达，如，“New Media”、“Social Media”、“Digital Media”、“Internet Media”、“Network Media”、“Online Media”、“Mobile Media”、“Transit Media”等。20 世纪 70 年代，“风险交流”（ Risk Communication ）一词由美国环保署首任署长威廉・卢克希斯 （William Ruckelshaus） 首次提出。食品一词对应的英文为“Food”、“Foods”、“Foodstuff”。因此，为了更加广泛、全面了解学界在新媒体背景下食品安全风险交流方面的研究情况，本研究最终使用的文献检索方式为主题=（New OR social OR digital OR internet OR network OR online OR mobile media OR transit） 并且主题=media并且主题=food*并且主题=risk*communication*。本文旨在研究现状，故而检索时间跨度设置为2000年至2015年，下载并阅读文献，剔除不符合主题的文献，共检索到符合条件的文献104篇。本文选用SPSS220和CiteSpace作为统计工具对检索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由于新媒体兴起的年份距今尚短，食品安全风险交流的相关研究还处于逐步成熟的过程，且期刊论文的投稿与见刊的时间间隔往往较长，因此相关研究的论文数量受到了限制。本文运用内容分析法从四个方面对这104篇论文进行了分析研究：研究现状、研究内容、研究特点与不足以及研究的趋势。检索数据时间均截至2015年12月22日。

二、新媒体背景下的食品安全风险交流研究现状

（一）的时间

新媒体特别是社交媒体出现的时间并不长，比如Facebook于2004年上线，Twitter于2006年才推

出服务。因此相关研究大部分集中于2006年之后。2006年（含2006年）之后发表的相关论文占到了总数的约90384%，见表1。2000年9月，由Powell在Canadian Journal of Animal Science上发表的“Food Safety and the Consumerperils of Poor Risk Communication”（2000）。此文主要围绕食源性致病菌对农业造成的风险因子，以及对食品安全造成的影响。文章提出要建立有效且迅速的监控系统、可信开放的调控系统以及有效的风险沟通等相关风险管理策略，以减轻、减少食品安全风险。但由于文章发表于2000年，新媒体环境还没有成型，因此，文章中几乎没有提及新媒体环境下如何进行食品安全风险交流。同时，笔者认为该文章的议题存在局限性，在于只考虑了食源性致病菌对食品安全的影响，而忽视了食品安全评价因素的系统性。

由表1和图1可知，新媒体背景下食品安全风险交流研究的相关，自2000年开始，截止到目前，总量不多。其中，2005年及以前的总数仅10篇。而随着Facebook、Twitter等社交媒体的逐步兴起，关于新媒体背景下食品安全风险交流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关注。仅2006年，就有10篇，这是该领域研究成果相对较多的一年。而后几年，该领域的研究成果数量稍有下降，表现在2007年仅有3篇，2008年有6篇，2009年有7篇，2010年有6篇。

图1 新媒体背景下食品安全风险交流研究相关量趋势预测

自2012年之后，该领域的研究成果数量基本处于稳定上升状态，表现在2013年有14篇，2014年有19篇。对于2006年论文数相对较多，而后稍有下降，笔者认为与2006年初的肯德基苏丹红事件，在全球掀起了不小风波有关，此类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引起了学界更多关注。笔者对2000年到目前量进行趋势预测，呈现如图1，表明：从量来看，虽有起伏波动，但今后该领域的研究量将呈现上升趋势，该领域具有可探索的研究空间。

（二）研究者相关情况

本文对著者发文信息进行分析，见表2，此处仅列出在2篇以上发文量的著者。根据普赖斯理论，计算核心著者的公式为：

Mp=0.749Npmax（式中Npmax为发文最多的著者论文数，Mp为核心著者最低发文量），根据表2显示，发文最多的著者论文数为9篇，则有：M=225。

因此，本文将发文量在3篇及以上的作者界定为重要著者，统计得到重要著者10名。分别是Julie Barnett、 Aine McConnon、Wim Verbeke等人，由此看来，在食品安全风险交流这个新兴研究领域，正在形成一批较有影响力、持续力的重要著者。

（三）论文作者的地区分布情况

新媒体最为发达的国家是美国，这也体现在了相关文献的地区分布比例上。其中排在第一位的是来自美国的研究者，而排名第二的作者群体来自英国，荷兰位列第三。同时，在记录数排名前15的国家中，欧洲国家有英国、荷兰、比利时、爱尔兰、德国、意大利、西班牙、丹麦、法国和葡萄牙共10国，北美洲国家有美国和加拿大2个，大洋洲有澳大利亚，亚洲则有中国和菲律宾。

由表3可见，从地区分布来看，该领域的相关研究极不平衡，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方面是以英国为首的欧洲国家在相关领域无论是实践还是理论上的研究，都有极为明显的优势；另一方面从全球范围来看相关理论研究成果集中在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等；第三方面，中国作为新媒体使用人数极为庞大的国家，在该领域的研究成果崭露头角。

（四）论文的研究机构分布情况

部分学者认为研究者的背景会影响其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的选取，进而影响其研究立场和观点。因此，统计分析论文作者的背景具有重要意义。

为了便于归类统计，笔者参考学界一般的划分方法将论文作者的研究机构分为高校、科研机构、政府、行政学院或党校、其他独立研究者五类（王法硕，2013）。同时，笔者综合考虑国外学术研究机构划分习惯，最终将研究机构类别划分为高校、科研机构、政府、非政府部门/非营利机构、企业和其他独立研究者6类。根据分类对104篇样本文献的论文作者研究机构进行了统计分析（见表4），结果显示，高校对

该领域的关注度远远高于其他机构，高校对该领域问题的敏感度和前瞻性是很好的，在排名前10的机构中，就有8所大学。

（五）论文被引频次分布

论文引用量是论文作者与其他研究者进行学术对话，借鉴他人研究观点来增强自身观点说服力的重要标志。研究者通过引用大量有价值的论文，可以提高研究论文的深度和力度，更好进行学术创新。而论文被引用量是论文研究观点和方法得到其他研究者的认可，是衡量论文质量和学术水平的重要指标。笔者对104篇样本文献的被引用情况进行了统计，各数量区间段统计结果见图2和表5。

图2 104篇论文自2000至2015年被引频次分析

新媒体背景下的食品安全风险交流研究作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除了相关文献总数偏少之外，被引用率也不高。从WOS数据库提供的被引用率来看，被引次数在20次以下的占到85.577%。这也提醒该领域的研究者要进一步夯实理论基础，创新研究方法，关注现实热点，做出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扩大本研究领域的学术影响。

（六）发文期刊分布情况

笔者对104篇新媒体背景下的食品安全风险交流研究样本文献的发表刊物进行了统计分析，新媒体背景下食品安全风险交流研究发文期刊统计结果见表6。

根据表6的数据，运用布拉德福定律的方法，笔者将刊物划分三个区域。发文量在4篇及以上的期刊为新媒体背景下食品安全风险交流研究领域的核心区；发文量在2～3篇的刊物为该领域的相关区；发文量1篇的刊物为该领域的非相关区。依照此种分类法可知新媒体背景下食品安全风险交流研究核心区刊物共有5种，即Journal of Risk Research，Food Control，Health Risk Society，Food Quality and Preference，Science Communication，共发文24篇，占发文总量的23077%；相关区刊物共有2种，即BMC Public Health，Bundesgesundheitsblatt Gesundheitsforschung Gesundheitsschutz，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American Journal of Preventive Medicine，Food Policy，Journal of Toxicology and Environmental Health Part A Current Issues，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和 Trends in Food Science Technology，共发文19篇，共占发文总量的1827%；非相关区刊物共发文61篇，共占发文总量的58654%。

三、新媒体背景下食品安全风险交流研究议题分析

文献计量分析中，关键词共现分析可以挖掘某领域的研究热点。CiteSpace软件可以帮助研究人员快速实现关键词共现分析，并将分析结果以知识网络的可视化形式呈现。在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中，节点代表关键词，节点的大小表示关键词出现次数的多少。节点之间的连线代表关键词之间的关系，若两个关键词出现在同一个文献中，那么就在两个节点之间连线，连线的粗细则表示两个关键词共现次数的多少，可以清晰明了地展现当前领域内关键词之间联系的紧密程度，从而快速定位出领域的研究热点。同时， CiteSpace软件还可以计算每个关键词的中心性，中心性越强，表示它与其他关键词在文献中出现的次数也就越多。因此，中心性高的关键词，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某一领域的研究热点（Chen，2006）。

新媒体背景下研究食品安全风险交流，就会产生新的研究议题。新媒体的出现使食品安全风险交流研究有哪些新的变化？笔者对样本文献的摘要、关键词和重点内容，利用CiteSpace进行关键词共现分析，统计其研究议题，见图4。发现目前学者对新媒体背景下食品安全风险交流的研究，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的议题进行研究。

图4 关键词共现可视化分析

（一）新媒体是食品安全风险交流的重要媒介

社交媒体和Web20时代的爆发创建了数字文化环境下的风险与收益的新概念（Jordi FarreComa et al.，2012）。“新媒体”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一般来讲，泛指继报纸、电视、广播等传统媒体之后发展起来的新型媒体形态的总和（严三九，2011）。新媒体主要基于数字化和网络技术，主要有以下应用――互联网新媒体： 博客、微博、社交网络、网络视频、播客、网络图片分享、数字报刊、搜索引擎、维客百科、即时聊天工具、维基百科、RSS 订阅、网络电视；移动新媒体：手机互联网、手机报、手机短信（韩蕃[、钟凯等，2012）。

风险交流是促进食品安全的重要手段（Tiozzo et al.，2011）。来自加拿大的两位学者Maciej Mikulsen和Alan P. Diduck在文章中批判道，在2008年爆发的利斯特病菌引起的对食品安全的关注和决策过程中，政府并未将主要注意力放在公众参与和风险交流上，而是过多关注食源性致病菌的监测数据。反之，Maciej Mikulsen和Alan P. Diduck认为在新媒体背景下，政府对于食品安全风险交流应着重关注公众参与和风险交流。而风险交流本身就是一个媒体事件，是被视为食品信息环境的一部分，而非独立存在的事件（Celio Ferreira，2006）。 在新媒体兴起不久的今天，政府对于通过新媒体与公众进行风险交流还存有很多的不确定因素，因而不知如何更好地进行沟通（Jordi Farre-Coma et al.，2012）。所以，新媒体背景下，政府应重视食品安全风险交流。

（二）食品安全风险交流应考虑媒体和消费者的风险认知差异

笔者发现在104篇研究样本中，对于新媒体背景下食品安全风险交流应考虑消费者认知的议题研究，主要大致分为两种观点，一种是新媒体传播过程中，参与者自身具有认知水平和个体差异的不可确定性，会放大或缩小事实的真相，导致消费者的误解，从而需要重建公众信任。另一种观点认为，消费者自身存在的认知水平和偏好差异会使得食品安全风险交流的效果有所差异，因此，应考虑消费者的认知差异，采取有效的可操作化的沟通方式传达信息。

来自伦敦国王学院的学者Ragnar E. Lofstedt在文章《我们怎样才能使食品风险交流更好：我们在哪里和我们去哪儿？》中提出，在监管机构、企业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就食品安全问题与消费者进行风险交流中，信息传播过程中被放大、缩小、失真所导致的社会压力，远大于食品安全事件本身所造成的。

来自荷兰和英国的S. Cope等6位学者在2010年的文章中提出，在新媒体迅速传播的环境中，风险交流的信息和方式应考虑消费者的风险认知水平和信息需求，包括消费者的喜好和个体需求差异，以及与此相关的社会历史背景的差异。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要舍弃科学原则和科学真相去迎合消费者的个体需求，而是基于消费者各有差异的风险认知水平和个体需求，采取有针对性的可操作的和更加有效的风险交流的方式，告知风险交流的信息。同时，文章还提出，在跨文化的，不同偏好的消费者需求环境中，食品安全风险交流具有针对性的地方或国家战略要比整个欧盟层面采取统一政策更有效。

（三）新媒体催生新的食品安全保障手段

相较于欧洲学者普遍关注和探讨实际发生的食品安全事故原因来看，北美洲的学者更加关注能够积极、有效影响食品安全处理行为的方法和工具。

在104篇研究样本中，唯一一篇提出一种新的通讯工具Infosheets，能够积极影响食品安全处理行为的，是由来自美国的Fillion Katie和Powell Douglas，以及来自加拿大的Chapman Benjamin、Eversley Tiffany和MacLaurin Tanya共5位学者共同合作完成，于2010年发表的《餐饮服务食品处理程序（风险评估数据）的食品安全方案评估：测试通讯干预（工具评价）》文章中提出的。基于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对食品安全沟通的呼吁，设计新的方法和工具，旨在提高食品安全，降低从农场到餐桌安全风险。作者采取控制变量法，设置通讯工具干扰和不干扰两组实验对照组，进行对比研究，利用工具Infosheets，采用录像观摩法，测试其对于餐饮服务工作人员进行安全的食品处理行为的积极影响。通过洗手次数、减少间接价差污染次数等指标的衡量比较，研究结果表明，食品安全Infosheets工具是一种有效的干预并对食物安全处理行为产生积极影响的途径。

同样采取对比研究的，还有Julie Barnett等11位欧洲学者就新媒体与传统媒体在食品安全风险交流、建立消费者信任以及社会化营销等方面进行对比研究，成立FoodRisC项目，旨在有效传播有助于减少与食物有关的疾病、降低粮食危机对经济的影响的信息，并进行信息沟通。协助食品生产企业、食品安全监管部门以及消费者进行良好的风险交流。

（四）新媒体背景下的食品安全风险交流衍生新的社会风险

本文研究的104篇文献样本中的另一主要研究议题即，新媒体背景下食品安全风险交流的新挑战。新媒体促使传媒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于减少了中间媒介转述不当和断章取义的风险，新媒体能更直接地与广大公众建立理性沟通和互动的桥梁，但如同“双刃剑”，新媒体也加快了负面信息的传播速度和影响范围。因此，食品安全风险交流在新媒体背景下面临着新的挑战。

在食品安全领域，时常会有专家、学者等通过个人博客和微博就食品安全热点发表个人观点，参与讨论，引导舆论，他们的博文得到数以万计的阅读量和转发评论，使得众多存在认知差异、无法科学辨别内容真伪的消费者和网友盲目转发，造成一定正的或负的社会舆论压力。由此可见，如运用得当，新媒体能够拓宽传播渠道并与传统媒体互为补充，在促进政府与公众直接交流、提高透明度和促进社会参与等方面取得更理想的风险交流效果。如被误用，利用新媒体平台的匿名性特点，没有科学依据、未经科学证实甚至是伪科学的信息，则会加快负面信息的传播速度和影响范围。根据Lofstedt等学者总结的风险社会化放大理论，这比传统媒体更容易放大实际风险并导致社会恐慌（Lofstedt，2006）。

所以，新媒体舆论环境增加了政府应对的压力和难度。新媒体用户创造内容削弱政府的舆论引导作用，快捷的特点加快了风险爆发和传播的速度，内容趋向“碎片化”和“缺乏广度深度”、“把关人”的缺失，使谣言和错误信息得到更广泛地传播（严三九，2011）。而当前，世界各国的新媒体环境监管都存在诸多问题，包括：相关制度和机制尚不健全、专业人才匮乏、经费投入不足，加上媒体误导频繁。因此，使用新媒体要逐渐解决缺乏重视、缺乏新媒体专业化人才资源、缺乏建立新媒体风险交流机制和规范等现实问题。

四、新媒体背景下食品安全风险交流研究的特点、不足及趋势

（一）学术成果总数较少，且被引频次不高

由于新媒体的兴起时间较短，食品安全风险交流相关研究还处于初始阶段，从时间分布来看，从2000年开始，虽有波动，但总体呈现稳步上升的态势，考虑到审稿周期、研究开始到正式见刊的时间差，笔者相信目前WOS数据库中的相关文献总数会在接下来一段时期内迎来一个爆发期。并且伴随研究成果数量上的增多，会累积带来质的突破，有一批较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发表在公共管理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顶级期刊上，被引频次也会提高。

（二）作者来源分布不均，发达国家占优势

目前该领域研究者来源分布明显不均。从地区上来讲，发达国家占明显优势。104篇研究样本文献中大部分属于被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认定的发达国家。从研究机构方面来讲，高校占绝对优势。同时，非政府部门/非营利机构也为该领域的研究做出了贡献。而与食品安全风险交流相关的政府部门和企业却在该领域的研究成果较少。笔者相信，随着各国学者对该领域的关注度的提高，会有更多来自更多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研究者的研究成果呈现出来。同时，随着各个研究机构间合作的不断深入，发挥各自的研究专长，取长补短，会将该领域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三）研究议题不够广泛

从笔者观察到的研究现象来看，新媒体背景下所带来的食品安全风险交流研究的新机遇、新挑战并没有得到很好地呈现，议题视野没有达到令人满意的广度和深度。实际上这个问题和前面的问题是相伴而生的。首先是论文数量的基数不够大，自然议题偏窄的问题就会出现；其次发展中国家的学者还没能贡献自己思维的火花，削减了议题的广度；最后各机构之间的合作不够。从目前看，该领域的研究空间很大，因此，笔者预测，未来该领域研究议题的广度和深度都会有大幅增加。

（四）学科交叉性不强

从近几年的文献来看，新媒体时代的食品安全风险交流研究，多集中在食品安全学和信息统计学，其余学科鲜见参与。跨学科的交叉地带才最容易迸发创新的力量。笔者预测，在未来，该领域的研究，学科的交叉性会越来越广泛和深入，在新闻传播学、公共管理学等领域研究成果也会越来越多。

五、结语

笔者通过分析WOS数据库中符合本研究的学术论文样本，梳理其研究现状与学术生态，发现了本领域研究的特点、不足及未来发展趋势。总体而言，国外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在食品安全信息传播方面的应用，学者们发现新媒体极大提升了食品安全信息的传播效率，部分学者尝试从社会、心理、伦理学等视角探讨互联网对风险交流的影响。尤其是社会媒体（Social media）极大提升了食品安全风险交流的科学性、社会能力与决策能力，并成为重要的食品安全信息源及传播平台。现实中，超过一半的美国消费者通过网络获取食品安全信息。同时，新媒体也成为食品安全新闻的重要传播媒介，各种新闻网站成为不同立场与观点博弈的平台，将食品安全信息快速传递至目标受众。与此同时，网络的开放性导致不同文化理念、政治倾向及个体差异等因素在交流中激烈碰撞，使交流的不确定性增强，与媒体合作成为食品安全风险交流中新的重要战略之一，部分现有研究基于案例探讨了这种交流不确定性并分析了其影响因素，认为交流效果会受到来自社会多方面因素的共同影响，如宗教、价值观等。

自21世纪初，新媒体引起中国学界关注， 但关于食品安全风险交流的研究多基于个别危机事件，专门针对食品安全常态风险交流的研究尚不多见，涉及新媒体的食品安全风险交流研究则更少。学者们发现新媒体满足了公众个性信息需求与传播欲望，带来新的大众传播格局与媒体融合进程，但其“双刃剑”效应日益凸显。新媒体使公众舆论成为重要的监督力量，同时也潜藏着颠覆社会秩序的风险，其信息的强制传播、碎片化、娱乐化不但促成“自媒体”的发展，也衍生出虚假信息泛滥、信任危机等社会问题。同时，我国现阶段的食品安全风险交流存在着主体关系混乱、公众参与不足、信息不透明、交流渠道不通畅、媒体失位等一系列问题，而新媒体作为信息的传播渠道与交流平台，其社交化（社交网站崛起）、移动化（移动互联网快速发展）、多终端化（传统PC、手机、平板、智能电视等）和泛在化（无论何时、无论何地）等特征既可恶化上述问题，也为解决问题提供了新的契机。因此，如何借助新媒体实现有效的食品安全风险交流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紧要问题。

我们认为，该主题的未来研究可以从两方面进行探讨：①将食品安全风险交流置于新媒体背景下，立足于两者的相互关系，以新媒体对食品安全风险交流主体、客体、渠道和效果的影响及作用路径为研究重心；②揭示新媒体对食品安全风险交流的影响所导致的交流困境与需求，结合“过程-事件”视角，在事件流和时间流中比较分析影响的复杂性和多样态，从而设计基于我国国情的新媒体跨界整合、协同传播的食品安全风险交流理论模型与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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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

Food Safety Risk Communication Research Status and Prospects in New Media：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WOS Data

She Shuo， Zhang Congcong and Song Yingjie

（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Abstract：With the rising of microblog， blog and social media， foodsafety risk communication adapted to become a very important issue. In this paper， content analysis is used for relevant literatures of WOS.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new media and the presence of food safety risk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the total lack of influence is not enough. Researcher origin uneven distribution， institution researchers are not only lack of diversification but also lack of cooperation across academic institutions. The study question is narrow and many other problems. Based on the analyzing we believe that the relevan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trend has a vast academic future for exploration.

Key Words：New Media；Food Security；Risk Communication；W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