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中国光谷的财富效应

武汉东湖高新区营造良好投资环境，用心做好企业服务，成为国家重要的高新技术产业基地，特别是“中国光谷”已成为我国光电子信息产业领域的知名品牌

正在记者成稿之际，从武汉传来令人振奋的消息，9月22日，投资百亿巨资的中芯国际武汉工厂正式投产，这是我国中部第一条12英寸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生产线，它的如期投产，结束了湖北没有微电子产业的历史。

无论从结构调整，还是制度创新方面，“武汉中国光谷”（比东湖高新区更响亮的一个称呼）都将在武汉建设“两型社会”中发挥不能低估的作用。

因为一个共识已经达成：“两型社会”的建设，必须要有科技和人才作支撑。发展新型产业需要技术进步，推进节能降耗和资源综合利用需要科技支撑，解决好环境保护问题更离不开科技创新，湖北省委副书记、武汉市市委书记杨松说，“科技已经渗透到‘两型社会’建设的每个环节。”

事实上，光谷这些年的发展的确为贡献“两型社会”积累下不小的物质与精神财富。

从园区到新城

政策起步、项目起步、租房办公，东湖高新区管委会宣传中心李宏主任从头开始、如数家珍地向我们介绍东湖高新区的历史。最后，她淡淡地加上一句：现在，东湖高新区已经可以说完成了从科研基地到科技新城的转变了。

光谷广场，如织的车流与人流，的确已经是动感十足的城区的感觉了。

“经过多年的发展，光谷的科技产业气候已经相当成熟了，2006年开始，这里的商业休闲功能也开始发展起来。”管委会的小魏说。

如今，光谷广场商圈已成为与武汉老城区商业街旗鼓相当的新商业中心了。其核心建筑群之一，世界城，老板是一个福建人，小魏说，他看重的正是这里将是未来武昌地区的新商业中心。

据介绍，整个世界城项目由九大组团串起，复合了五星级酒店、高档写字楼、步行街以及高档住宅的“四位一体”的大型城市中心建筑群，而即将开通的武汉地铁“光谷站”就在世界城的脚下。

“作为一个在高新区工作的年轻人来说，这里是不是已经足够组成他全部的生活圈了？”联想到北京很多需要早起坐班车赶到亦庄上班的年轻人，记者问。小魏想想说，反正我们在这里是越来越多了。

从广场出发，不远就是年轻人工作的地方：创业街。这里一幢幢高楼，聚集了上千家小企业和创业主，有点类似北京的SOHO区，但是科技味道更浓。

白天的时候，街区里的人不多。小魏说，晚上这里很热闹，这里的年轻人睡得很晚，都喜欢在楼下的烧烤、影院和时尚小店里夜生活。在一座四层小楼的外墙上，挂满了写着企业名字的标牌，小魏告诉记者，这些名字里既有已经功成名就的大企业，也有目前还在苦苦创业的小企业，排名不分先后。

这些名牌好像万国旗，张扬的是创业的梦想和创新的激情。

走进光谷软件园，感觉又完全不同了。一幢幢独栋别墅临湖而建，科技与艺术在这里的界限变得模糊起来。据介绍，这里最初是以开发商模式建立起来的，为了承接软件业向二线城市的转移，2006年开始与大连软件园合作，转变管理模式，成立合资园区公司，继续开发了软件园的二期，“软件园的二期是一期的16倍呢”。

小魏告诉我们：上班时间，园区的风景非常静谧优美，而一到下班时候，又立刻有了另一种壮观之美――“因为那个时候，软件工程师们会从各自的小楼中倾巢出动，组成浩荡的人群。”园区容纳上万人，其中70%都是软件工程师。

软件园里，我们正巧碰到刚刚结束动漫制作的培训的年轻学员。据了解，与动漫软件相关的创意产业也正在成为软件园中的三大支柱行业之一。

“他们有些还是附近读大学的学生呢。”光谷的优势大概于此，在人才方面有近水楼台之便。不过，小魏也说，前些年的时候，武汉的大学生们往南走的还是会更多些，毕竟广州深圳的机会更多，“不过近几年，光谷发展也不错，很多学生都愿意留在武汉了。”

跟随这些下课的学员，就能进入光谷的大学园路：武大科技园，华工科技园，等等。他们是高新区的本土力量，也是武汉科技产业厚积薄发的基础所在。

近年来，光谷也开始吸引一些外来企业，如成功引进了中芯国际12英寸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生产线项目，更为高新区津津乐道的是富士康的大举迁入。为此，高新区托管了邻近江夏区的土地，并在其上专门为富士康申请并修建一条高速铁路。管委会主任刘传铁笑着说，修铁路啊，这可是一件我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

建成的富士康园区将成为高新区最大的企业园区，而富士康武汉项目带来的不仅是一个“制造业王国”，一个庞大的配套产业集群也将在此日益壮大。

“富士康作为一家劳动密集型企业，我们更看重的是它对整个地区的拉动作用，到时候，会有16～17万人在这里生活和就业。”小魏说，“与鲁巷商业区连成一片，正好实现了科技新城的目标。”

不再仅仅是孵化科技，光谷也开始有了自己的城区规划和管理实践，因而也有了产业布局上不断优化的必要。

金融服务业也即将从这里兴起，一个十字路口旁的大广告牌上写着：中国光谷金融港其后便是为其预留的430亩土地，据说可满足8～10家金融机构设立全国性或大区域后台服务中心、20家金融机构设立专项后台服务中心的需求，包括设立信用卡呼叫中心、数据灾备中心、电话银行中心、研发中心、档案管理中心和培训中心等。2010年建成后，这里预计新增中等收入及以上水平的就业岗位6万个。

2008年7月，东湖开发区生物产业发展规划也通过国内专家组评审，计划在2020年将生物产业发展为第二大支柱产业。

小魏介绍说，目前产值最高的是环保类企业，尤其是从开发区成长起来的“凯迪电力”，更是成为全国最大的环保企业，并占据了全国脱硫市场40%的份额。

如今的光谷，处处绿树成荫，环境优美。

光谷的发展和管理，或许已经为武汉依靠科技创新促进“两型社会”建设做出了预示与准备。

创新+创业的体制探索

数据显示，2007年武汉东湖高新区企业总收入创下历史新高，达1300亿元，比2000年增长5.16倍。截至2007年底，东湖高新区已有规模以上企业560家，产值过亿元的企业106家，过10亿元的企业14家，过50亿元的企业2家。

李宏主任说：“创新+创业”就是高新区的特色和法宝，“高新区就是从鼓励并支持周围院校科研人员下海创业开始的。”

1987年6月7日，武汉东湖新技术创业中心租用武昌丁字桥108号1000多平方米闲置营房，开始了中国孵化器事业的实践探索，创造了产权式孵化器的商业模式，即通过“创业中心开发、投资人所有、孵化企业使用、创业中心管理和提供服务”，为社会资金提供了参与孵化器投资、分享地区经济增长收益的机会。

成立二十年来，已经累计孵化企业近1000家，毕业企业500余家；投资初创期企业50家（累积投资金额3162.3万元），培育出五家上市公司，包括凯迪电力、三特索道、凡谷电子、剀迪水务、开目软件（华工科技子公司）等。

为弥补自身投资能力的不足，中心通过帮助孵化企业引进战略投资人的方式，引入各类风险投资累积超过亿元，2004年、2005年、2006年、2007年东湖创业中心连续四年被确定为国家创新基金创业项目服务机构，53家企业通过创业中心推荐获得国家创新基金创业项目支持，累计资助金额达1470万元，项目立项率和获支持额度，在全国都是名列前茅的。2008年东湖创业中心又推荐六家企业申报创业投资引导资金。

据了解，这一良好的机制正在不断被强化。2008年武汉市科技局计划投资1100万元，与东湖创业中心共同设立种子基金，对初创期科技型企业进行投资。

2008年4月，创业中心又发起设立了“东湖创业投资基金”，目前受托管理的资金规模已逾6000万元。

中旗电子就是创业投资基金向投资者推荐的一家在孵企业。公司设在创业街临街一幢大楼的16层。走出电梯的时候，电梯里有人说道：每次这一层下的人都特别多。

公司办公室墙上挂了一长溜中标通知书，老板汪琪对此很得意。汪原来是一个医疗器械的市场销售人员。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认识了华中科技大学光电子研究所的一位教授，这位教授的一项关于心电图的科研项目触动了他。做市场出身的汪立刻意识到其中的商机，“我是经商的，我要办企业。”

他买断了教授的技术，并进行了后期跟进开发，使之用于能够普及乡村医疗的心电图设备。

汪说：这项技术的投入成本，我去年一年就挣回来了；而且如今市场上，掌握相当技术的企业不过三五家，因此，我对前途有信心。

据了解，汪最先在深圳经商，后来回到武汉，在武昌中南路上开了一家销售公司，“我很不适应那里的节奏和服务。”把科技公司建在创业街后，情况大不同了，“这里的管理人员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汪说，最重要的是，以前从来没有与政府资源相结合，所以，“企业越做大、越缺钱。”

中旗电子目前已经在创业基金的推介下签署了投资意向，而汪的抱负不仅于此，他说，我的愿望是3～5年能够在中小企业板上市。

光谷更大的价值，恐怕还不在于它的孵化力量，更重要的是它在科技创新产业化上的体制试验。

2007年12月12日，湖北省委副书记、时任代省长李鸿忠到东湖高新区调研时说，“光谷”在谷不在光！“光”只是一种产业形态，光谷的关键则是一种创新体制和机制，一种“崇尚成功、宽容失败、鼓励竞争”的文化氛围。

东湖高新区管委会主任刘传铁说：科技成果在高新企业的发展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没有好的体制机制，要想把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是不现实的。一定意义上说，体制机制的创新、良好环境的营造，是发展高新产业十分重要的措施。东湖高新区这几年在高新技术产业得到较快发展，就是体制机制创新的成果，“很多拥有科技成果的创业人都是骑着自行车来，开着小汽车回去的。”

以华工科技为例。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是华中地区第一家由高校产业重组上市的高科技公司，并于上市当天，创造了中国证券市场成立以来新股上市开盘价最高、收盘价最高、涨幅最高的“三高”纪录。

如今，华工科技已经成为一家社会化的企业，并有自己独立的研发力量，“一些领域的研究水平甚至已经超过了科研院校，而且90%以上都是社会招聘的新人。”华工科技副总裁杨兴国说，“我们现在的研发都是根据市场的需求和企业自身的定位。”

近年来，华工科技的科技成果转化率达到90％，累计获得国家专利100余项。2007年，新产品实现销售收入57596.12万元，占全年销售收入的57.3％，新产品利润贡献率60.71％。

回顾华工科技“产学研”发展史，杨兴国向记者总结了两个关键性变革：社会化和规模化。

社会化，首先是身份的转变。原来校办企业的时候，身披两张皮，不论是用人机制还是研发机制，都不能以市场为导向，“那种痛苦。”现在这段大家都能笑谈的历史，在当年曾经是企业发展一道越不过去的坎。

“首先解决的是企业融资难的问题。”而这已经是一段众所周知的故事了。恰逢时任校长周济十分重视产学研的协调发展，并强调高科技成果要转换为生产力，为了解决校办企业的资金和观念瓶颈，周济主张校办企业必须打通直接融资的渠道，并为此做了大量的开创性工作。

华工科技的上市表面上首先解决了资金紧张的问题，并开始了华工工业园的建设。“离学校远了，身份问题就好解决了。”杨兴国看似玩笑地说。果然，自此以后，华工科技的管理者自上而下加快了从校园人到现代企业人的身份转换。

华工科技集团的核心企业华工激光总经理闽大勇说：当一个企业真的走向了市场，社会化的转型就会不由自主地很快实现。

在到华工激光之前，闽是西门子的技术工程师。“武汉东湖高新走过的这条产学研之路已经被证明是可以走通的，而且能够不断被复制。”闽说，其中最关键的带动作用就是产业，“产业链只要不断掉，企业就可以越做越大。”

据了解，在华工激光前不久刚刚重组了一家民营企业“团结激光”后，华工科技集团已经形成了上下游配套的、以光电子光信息为核心的产业布局。

不仅如此，华工激光还带动了全国一半以上的激光企业聚集武汉，寻找整个激光产业链中可以获取的商机。

“记得当时开发区领导都是亲自带队上门。”杨兴国再次回忆起初搬到高新区的时候，他说，在企业的社会化和市场化方面，管委会做了很多的工作，“官产学研”的模式在这里已经开始。

烽火科技，也就是研制出中国第一根光纤的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它的改制和后来一家下属企业上市，也是高新区一手扶起来的。”李宏说。现在，东湖高新区在光纤入户工程方面，还在用补贴的方式鼓励市民使用烽火科技的产品。

不过，和华工科技不同，直到现在，烽火科技和“邮科院”的牌子还在同时使用，一个机构两块牌子，向我们介绍情况的烽火科技宣传部部长坦诚，“这是一个转制遗留问题”，而且对烽火科技作为一家企业的市场竞争力还是会有影响的。”

华为已经悄然进驻紧邻邮科院的光谷软件园，并包下了三层楼。“华为在我们旁边建了一个研究中心，其实是为了挖我们的人才。”实际上，烽火科技人才流失到华为的事件一度在业内传得沸沸扬扬。“当时，的确有一些人过去了，都说给很高的待遇。但是后来，回来的人也不少。”

老部长说，在邮科院，上级领导对科技人才包括其家人和家事都会给予很多的情感关照，一旦一个人表现出创新力的疲乏，往往采取的也不过是换岗的方式，鼓励他在其他领域继续创新。正是这样一种更加人性的方式，很多去华为的人后来又回来了。”

在不同体制和激励机制下生活的人们，往往对同一件事都会抱有不同的看法。无论如何，由于竞争激烈的缘故，老部长说，烽火科技的销售人员也是逐年增加，“近年来，一个新的趋势是：售后人员也增加了很多。”

东湖之畔，无论是企业还是政府，都在主动或被动地经历着不断的变革和创新，共同积累下一笔可资借鉴或令人反思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