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沦陷时期东北妇女的抵抗

时间:2022-10-10 02:43:21

东北沦陷时期东北妇女的抵抗

[摘 要]“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为日本军国主义的殖民地长达14年之久。与东北历史上任何时期以及同时期其它地区的妇女相比,东北妇女遭受的非人待遇历时最长、程度最深。战争所带来的屈辱、痛苦等普遍情感,最终激起具有爱国主义传统的广大东北妇女的极大仇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广大东北妇女冲破战争和封建礼教的藩篱,不分老少长幼、职业阶层,以空前的规模愤然而起,投入到伟大的全民族的抗日斗争中,谱写了一曲巾帼壮歌。

[关键词]东北沦陷;东北妇女;东北抗联;抵抗

东北沦陷长达14年之久,无数的东北妇女被、,冻死、饿死、病死的人更不计其数,还有大批妇女失去了父母、兄弟、丈夫、儿女,流落他乡。平凡的女性,面对战争和男性的双重挤压,最终能挣脱旧式家长制和婚姻制的枷锁,为民族解放而浴血沙场,的确比男性要来得更不平凡。在东北沦陷80周年之际,在最后一缕从过去传来的声音永远消失前,人们有责任唤醒今人的记忆,重现东北妇女前所未有果敢和坚决。

一、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联女战士的抵抗

东北抗日联军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英雄部队,为东北最后解放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据不完全统计,在1934至1935年间,东北抗日联军第二、三、四、五、六、七军中都有女战士,其中第五军女战士最多,共300余人。截止1937年夏,抗联部队人数已达4.5万人,女战士最多时达688人[1]251。在战斗中,女战士们将生死置之度外,与男同胞一道冲锋陷阵,英勇杀敌。在众多的抗日女英雄中,赵一曼是英名卓著的一个。连日本人在伪《大北新报》和《哈尔滨日报》上也不得不承认:“女头领赵一曼,红枪白马狂撅于哈东地区。”此外,“八女投江”的故事也是人们所熟悉和崇敬的,八位女英雄最后相互搀扶着,从容地走向波涛翻滚的乌斯浑河的英雄壮举,永远是东北抗日斗争史上的壮丽诗篇。事实上,为人称颂的东北抗日女英雄还远不止这些,历史从不曾把她们遗忘。如1934年春,在反日联合军第五军二师傅显明部队四处出击日本侵略者的战斗中,30名朝鲜族女战士投入战斗,有的射击,有的背孩子掩护部队,救护伤员,打死和打伤很多日寇,缴获枪械40余只。1937年1月27日,抗联第五军妇女团受命在林口县大盘道追击逃窜日军,女战士个个奋勇冲杀,歼灭了一批敌人,生俘日军28人。东北的女战士凭着惊人的毅力,奋勇杀敌,救护伤病员,甚至于牺牲孩子和个人的生命,面对敌人软硬兼施的折磨,也毫无惧色。她们舍身为国的高尚精神和在强敌面前英勇顽强的气概,无疑印证了马克思主义的推断,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正如抗联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说:“使我最难忘记的只有两件事,第一件事在抗日游击斗争中,韩国人起了先锋作用……第二件便是东北妇女在十四年的长期斗争过程中,是最果敢最坚决的”[1]329。可敬可亲的东北女战士为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史谱写了光辉的一页,演绎了她们对祖国、对人民忠贞不渝的爱。

二、广大农妇的抵抗

“九・一八”事变以前,占人口多数的农民就饱受各种苛捐杂税、地租、高利贷的榨取和压迫。东北沦陷后,日伪在农村搞“粮谷出荷”和“粮食配给”,实行“归屯并户”和“移民侵略”政策,剥夺和霸占大量耕地。不时的水、旱等自然灾害,也使东北农业严重受损。广大东北农民流离失所,食不果腹,特别是近半数的东北农村妇女,由于没有独立经济地位,不但要和农夫们受着同样的痛苦,还要受男人、风俗习惯等封建遗毒的种种压迫。在生存无法保证的情况下,许多农妇最终走上了反抗的道路,勇敢地举起反日旗帜。

在敌人重重封锁与严密监控下,广大东北农妇冒着生命危险,给部队送粮、送衣、送情报,奋不顾身掩护部队,营救抗联战士,配合部队,以各种形式进行抗日。例如,滨江省郭尔罗斯后旗茂兴村的400余名妇女表现英勇,不顾生命危险横卧在通往莽嘎尔图的大道上示威,阻止运送“出荷”粮的大车通过,斗争坚持了10余个小时[4]545;凌源县的妇女们就连夜给子弟兵们赶做草鞋,拿出自己掩藏的粮食为子弟兵做饭[4]552。1932年日本侵略珠河县城时,当地农妇英勇参战,有的救伤员、有的送情报,有的甚至以身殉国、全家牺牲,但却给日寇以巨大打击。一位叫尚大嫂的农妇为掩藏伤员不幸被捕,被判处十年徒刑,直到1945年3月1日才被放出,出狱后仍然坚持斗争,被党组织和人民群众誉为“抗日英雄”。还有的农妇虽然自己无力厮杀战场,但为了赶走日本侵略者,她们积极送夫送子参军。汤原太平庄朝鲜族妇女裴大娘将三个儿子一个女儿都送到游击队打日本鬼子。当听到两个大孩子相继牺牲的噩耗后,她的抗日意志更加坚定,鼓励在游击队的三儿子和女儿英勇杀敌。虽然广大农妇没有念过什么书,但是和其他东北人一样,她们也具有中国人民最原始的爱国意识以及对日本侵略者的极大仇恨。她们不堪忍受失去家人与土地的痛苦,更忘不了敌人施加在自己身上的屈辱。因此,唯有彻彻底底的反抗才能救国进而自救,广大农妇的觉醒无疑提前为日本侵略者敲响了丧钟。

三、广大女工的抵抗

日本侵略者为了在中国东北攫取更多地利润,纷纷投资办厂,还大量的招收女工,以图最大限度的使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雇佣女工的状况可以成为衡量资本家对劳动者剥削程度的一种尺度。然而当时东北女工的生活境遇极其悲惨。在工资上就表现出与朝鲜和日本工人以及中国男工的极大差异[3]258。若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把工资作为反映工人生活水平的综合指标,那么当时女工的生活水平之低可见一斑。不仅如此,“女工所受到剥削尤甚,工时长达12小时。”[5]329而且劳动强度大、劳动环境恶劣、设备不足、技术管理落后,还要受工头和日本鬼子甚至男工的打骂侮辱。女工们动辄被扣除工资,打盹要被开除,怀孕也要被除名。有的工厂每天放工,还要搜查女工全身,连裤带也要解下,微薄的工资还要被逼着‘储蓄’、‘献纳’”。沉重的剥削、艰难的处境,激起很多女工的强烈反抗,她们不甘受人剥削、侮辱,在共产党的积极感召下组织起来,要求改善劳动和生活条件,采取各种形式与日本帝国主义和资本家进行斗争。

1934年2月25日中共满洲省委做出了决议:女工工作的中心,应该是烟厂(哈奉)、纱厂(奉连)、被服、羊毛、兵工厂(奉)、毛织工厂、同记工厂(哈)等等。1932年中共满洲省委迁到哈尔滨后,省委妇委李秋岳负责领导女工的反日斗争,她经常深入工厂,开展抗日救国宣传,组织女工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募捐抗日经费等。哈尔滨总工会书记赵一曼亲自领导了1932年和1933年的电车工人大罢工和总罢工,亲自起草了《哈尔滨市人民信》。烟厂、纱厂、羊毛厂、毛织厂等女工不断进行罢工斗争。哈尔滨老巴夺烟厂1000多工人中有1/4女工,1932年至1934年间,赵一曼、于佩贞、李志敏等共产党地下工作者先后在工厂开展女工工作,通过白干姐妹、扎花、“摆会”、参加婚礼、小孩过百日等活动进行宣传。哈尔滨老巴夺烟厂女工,在共产党员的带领下进行多次的反对日伪野蛮统治和要求增加工人工资,举行罢工,1943年终于获得胜利[2]334。女工们的反抗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不仅为东北妇女解放事业谱写了神圣篇章,更沉重的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唤醒了更广大妇女群众的反抗意识。

四、女性知识分子的抵抗

东北妇女的抗日斗争是多方面的,既有武装斗争,也有工人的罢工,还有学生、教育界知识妇女的反日宣传。

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爱国青年学生首当其冲,1931年10月北满地委领导哈尔滨全市人民举行反日示威,女一中学生参加了示威游行,她们在队伍里高呼口号,发表演讲和宣传抵制日货。为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哈尔滨各校组织了学生军,女学生纷纷报名参加了“反帝大同盟”,有的女学生为党组织和抗日游击队购买物资,有的学校建立和发展了党团组织。1934年黑龙江依兰县中学生女生班成立了党支部,党支部书记刘宾野、组织委员王一知、宣传委员郭淑文,党员有10余名,党支部积极领导学生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女教师也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253。另外,医务界妇女在地下党领导下组织募捐抗日经费,为抗日将士治病疗伤,她们的爱国行动也是值得纪念的。许多女作家更是以笔代枪,担当起东北抗日救亡运动急先锋的角色,如萧红、白朗就把其主办的《新女性周刊》、《国际协报》副刊作为当时反抗日伪统治的一个舆论宣传的重要阵地,以此来激励军民的抗日热情与斗志,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

五、少数社会底层东北妇女的抵抗

日伪政府为了让中国人身体衰弱、精神堕落,卑劣的在东北各地广设销魂窟――妓院。据统计,仅哈尔滨市道外就有“三大窑区”,即荟芳里、桃花巷和大观园。荟芳里一处就有妓院60余家,500多人。除了公开挂牌的妓院外,还有为数众多的暗娼。这在东北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虽然历史上没有太多关于东北这一弱势群体抗日的记载,但不难想象,东北忍受着常人无法想象的身心屈辱,和其他东北妇女相比生活境遇更为凄惨。据笔者对《盛京时报》仅1937年东北相关情况的粗略统计,因无法忍受生活的磨难,潜逃的共有22人,自杀的有8人,实际上数量远不仅如此。但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一时期东北的反抗不仅仅局限于本能,也表现出新情况。据记载,1935年5月,一名叫红宝的,生前邮信给四平市道里五马路道德会,并附伪币80元,声称她是受刑不过,服药身死的,她恳请道德会代为登报申冤。可见,东北这一社会最底层的妇女代表也正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控诉着这个受日本侵略者控制的社会。

总而言之,14年的屈辱锻造了东北妇女的果敢与坚决,她们前赴后继的加入抗日的队伍。正如同志所言:“全国妇女起来之日,就是中国革命胜利之时”。正是东北妇女这种对于生的坚强、死的挣扎的精神,最终促使东北地区的解放,并且与关内的妇女运动相互呼应,构成中国妇女抗日运动史的一个重要篇章。

参考文献:

[1]郭桂兰.中国妇女革命史[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246-253,328-329.

[2]刘晶辉.民族、性别与阶层――时期的“王道政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13-15,48-56,60-70,92 ,334.

[3]孙玉玲,赵东辉.九一八全史,第四卷[M].沈阳:辽海出版社,2001:237-241,258.

[4]王承礼.中国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纲要[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545-552.

[5]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中国妇女运动史[M].北京:春秋出版社,1989:328-330.

[6]邬长明.东北时期中国透视[D].硕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2005.

[7]盛京时报[N].(1925年―1937年).

作者简介:孙阳(1981―),女,江苏无锡,无锡高等师范学校讲师,法学硕士。研究方向:中国革命与中国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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