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9个孩子的阿爹

1981年，邓卫星收留第一批孩子来家中寄宿时还没有结婚，30年后，他已经有了妻子、儿子和孙子，还有了859个从108个自然村先后来寄宿的孩子。他们或是家在大山深处，或是家庭贫困，或是单亲，乃至孤儿，在邓卫星家里他们有了一位共同的“阿爹”，“阿爹”帮助他们实现了继续上学的梦想。

让他们继续梦想的“阿爹”

下太镇是广东英德市最小的一个镇，一条大街贯穿全镇，邓卫星家临街，二层小楼与对面的镇小学距离不过20多米。30年里，学校搬迁，邓家也同时搬迁，始终保持着相当亲近的距离。学校已经放假，原本就不热闹的小镇少了学生们更显得冷清。邓卫星家也没有了“房顶都能吵翻”的喧闹，平时摆在一层大厅中的桌椅都被摞起来放到墙角，妻子熊廷贺终于不用一天到晚张罗35个孩子的饭，可以安心哄16个月大的孙子，只是小孙子似乎也不习惯这种安静，看到从门前经过的孩子总想叫“哥哥”“姐姐”。

邓卫星每天都很忙。凌晨3点，他就要起床去镇上菜市场卖肉，上午八九点钟，结束一天最重要的生意，他还会拎上留出来的4斤半猪肉回家――平时那是家里35个孩子一天的主菜。在35个孩子中，有三四个孩子来自单亲家庭，还有两个是孤儿。最初，在邓卫星家寄宿是全免费的，只需要学生们自己从家背些米，但随着孩子们越来越多，邓卫星开始收取很少的住宿费。“我爱人告诉我，这个学期真正交了伙食费的只有5个人。”邓卫星的账本虽然记得密密麻麻，但都是欠账，他说：“我不问，我爱人也不在意，最多的欠账有六七万元。有些孩子毕业了还是没有钱，去他家里没法开口要，还得安慰他，让他‘以后发达了再慢慢还’。”

收到第一笔捐款始于2009年，之前28年的所有投入都是邓卫星一人在支撑，“每年大概三四千元，主要用作电费和孩子们突然生病花的医药费”。这个数额还是源于他的精打细算：大米、蔬菜都出自自家田里，鸡鸭是自己家养的，烧水做饭的柴火也是自己上山去砍。熊廷贺则是早上4点半起床，收拾完家里的卫生、喂鸡喂鸭后，就开始给孩子们做早饭。一天3顿，邓卫星能保证让孩子们至少吃上一顿肉，米饭管饱，“一天光米就得吃40斤”。夫妻俩总是等孩子们吃完才吃饭。

家里十二三岁的孩子居多，除了吵架、打闹时要劝架，熊廷贺还得担任临时母亲让孩子们能不时撒撒娇。“30多个孩子吵得房顶都能掀起来，有时也能听到邻居在背后抱怨。”两扇临街的门都装着铁栅栏，孩子们放学回来后邓卫星就把门锁好，他既怕孩子们随便跑出去，又怕有人进来伤害孩子。晚饭后，孩子们挨个冲凉、洗晾自己的衣服，熊廷贺还得帮着年纪小的孩子搓几下。19点多是晚自习时间，孩子们在大厅的桌椅前写作业，邓卫星在大厅里看着，接受孩子们不时的请教：“阿爹，这个怎么做？”22点，35个孩子都躺下入睡后，邓卫星夫妻还要把5个房间挨个看一遍，确认孩子们的被子都已经盖好。周而复始已经30年，如何能坚持这么久？邓卫星始终没有说出什么漂亮话：“我没想过那么多，每天考虑的就是带肉回家，米、油不够了，爱人告诉我，我就去买。钱不够，就想办法去挣。”

“儿童避难所”

邓卫星领到家里来的第一个孩子是时年十三四岁的陆秋贤。说是孩子，邓卫星在1981年也不过22岁，最早那批孩子都把邓卫星当大哥。邓卫星17岁时父亲的早逝使邓家丧失了经济基础。邓卫星是下太镇第一批考上英德重点高中的学生，可是不过一个星期，他就不得不辍学。“所以小孩儿因为经济原因上不了学是我最看不得的事。”辍学后，邓卫星跟着一个阿叔干起了收猪、卖猪肉的营生。每隔十几天，他们就要到山里的农家去收猪，陆秋贤就是其中一个熟悉的农户家的女儿。“我问她怎么不去学校读书，她说：‘我们这里这么多山，学校那么远，我怎么去？’我就说让她到我们家来住吧，带点儿米就行。”回忆起来，邓卫星并没觉得是一时冲动，母亲和兄弟们好像也理所应当地就接受了这样的安排。“结果没想到，一下子来了6个女孩子，还好我家空房间多，都住得下。”熊廷贺比邓卫星大3岁，从第二年嫁入邓家就当起了“阿姆”。“我跟她讲了家里就是这样的情况，你可以带小孩儿，那我们就可以结婚。她是很善良的人，照顾孩子的事情主要都是她在承担。”

上山下乡收猪的过程中，“收”回来的山里孩子也越来越多，孩子们的背景也开始不同，“有些孩子父亲去世、母亲改嫁，学校发现后照顾不了就给我送来了”。卖猪肉在镇上是个比较赚钱的营生，可是30多个孩子的吃用，还是让他四处想辙赚钱，原本的口粮根本不够吃，还得买商品粮。20世纪90年代他还帮人上山伐木，他也尝试跟人出去打过工，结果，“爱人一个人照顾那么多孩子我不放心，最后走了一个多月就又跑回来继续卖肉”。

1998年是最艰难的时候，熊廷贺上山砍柴时出了车祸，昏迷了4天，卧床大半年。大儿子刚考上大学急需学费，伐木的生意又亏了上万块钱，家里还有27个孩子需要人照顾。“当时真是觉得撑不下去了，我想把孩子们都送回去，可是家长们又跑来求我，还有些家长愿意住在我家里帮忙给孩子们做饭。”回忆起那时的情景，邓卫星仍然感慨不已，70多岁的老母亲过来帮忙，镇政府又给了1000块钱、雇了人来，才硬是挺过了那一关。

2003年，下太镇中心小学搬迁到现在的位置，为了方便孩子上学，邓卫星也想把家搬到学校附近。“一个有爱心的人说很感动我们让孩子住到自己家里，他就把现在房子的地皮半卖半送地卖给我，才花了几千块钱。”没有钱只能先盖了个平房，二三十个小孩儿就在地上打地铺，“学习的桌椅是小学送给我们的旧桌椅”。孩子们穿得虽然干净，却相当破旧。“很明显，一看就是穷人家的孩子。”邓卫星说着眼泪就掉了下来，“但是我们的孩子很懂事，这么多年从来没有一个孩子走上犯罪道路，每年都有人考上英德的高中。”熊小梅是第一批寄住在邓卫星家的孩子之一，她经常感慨道：“他们夫妇改变了我的人生。”即便当年的学生们有些经济条件已经不错了，邓卫星也从来没想过要向他们伸手求援。

“当时村里人都管我这里叫‘儿童避难所’。”邓卫星说。亲近的朋友经常会劝他停止这费力不讨好的工作，他每次都是说：“看人家有困难，就帮下啦。”28年的时间里，邓卫星的“儿童避难所”一直就这么存在着，似乎无人过问，老百姓有时也用朴素的方式表达一下敬意。“我的肉总是市场上最先卖完的，大家都爱关照我的生意。我进山收猪，身上带着很多钱也从来没有人抢，因为大家都知道我的钱是给学生们用的。现在山林被承包了，不能随便砍柴，只有我能够被通融进山砍些糟掉的木头，承包商也知道我有学生要照顾。”

转机出现在2009年，从镇上路过的一位叫黄齐福的企业家发现了过于喧闹的邓家。他了解到邓卫星实在没有钱盖二层给孩子们解决住宿，就问他收藏的黄蜡石卖不卖。下太镇是黄蜡石产区之一，1998年伐木亏本后，邓卫星就跟人去挖石头，没想到还真挖到两块品相不错的黄蜡石。“当时这个老板很大方，他用7万多块买了那两块黄蜡石，然后我就用这笔钱建起了第二层。”临走前，黄齐福还给邓卫星这个民间“儿童避难所”起了个新名字，叫“学生之家”。

“爱心”的烦恼

8房2厅除了3间房自住，其余全都拿来做孩子们的宿舍和活动区，但仍然不够住，如今仍有孩子要住在楼梯下、楼梯转角处的高低床上，孩子们都在时，鞋子可以摆满每一级台阶。邓卫星对现在的条件却已经相当满意。黄齐福不仅帮助他盖起了楼房，还把他的事迹告诉了清远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并表示要资助他3万块钱。随着媒体的关注，邓卫星的“学生之家”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除了从市里取回的捐助款，邓卫星还能收到一些捐赠的衣物包裹。“我们的孩子现在都能分到新衣服穿，再也不像原来看起来那么破旧了。”

邓卫星算过，这两年每个孩子每年最多可以收到七八千元的爱心捐助，可是让他觉得有点儿寒心的是，家长们仍然不肯交一学期325元的住宿费。“猪肉涨到16元一斤，一天吃肉就要100多块。大米也涨到2.8元一斤。”邓卫星已经很感激好心人的资金援助，否则现在每年大概要投入1万元才可能维持“学生之家”的日常运转。“也有朋友劝我把学生们的住宿费从捐助款里扣出来，我想想还是算了，那是人家给学生的钱。”4年前邓卫星栽种的800棵砂糖橘2011年要开始结果了，这成了他资金来源的新指望。

更让他寒心的是一些家长对他好心的误解。有个学生全家5口人住在一个不到20平方米的房子里，“有一次，学生家长跟我说，让我不要再把媒体记者往他们家带了，说他们家不穷。我心里真是好难过，那些好心的老板不了解你家的真实情况，怎么会帮你修房子、帮你的小孩儿读书？”

不管别人怎么想，邓卫星还是坚持他的做法。他喜欢读书好的孩子，每学期考第一的，他会封个50元或100元的红包当奖励。“有的孩子是孤儿，在孩子群里会觉得自卑，我们平时就对他多照顾一些，捐赠的衣物也分给他一些好的。”其中一个女孩儿的父亲久病在家6年后去世，全家的生计都靠母亲维系。邓卫星不仅不收她一分钱，每个星期还额外给她零花钱，让她攒起来买衣服和吃的。“不能让她的生活和别的孩子差太远。”邓卫星说，爱心援助也让这些穷孩子的性格发生了些变化，“孩子们吃药、看病都能报销，也没有人再敢欺负‘学生之家’的孩子，孩子们吃的比在家里都好，性格也开朗了很多”。

现在，“学生之家”已经属于政府的重点扶贫项目，被称为“校外教育家庭式辅导站”。可如果学生们出了安全问题，该由谁来承担责任？邓卫星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毕竟头30年他已经走过来了。“我们会特别注意孩子们的安全，不让问题发生。”他只能如此尽力做保证。邓卫星今年已经53岁了，“学生之家”在他手里很难再维持下一个30年。“我现在身体还很好，还干得动就干下去，干到死嘛。”他说，大儿子夫妇俩在深圳工作，小儿子在佛山市做了两年基层扶贫。从内心说，邓卫星很想“学生之家”能在儿子的手里延续下去，但这还是遥远的事情。两个儿子从出生就从没有过一个只属于自己的家。“‘学生之家’的孩子们我还能照顾，现在我唯一的愿望就是小儿子能在扶贫结束后找到一个满意的新工作，这是我作为父亲的个人愿望。”邓卫星说。

（据《三联生活周刊》《羊城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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