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人生,真诚为梁勤奋为基

时间:2022-10-10 11:06:28

建筑人生,真诚为梁勤奋为基

初与陈保胜教授接触,便能感觉到他是一个随和的人,连学生们私下说起他,也都习惯于放下对师长的拘束感,亲切地称他为“老头”。但是这位待人处事最为随和不拘的“老头”一旦谈起工作与责任,又成了一个最为认真,最为勤恳的人。他曾经基础全无,如同一张白纸走进同济大学的校门,却凭着自己不断地坚持与努力,成就了在建筑学领域的一番事业。对于职责,他从不懈怠,在四川大地震后,他深入灾区,实地勘察了一堆堆废墟后毫不隐恶,直言其在选址、建筑的构造、建筑结构体系、施工和材料方面的问题。

随和而严谨,正是陈保胜教授的学者之风,即使在短短的采访中,也给记者留下了太深的印象。

从农民到博导,只凭认真二字

本刊记者:您是工农兵大学生,现在是博导,我对您的成功经历越来越感兴趣,请您谈谈您的求学经历?

陈保胜:是的。我是于1970年作为当时的第一批“工农兵大学生”进了同济大学,从一个种了八年地的农民到一名名牌大学的学生,我是很幸运的。我从小学到初中,成绩优异,初一就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我从小也有崇高的理想,想当一名工程师,想当一名医生,想当一名作家等等。但是由于家里极度贫困,兄弟姐妹多,家里我是老大,加上父亲的一场重病,我初中没毕业就被迫离开了学校,13岁就挑起了家庭的重担。因此刚进大学时我的基础很差,什么都不懂,连什么叫函数都不知道。但我很努力,我坚信“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笨鸟先飞”这些真理。我很少玩,有时连吃饭,上卫生间还在背外语单词。有一次走在路上在背外语单词,结果撞到了一棵树上,我说了声“对不起”,我还以为撞到了人。我利用三个月课余时间,做完了樊映川的《高等数学习题集》,我自己感到高兴的是,这些习题我一题都没做错;在一次全校高数统考的试卷中,我还判断出老师的题出错了。几年大学生活中,我的成绩门门是优。由于我的成绩优秀,毕业以后,才得以留校任教。后来,我又读了研究生。从助教、讲师到副教授、教授,我一步一个脚印,一直走到现在。

本刊记者:您是怎样当上博导的?

陈保胜:博导,通常必须是教授,又是学科带头人,几年来有一定的成果,还必须要有科研项目和一定的科研经费,才能当博导。

我是中国建筑学会综合防火技术研究会理事;中国建筑学会防火与区划学术委员会委员;上海市人民政府防灾专家组成员;近年来,参与过我国多部有关防灾法规的制定、审定工作;参与和负责过几百个工程项目的设计、管理和经营工作;并编著了几部有关建筑防灾方面的著作,其中有《建筑安全学》、《建筑防灾设计》、《城市与建筑防灾》、《高层建筑安全疏散设计》等;在国内、国际学术会议和杂志上已发表了几十篇论文,并多次获奖。根据这些工作上的成绩,担任了博导。

博导,不是什么职务,不是什么级别,只是多做工作而已。特别是在学生写论文期间,导师要花费很多的时间和精力,找课题、找经费,指导学生完成论文。现在凡是招一名博士生,导师要承担1万元,另外还要承担调研费;这所谓的“与国际接轨”。国家不给项目,不给一分钱,这个“轨”好接吗?项目与钱要全靠导师去找,导师的压力也很大;理工科还好一点,文科更难;因此,现在人们并不羡慕博导,这也是有些博导不愿多招学生的原因所在。

我们的管理层有个错误的想法,总认为学生在为导师做事,导师“理所当然”应该承担学生的费用;那么导师为学生付出的劳动,所增加的工作量,又有谁来给予回报呢?现在学生把导师称作“老板”,把师生之间一种高尚、纯洁的关系完全商品化了,我非常反感。当然,我们也不否认的确有部分导师把学生作为廉价劳动力,这毕竟是少数。但作为学生永远不要忘记你是学生,如在学习期间就要想挣很多钱,这在国内外都没有例子。

本刊记者:您的学生评价您是很好的老头,很奇怪的老头,从我和您的交往中,我也有这样的感受?您怎么样评价自己?

陈保胜:我并不奇怪,我很普通。不同的是我的经历比一般人多得多而已。我种过地、当过兽医、当过干部、演过戏、当过编剧、拿过枪、倒过马桶、教过书。我坚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做任何事情只要凭着“认真”、“负责”的态度就没有做不好的。我很自信。只要我想去做的事,我一定要成功,而且一定要最棒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现在我是老师,老师的工作是很神圣的,我经常告诫自己,千万不要误人子弟。

我从小吃惯了苦,这倒为我以后的工作提供了条件。1990年,江苏太仓地区发生了地震,我坐公交车,连夜赶到灾区,24小时没吃没喝,加上累的原因,最后晕倒在马路上,我醒来继续干,取得了较多的第一手资料,后来我把资料整理后,在上海《文汇报》发表了文章。

本刊记者:听说您对人生有很多的感悟,很尊敬师长,您是怎样做到的?这方面的问题您可以谈谈吗?

陈保胜:是的,经历多了,看到的多了,想的也就多了。人生是很美好的,但是,人生有个基本点:即“人性”。打个比方:做人如开车;开车应该顾前顾后,顾左顾右;做人也一样,应该前半夜想想自己,后半夜想想人家;人与人之间多讲点宽容,多讲点谅解,这也是和谐社会的具体体现;我一生中没和任何人红过脸,要得到人家的尊重,首先要尊重人家。人的一生中想不被人家误会和不受委屈是不可能的。我写过《做人如开车》、《大海的胸怀》、《人生如茶》、《人生的'三度'》、《人生的'三步'》等等很多小文章,我自己也正是这样做的。我救过几个人,帮助过很多相识和素不相识的人,我不是什么英雄,这只是做人的基本点。

我一生最尊重的一是父母、二是老师。在我的笔记本上有两句话:“赐我身者父母也,赐我才者老师也”。父母给了我们身躯,老师给了我们智慧。做人要知恩图报。在我一生可以这样说,我没带给父母任何一点使他们感到不开心的事,多年来,母亲的一切我都满足她了;虽然我也年过花甲,我每次回家总是和她老人家窝在一起,有说有笑;在她病重住院期间,我对医生说,只要可以把她的病医好,要我身上任何地方的一块肉,我毫不犹豫;可以这样说,我没有对她留下任何遗憾;只是父亲去世较早,在我追悼父亲的文章中有这样两句话:养育之恩我还没报,留下的遗憾我怎能消。

一日为师,终生为父。我花了近30年时间,找我中学时代的老师。2008年2月,我来回开车1400km,找到了初中时代的班主任,一见面,两人拥抱在一起,当时的场面,见到的人无不感动。

前几年,我还去找了40多年前给我父亲看病的医生,因那时我家很穷,为了给父亲治病,把家里仅有分到的一间屋子卖了80元,可父亲的医疗费高达200元,还差医院120元;这位好心的医生,在小年夜,安排了我父亲逃离医院;我见到这位医生,二话没说,双膝跪倒在医生的脚下;那位医生说:“救死扶伤是我的天职,像你现在如此地位与身份,如此知恩图报我没遇见过”。

以博学精专攻,为建筑避震不懈努力

本刊记者:您的专业是建筑结构,但是您自己涉猎了建筑的很多其他领域,您对此是怎么看的?

陈保胜:是的。我们当时的专业叫“工民建”。我认为建筑这一行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涉及到方方面面。作为一名建筑行业的技术人员,靠单一工种的设计,我认为面太窄。尤其是在当今社会,人家懂的,你应该懂;人家不懂的,你也要懂。只有这样你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我对我的学生要求:学技术,首先要学做人;然后要四懂:即懂技术、懂管理、懂经济、懂法律;在当今社会犹为重要。也许是我口出狂言:建筑、结构、构造、施工、经济等以单项而言,我和谁都不去相比,如把这些全部综合起来看,谁都不要与我来比。

我自1975年参加工程实践,参与和主持的全国各地大小工程多达几百个。参加过北京人民大会堂西宴会厅和上海厅的改建设计;主持过上海松江裕盛豪园小区的设计;承担过国内属于较大的大雄宝殿布金寺大殿项目,整个大殿的建筑、结构、装修、施工管理全由我一人承担等等。近期还承担了山东庆云北海公园等项目。

我还承担过上海合流污水处理、上海高架道、大众汽车二期工程的审计工作。现在我可以做到,只要我参与某个项目,我就可估出这项目的造价,准确率在90%以上。这也是现在市场所要求的。

本刊记者:您目前的主攻方向是什么?

陈保胜:我现在的主攻方向是“城市与建筑防灾”,这是一门边缘学科,但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我国幅员辽阔,每年各种自然灾害举不胜举。我们的工作是要对人的生命负责。尤其我国是多地震国家,我国占世界7%的土地,却承担了世界33%的强地震。地震不会把人震死,地震使房屋倒塌才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如果我们的工作做得好一点,即使灾难来临,也可把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大大降低,因此,我们的工作是非常有意义的。当然,我的工作首先要感谢学院领导的大力支持,特别是现任院长吴志强教授,他对我的工作非常支持,他也早就认识到了这项工作的重要性。

我从事此项课题的研究已有20多年。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以后才一个月的6月12日,上海《星期三》报记者对我作了一次专访,当时我说了两个观点:一、除汶川大地震之外,我国今年的强地震至少还有三至五次;二、以后几次的震级一定比汶川的小。当时记者听了感到很惊讶。现在证明我的观点是对的。

现在我提出了地震使建筑破坏的三种形态的理论,强调了要防止地震使建筑产生“瞬时破坏”,因为,只要不是“瞬时破坏”,就不会造成人员伤亡。

本刊记者:您是国家和上海防灾减灾专家组成员,在防灾减灾方面,你们具体做什么工作?

陈保胜:我们这方面的工作范围很广。我既担任这方面的教学和科研,同时也参加工程实践,帮助一些单位解决技术上的问题;以及参与国家有关这方面的法规制定和修定工作。特别是在建筑防火技术与法规方面我国还有很多空白点,现在我们正在编制全国《古建筑消防技术条例》草案以及上海市《历史保护建筑消防技术条例》草案,计划两年内完成。

本刊记者:请您谈谈什么样的结构对抗震最佳?木结构还是混凝土?

陈保胜:地震造成建筑倒塌,如何提高建筑的抗震能力,与选择什么样的结构形式与材料直接有关。我国许多传统的木结构建筑都成功地经受过大地震的考验,如河北正定开元寺;建于唐代的五台山南禅寺正殿;佛光寺东大殿;山西应县木塔;北京故宫;宁波天童寺的大雄宝殿,山西的一大批古建筑等等,千百年来均经历过多次强地震仍然傲然屹立。包括为纪念李冰父子的二王庙,在这次“5.12”强地震中主体结构保存完好,这一切应归功于我们祖先“以柔克刚”的建造思想:柔,赋有弹性;柔,允许变型。这种理念我们堪称“建筑版太极拳”,加上木材本身其有较强的韧性和弹性,为这种“以柔克刚”建造思想提供了物质条件。“以柔克刚”的建造思想,是我国劳动人民传统智慧的结晶;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我国是地震多发国,在当代建筑的建造中,这样的建造思想仍然具有积极和重要的指导意义。

我国传统的木结构建筑,大多选择了以木材为主的有机材料作为结构主材,而且发展成为世界上历史最悠久、技术成熟程度最高的独特结构体系――柔性的框架体系。我国木结构技术的发展,迄今至少已有几千年的历史。而中国的传统木结构,大多表现为穿斗式结构,柱子之间用多重穿枋相连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空间结构的结构整体,超越了现代框架结构的种种优越性,如“墙倒屋不塌”的功效。即墙虽然倒了,而其主体结构不倒;也不会造成很大的人员伤亡。同时,其柔性的卯榫连接,又使得它具有相当的弹性和一定程度的应变恢复能力。在这次“5.12”汶川大地震中,许多传统的木结构建筑的墙体均不同程度地受损,但主体结构仍未倒塌,就是这种柔性框架结构抗震能力的表现。

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剪力墙结构,筒体结构的结构整体性也很好,抗震性能很强,因此,现代建筑的高层建筑往往是采用剪力墙结构和筒体结构。

本刊记者:听说您办了几家公司,您是如何兼顾的?时间是如何安排的?

陈保胜:哈哈!知识必须理论联系实际。知识只有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再上升到理论。实践还可以锻炼人。我自1990年协助我的朋友,搞的第一家中外房地产公司以来,已经协助和参与好几家房地产公司的策划与管理工作,都比较成功。我也得到了很大的锻炼和提高。至于如何安排?我认为有两点:1)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这也是体现一个管理者的领导水平;一个单位,要靠健全的规章制度;2)时间要靠挤,要有股“钉子精神”。多年来,我很少有休息日。

我的设计公司,主要给将要毕业的或刚毕业的学生一个锻炼和实践的机会;来者不拒,去者不留。

著书而传世,其中甘苦唯己知

本刊记者:您一共出了16本书,想请您谈谈您出版的书?您是怎么做到的?

陈保胜:书是写了不少。可以这样说,每本书的完成,都有一个不寻常的小故事,也包含了我的全部甜酸苦辣。

我的书稿基本上都是在晚上完成的。其中有一套《建筑构造资料集》上下二册,有几千幅结点插图,都是手工画的,而且这种图画得我自己都感到很满意;书稿拿到建工出版社,出版社的同志看了如此漂亮的插图无不感到惊叹。那时我一天最多睡3~4小时,有时两天没睡都有。后来此书号称与《建筑设计资料集》是姐妹篇,印了6万册,还得了北京市优秀图书二等奖。此书的出版,也丰富了我自己的很多知识,也是我至今对各种构造很熟的原因所在。

一本书的资料要靠平时积累;同时要善于捕捉题材。

1992年3月5日,文汇报发表了一则题为《为高楼大厦“树碑立传”》――记《中国建筑四十年》主编陈保胜的文稿,并刊登了我的巨幅照片。书出版以后引起了国内外同行的赞扬和关注,鲜花与掌声也随之而来,同时也引起了不少人对背后的猜测。洋洋百万字巨著,中英文对照,配有大量的彩色照片,特别是教育部为支持该书出版,专门向全国发了文件,这在出版史上也是为数不多的;谷牧副总理、叶如棠副部长同时为个人著作题词,实属罕见。那时我还是一名讲师,一个小字辈,没有内部关系,没有靠山能行吗?有人把我与陈立夫联系起来,也有人把我与时任国务委员的陈慕华联系起来,因为陈慕华的弟弟陈慕榕正好在我家玩。所有的猜测完全是子虚乌有,完全是没有根据的。也有人自己不去做又怕别人去做,也有人说我“拉大旗扯虎皮”,但又有谁知道我背后的甜酸苦辣呢?

话还得从1989年说起,一天,我在图书馆看书,看到了一本《新中国十年建筑》,心里很感慨。二十年、三十年、已到了四十年,我们应如何来看待建筑事业四十年来的风风雨雨?如何来看待四十年的成就与教训?我当时就产生了一个念头,我要去写,我要去回顾与总结。好心的人劝告我,千万不要去碰这条高压线。因为,建筑界历来很复杂,不同的看法,不同观点的争议是经常的,弄不好,吃不了兜着走。我一旦认定,就不管这一套。那时我每月才45元工资,只有唯一的一架135相机。我拿出了所有的积蓄,花了800元再买了架富士卡相机,花了两年的所有假期,欠了7000元债,单枪匹马,走遍全国各地收集资料。为了取得较好的效果,拍亚运村的一张照片就花了4个小时,一天没吃没喝,为了节省开支,在车站凳子上过夜是经常的事。一次在深圳,到香蜜湖去拍照,因边防通行证忘了带,从早晨8点一直折腾到晚上6点。8月份的天气,在一个山沟里,10个小时,饥、渴、热的难受程度可想而知。

资料收集了不少,信心也增加了不少。凭着试试看的心理,我跑进了建设部,找到了时任副部长的叶如棠,并请叶部长为书题词。叶部长对书的出版提出了重要意见,并愉快地接受了为书题词的请求。反正已在部里,不妨一试,再找一下时任副部长,也是我敬仰的我国建筑大师戴念慈。他的秘书出来很有礼貌的答复我,要我第二天到戴部长家里,我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泪流满面。我是一个无名小卒,堂堂的部长叫我到他家里,我是好人还是坏人,难道部长就不顾忌吗?整整一晚上我无法入睡,书的最后定稿,是根据戴部长的意见。但是非常遗憾,未见新书问世,戴部长就离开了我们。得到了两位部长的支持,犹如一夜春风,我一不做、二不休,又跑到了教育部。最后,教育部答应我向全国发文支持该书出版。在深圳的一家饭店,我遇到了谷牧副总理的儿子和著名歌星韩红,我提出请总理题词的请求,我都如愿以偿。我很幸运,真的很幸运。

北京回来,我春风得意,全身都是劲。接着全国各地支持该书出版的信件如雪片飞来。唯一的问题我是如何保质保量,按期脱稿,才不辜负大家的希望。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正当我日夜赶稿,连吃饭和睡觉都顾不上时,一件件事如泰山压顶一样向我压来。我的亲戚得了尿毒症,需要我安排医院和照顾。他出医院第二天,我太太进医院,原以为是小手术,手术过程发现是恶性肿瘤,被告知可能最多能活6个月,最好打算动二次手术,也许会造成终生残废,我犹同晴天霹雳;太太出院不到一周,已83岁高龄我的大妈因琐事服毒;大妈去世不到一周,也是农历十二月二十八,刚从前线回来的小弟要结婚,因父亲去世较早,我是家里的长子,按照农村的习惯,里里外外的担子都得我挑;谁又不知我太太的病情,书稿天天在催;我真的尝遍了什么叫千斤重担,什么叫人间甜酸苦辣。

当我第一次拿到新书的时候,我抱着新书大哭了一场,我不是看到新书激动,而是心里明白,这几年我是怎么过来的。

此书印了9000册,就此绝版。后来该书得了上海市优秀图书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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