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帮扶途径

摘要：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是一个数量相当的(约60万)弱势群体。由于种种原因，这一特殊人群经济上拮据、教育上空缺、精神上空虚、前途上渺茫。本文从理论工作者的视觉、社会稳定的高度、关注民生的良心、体现民本的理念，提出了对其在经济上要有稳定政策保证；在教育上要有明确目标定位；在心理上要有坚强精神支撑；在发展上要有周密规划安排的帮扶途径体系。

Abstract:The prisoner'sminor children , a disadvantaged groups witha considerable number (About 60 million) of financial constraints, Vacancies in education, spiritual emptiness, the bleak future .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oretical workers andthe height of social stability, on the basis of paying close attention to the people's livelihood and reflectingtheconcept of civilian ,this paper suggest that we should supplywhich consist stable policy guarantee ineconomy andclear objectives In education andstrong spiritual support inpsychology andsolutions system withelaboration in the development for them.

关键词：服刑人员　未成年子女　帮扶途径

Key words:prisons minor childrensolutions system with elaboration

作者简介：孙梦云，河北唐山人，男，1948―中南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原理与方法；袁燕，山东肥城人，女，1984―中南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原理与方法；周小清，湖南耒阳人，男，1965―中南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学院讲师，党支部书记 在职博士生 ，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近年来，社会对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关注程度明显提高。一是公平心理要求政府的有关部门关注此问题。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虽然不幸，但他们同样是祖国的花朵，应享受和其他儿童同样的权利和幸福，但现实却造成了他们某种程度的凄凉和悲惨。二是我党明确要求关注这一社会现象。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要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要关心和教育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关心边缘群体的生存状况。

一、在经济上要有稳定政策保证

据司法部调研的数据显示，截至2005年年底，在我国监狱服刑的156万名在押犯中，有未成年子女的占30%左右，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以下简称特殊人群）达60多万人。据对服刑人员的调研，45.9%的监服刑人员表示，其未成年子女的生活状况没有保障（居住地在农村的服刑人员中此比例为52.8%）。据调查，在特殊人群中，2.5%在社会上流浪、乞讨，约有1.2%违法犯罪。更值得关注的是，这类孩子辍学现象严重，受教育权得不到保障。被调查的服刑人员中，其未成年子女在父(母)入狱后辍学的为82.43%。调查显示，曾受到过社会救助的特殊人群仅占总数的5.2%，而全国目前大约有近 6万个服刑人员家庭的未成年子女的监护权，存在着事实上的丧失或者缺损，他们的生活状况、教育状况受到严重的威胁。[1]

服刑人员的被判刑，就意味着在一个家庭中失去了一个主要劳动力，减少了劳动收入的质和量，必然给家庭带来经济拮据。尤其是他们正需要抚养关爱而没有自立能力的子女，受害颇深。如某县农场的正在上中学的杨某，其父因为服刑，家庭负担全部落在母亲一人身上。他(14岁)和弟弟(10岁)原本在上学，面对突发的变故，又逢连年旱灾，庄稼欠收，家中没有一点经济来源。因交不起学杂费用，杨家兄弟被迫辍学。又如刘某(13岁)，其父因拐卖妇女犯罪被判刑入狱，其母改嫁，基本生活无法保证，开始他用其父留下的修鞋机修鞋度日，但仍食不果腹，后来便结伙实施盗窃，数额达4万余元，因不满刑事责任年龄被送往少管所。

造成上述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根本的一条是缺乏稳定的法规和政策的保障。现在解决上述特殊人群的困境，通常采用慈善救助、义士捐款、亲朋家寄养、放之任之等方式。这些方式具有分散性、随意性、不稳定性等特点，对儿童的成长成才极其不利。目前，我国解决特殊人群困境的扶助途径主要有三：

首先，太阳村的管理模式。太阳村是一种民间设立的抚养特殊人群的非政府组织(NGO)，目前已有北京、西安、陇州、新乡等六个中心，据调查得知，四个中心在运营上基本独立，都是由当地女子监狱发起建立的。只是对外统一挂太阳村的牌子，并由北京太阳村每个月按其收容儿童人数不同发放一定运营款项，整个组织的经济来源主要是社会捐款及组织自筹款(其中大部分系北京太阳村的农事收入)北京太阳村目前(2008年4月数字)有服刑人员子女130人，其中最小的1岁，最大的近18岁。目前太阳村主要收入来源(该工作人员认为社会捐赠没有保证，不算主要收入来源)是政府划拨的400亩土地。太阳村主要以认领果树、认耕耕地(认领价格是枣树每棵50元，田地每亩5000元)及销售农产品等方式筹款。

北京太阳村的儿童生活比较有保证。居住在这里的孩子们分别住在6栋爱心小屋中(小屋系社会捐赠，铁皮造，造价5万每栋)，每栋小屋中孩子按长幼排列，年长的称为爱心哥哥、姐姐，负责照顾全屋的弟弟妹妹生活及功课。另有3名爱心妈妈(付薪员工)负责全部儿童的生活管理。儿童村设有医务室，内有社会捐赠的药品，儿童的一般病痛均在此治疗。此外，据说还设有心理治疗室(未曾参观),不过没有专业的心理辅导人员，一般由爱心妈妈与儿童进行谈心。据工作人员介绍，太阳村居住的孩子都没有心理问题。村内儿童均就近在附近小学、中学就读。除上学外，孩子们会在田里劳作。太阳村的工作人员还会教授孩子们各种技能，诸如学习农民画、裁缝、做饭等。

太阳村取得社会助养的方式比较稳定。每个孩子每年的生活费用为1300美金，有意助养的人士可按月或季度、年等向太阳村汇助养款，由太阳村转交受助养子女，以解决助养儿童零用钱、压岁钱。太阳村还为儿童创造更好的学习和教育条件而接受了社会所捐赠的衣物棉被等生活用品，以及电脑、打印机、墨盒、复写纸、桌椅等办公器材。

其次，社区的管理模式。这是由政府出资，社区主管的扶助模式。2006年元月，中央综治委副主任、中央综治办主任、中央综治委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冀平介绍，我国各级综治办都要将特殊人群帮扶工作纳入社会综合治理工作的考核内容，各级民政部门要在特殊人群的抚养、监护、教育、管理等方面制定救助政策，根据不同情况，采取提供最低生活保障、纳入特困户救助、家庭寄养等多种方式开展帮扶救助工作。

在实践上，不少省市的工作走在了前列。例如，2007年3月，浙江海宁市出台了《关于做好对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关心教育工作的实施意见》。从此建立了海宁籍特殊人群关心教育的辅导工作机制。一是建立三级辅导工作组织。市安置帮教办设立协调员；在镇(街道)安置帮教工作站中设立联络员；在村(社区)安置帮教小组中设立辅导员，具体负责辖区内的辅导工作。

二是建立辅导联系卡制度。工作联系卡由村(社区)辅导员向辅导对象或近亲属发放，卡上注明辅导员的姓名、联系方式和镇(街道)联络员的姓名，并将辅导对象姓名、住址、家庭成员、联系方式等信息统一登记在案。

三是建立辅导员与辅导对象的联系人经常接触的制度。具体核实辅导对象的监护人和学校的负责老师，辅导员每月至少应与辅导对象的联系人进行一次接触。

四是建立辅导保密制度。针对辅导对象是未成年人的特殊性，强调采用易于未成年人接受的、温和的、灵活多样的工作方法，如定期谈心沟通、提供法律咨询、参加公益活动、组织亲情帮教、帮助解决实际困难等方式，切实维护辅导对象的利益和健康。

最后，亲属寄养的管理模式。这是由服刑人员的配偶或其他亲属作为监护人的扶助模式。2008年4月，我们在长沙星城女子监狱进行了该项调查。共发放了300份调查问卷(收回289份)。调查结果如表一：

表一：

这是湖南乃至全国的主要扶助模式。究其原因，与人们的传统观念有关。如星城女子监狱的另一份问卷，当问及接不接受太阳村的管理模式时，大部分服刑人员给与了否定的回答(见表二)。

表二：

上述三种扶助模式各有利弊。太阳村扶助模式有利于集中照顾未成年人的生活学习，但缺少亲情；亲属寄养扶助模式有助于亲情培养，但缺乏经济基础和容易发生监管不到位。从目前国情看，实行社区模式和寄养模式的有机结合是解决特殊人群问题的主要途径。

二、在教育上要有明确目标定位

对特殊人群的教育和管理极待加强。据2008年12月浙江杭州西湖区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该区现有服刑人员90人，其中他们的未成年子女有21人。目前，对其教育和管理呈现以下几种情况：一是由父母另一方负责教育和管理，但由于要工作和生活，他们往往缺少时间和精力来管教孩子，有的因文化低、无水平、无能力管教孩子，这和那些父母双方共同管教孩子相比，效果要差得多。二是虽由父母另一方来管教孩子，但实际上这一方把孩子交给爷爷奶奶来管教，自己不问事，而爷爷奶奶往往只管孩子的生活，而对孩子的思想和文化学习管得较少。三是父母一方服刑后，父母又离异，负责对孩子监护的一方无心管教孩子。四是父母一方服刑，另一方遭天灾人祸，而无能力照顾孩子的生活和实施有效的管教。

在教育组织机构上，要做到组织落实，成立由党支部成员、监护人和学校教师组成的扶助班子。制定稳定的制度和政策，实施对口扶助，责任到人。

在教育内容上，要关心未成年人的全面发展。首先，要帮助他们树立具有真才实学的意识。根据他们各自不同的现状和层次，可将他们分为掌握生存本领的初级群体和社会主义合格建设人才的高级群体。对于前者，主要是对其进行生产技能的培训；对于后者，主要是通过引导其获取高学位而实现人生价值。

在对特殊人群进行生存技能的教育中，要以邓小平的特色理论为指导。邓小平素以求实精神著称，对人才规格要求很高，对创新人才寄以厚望。大胆起用有缺点的能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等方面是他的一贯思想。能干、有本事，发展是硬道理等，是邓小平人才规格的核心点。邓小平的人才观体现了市场经济的本质和特点。这是因为，等价交换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则。要想在社会上立足和发展，必须有特长和真本事。所以，对未成年人进行学本事的思想教育和技能培训是大势所趋。

其次，要帮助他们树立良好的人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潮中，特殊人群必须树立起以讲诚信为根本的良心观。这是“两种精神”，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客观要求。良心观的实质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责任感，要求对祖国无限忠诚。不仅要对社会主义大业尽心尽力，而且要以诚实的态度对待党和政府。要使未成年人懂得，亲人因为犯罪受到惩罚固然是自己人生的不幸，但政府和社会并没有抛弃自己，而是千方百计的采取种种补救措施，给自己送来关爱和温暖，尽量缩小和其他孩子的条件差距，尽量满足其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同时，要教育他们吸取父母犯罪的教训，避免类似的悲剧重演。尽力教育特殊人群树立感恩和感谢思想，克服仇恨和敌意心理。

三、在心理上要有坚强精神支撑

特殊人群由于缺少精神呵护，有自卑心理和暴力倾向的人偏多。以某县为例，目前正在服刑人员的未成年子女共有123人，有50余人不愿意甚至害怕参加集体活动，形成了孤僻性格和自卑心理，有14人存在打架斗欧、寻衅滋事的暴力倾向。

造成上述状态的原因，除了经济因素以外，教育者的认识、管理以及未成年人自身的缺陷等，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首先，对特殊人群的处境认识不足。罪犯服刑后，其未成年子女在经济上、精神上都受到了沉重打击，已形成了一个弱势群体。但目前，社会有关部门并未引起足够重视，没有给予他们足够的关怀和爱护。甚至一些群众将罪犯的不满和气愤发泄到他们的亲属子女身上，对其嘲笑漫骂、冷漠无情，使他们的自尊遭到严重伤害。使他们的人格出现两极化，要么自卑懦弱，要么有暴力倾向。

其次，监护人监管不力。被告人服刑后，有的其妻子改嫁，有的其丈夫为了生计而外出打工，他们的子女就由其亲属代管。由于监护人或年迈力衰，或工作繁忙、或责任心不强、疏于管理，监护不力，致使部分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

最后，自身抗干扰能力较弱。一个未成年人，心理和身体均未发育成熟，对于一些刺激和利益的诱惑难以抵抗。尤其是在家长服刑期间，心理郁闷空虚，情绪不稳定。如不及时引导，在诱惑面前，很容易走入歧途。如未成年人王某，由于其父被判刑，其母情绪极不稳定，经常抱怨、打骂王路，导致王路因成绩不好辍学，其又不愿意回家，遂在社会上游荡，与一些无业人员勾结在一起，最后因涉嫌盗窃被逮捕。

解决特殊人群的心理和精神困惑问题，需从心理疏导、志向和动力等发面入手。

首先，进行心理上的疏导。充分利用学校和社区的心理咨询室，聘请资深的教师和经验丰富的思想教育工作者，定期与特殊人群进行沟通并进行教育引导。12355青少年心理与法律咨询热线的心理咨询师和律师经常走进社区，通过开展“为了明天――青春自护”等活动，对特殊人群宣讲社会主义荣辱观、青少年生理和心理的自我保健等方面的知识、青少年心理问题的预防及应对措施、如何增强未成年人的自我保护能力等问 题，培养他们健康成熟的人格品质、较强的心理承受能力以及应对挫折的能力。

其次，树立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志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它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的主题。人们的行为是以认知理性为指导，以价值理性为中介的活动，共同理想是以认知理性为基础的价值理性。这种价值理性往往能激起社会成员的激情和为之献身的坚强意志。

对特殊人群的“共同理想”教育，要结合其心理特点和实际情况。要使他们懂得，贫困是万恶之源。贫困虽然不是他们亲人犯罪的根本原因，但又与贫困因素紧密地联系着。中华民族只有摆脱贫困，让大众走上共同富裕之路，才能从根本上根治犯罪的现象。让特殊人群懂得此道理，培养他们的理想和大志，为他们未来理想的实现奠定志向基础。

最后，以社会主义荣辱观激发其动力。同志提出的“八荣八耻”为内容的社会主度荣辱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的基础，也是对特殊人群进行荣誉观教育的基础。荣誉是社会对个人或群体行为所进行的褒扬和肯定，是评价人们行为的社会价值尺度。这种社会评价形式表明了社会对个人行为和贡献的价值认可，体现了一个人存在的社会价值。

对特殊人群的荣辱观教育，是一个敏感的话题。要使他们从亲人犯罪的事实中吸取教训，成为奋发图强的动力。面对挫折，人们往往表现出两种态度，一是悲观消极，从此一蹶不振；二是化教训为力量，将挫折转化为动力。因此，教育工作者要对特殊人群进行科学引导，实现第二种可能。

在发展上要有周密规划安排

目前，特殊人群的现状不容乐观。据多种媒体报道，特殊人群面临着：家庭经济陷入困境；辍学现象严重；流浪、乞讨现象令人揪心；犯罪率远远高于其他未成年人；位于老少边穷地区的，生活处境更是雪上加霜。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

首先，在法律法规上存在空白地带。现行法律法规中对父母服刑期间无人照管的未成年子女，没有明确规定相关的监护办法、程序、监护主体及其责任。2006年民政部等15个部委联合《关于加强孤儿救助工作的意见》，由于该《意见》仅仅局限于孤儿救助，对于整体解决特殊人群问题力度不够。

其次，在管理协调上政府责任缺失。目前，我国还没有针对特殊人群的专门救助机构和救助办法。政府对这个群体在救助方面还存在缺失。由于我国儿童福利院的主要救助对象是孤残儿童、弃婴，对特殊人群的保护与救助没有纳入其职责范围，且无其他政府机构代养这部分孩子。

最后，在解决方式上缺乏长效机制。针对特殊人群的现状，国家也采取一些举措，试图解决这一问题，如2006年中央综治委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领导小组等6部门联合启动了全国特殊人群关爱行动，但是主要采取临时性救助的方式，对特殊人群的生活保障和教育问题没有从机制上给以解决。[2]

彻底解决特殊人群的窘境是个系统工程。笔者认为，解决此问题应从近、中、远期规划入手。

近期目标是，围绕民生解决生存问题。包括的内容有：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弥补法律法规空白。在正在制定的《社会救助法》中，应该明确提出特殊人群的救助主体、责任和程序等；在《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监狱法》等法律法规修订时，予以补充修订；建立监护人制度，明确监护职责；政府应制定特殊人群补助和帮扶政策，如把生活困难的特殊人群纳入低保，在教育上享受“两免一补”的政策等；通过加强和扩大福利院等政府福利机构职能，化解部分特殊人群救助问题；、出台相应政策，鼓励社会团体、民间机构或个人代养代教特殊人群。

中期目标是，围绕民权解决精神需要问题。北京太阳村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儿童村的孩子们已经有了一个比较好的生活学习环境。儿童村还专门为孩子们开设了法制教育课和心理辅导课，对一些有较为严重心理问题的不良习惯的孩子们进行了心理辅导和行为规范，大部分孩子已经成为爱学习，爱集体，懂礼貌和乐于助人的好孩子。

远期目标是，围绕民本解决以人为本问题。??北京太阳村在以人为本方面走在了全国的前列。为了培养特殊人群的自立意识和自立能力，使他们学到一技之长，儿童村除了电脑室外，在德国技术合作公司的帮助下建立了服装车间，木工车间，使较大的孩子能学习到一技之长。为了解决儿童村的吃菜问题，在社会各界的支持下，儿童村建立了养殖场(主要是饲养鸡鸭)大棚和菜园，每周孩子们都要参加一定时间的劳动。蔬菜、豆腐基本可以做到自给自足。

我们以忧国忧民的心态，对北京顺义太阳村、陕西西安太阳村、河南新乡太阳村等地进行了实证调研，获得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和初步的理性认识。随着安国富民政策的实施，党和政府越来越重视此弱势群体的存在，并采取积极措施，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并取得了一定的工作实效。但是，目前的现状依然很严峻，这就需要理论和实际工作者，努力探寻其中的规律，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做好这一关系到安抚民生和社会稳定的工作。

参考文献：

[1][2]人民网 朱永新 2009年3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