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文学人民性的理论阐释

摘要：从20世纪四五十年代赵树理作品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出，延安文学的人民性是在创作实践和理论争鸣中逐步确立的。从表面上看，赵树理的作品反映的是解放区大众的生活，体现的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但实质上，经过国内外学者的理论阐，文学的人民性特征逐渐获得美学价值、形式创造、经典互文等多元意义，从而为文学的人民性赋予深厚的人文精神和时代意义。这种理论阐释不仅将延安文学确认为一种新文学，而且使其成为一种可以为中国社会变革代言的新经典。

关键词：延安文学；人民性；赵树理；期待视野；理论阐释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7）05-0142-06

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如民歌、谚语、俚语、口头史诗等，有不少出自人民大众之手，在经由作家改编定型以前，表达的往往也是人民大众的心声。但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产生以前，文艺的“人民性”一直处于存而不彰的不自觉状态。随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兴起，尤其是随着19―20世纪世界范围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围绕并服务于人民的文学创作，成为政治和文化权力交替进程中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确立精神方向、求证革命和自身的合法性、展示自身艺术创作力并具有无限动力的精神活动。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中国，这一现象在以延安作家为代表的革命文学中表现明显。人民性是延安文学与国统区文学迥然相异的核心特征，如何将人民性这个具有历史性的文艺命题赋予应有的理论高度和深度，并引领新时代文艺的发展，是当时和其后延安文艺研究者都要面对的问题。

“人民作家”赵树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无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赵树理作品在延安文学中具有典型性，“赵树理方向”代表了延安文学创作的风气和主潮。如果说20世纪40年代的赵树理研究，是对赵树理群众意识及创作范式的初步确认，那么，50年代海内外研究者围绕作家与创作、作家与文本、文本与形式诸问题的探讨，则进入理论阐释的自觉阶段。诸多理论阐释，虽然各有侧重，但实际上都是围绕着文艺的人民性问题展开。经过国内外学者的理论阐释，延安文学的人民性具有了深厚的人文精神和时代意义。

一、“赵树理方向”：延安文学人民性的期待视野

基于文本和读者的关联，德国接受美学代表人物汉斯・罗伯特・尧斯（Hans Robert Jauss）将读者在社会环境、观点、意识、审美经验等基础上形成的、对作品内容和形式的定向性心理结构图式，称为“期待视野”，它大体包括三个层次：文体期待、意象期待、意蕴期待。①尧斯的理论，揭示了文学作品接受的一般模式。具体到延安文艺的历史情境，这种期待视野不仅是对作品积极主动的回应，而且是一种纠合政治、文化、文学等意识形态，具有召唤和塑形作用的精神力量。这种力量一方面促使作家创作观念和意识潜在地趋于统一，另一方面又不断修正期待视野，通过各类主体的发声，将核心理念确立下来，推介并聚焦典型作品和代表作家，从而实现它对“另类作品”的制约。从20世纪四五十年代海内外学者对赵树理的推介与研究来看，对其代表作品人民性特征的确认，是逐步确立起来的。

1.《小二黑结婚》：符合群众意识的通俗故事

1943年，赵树理创作了《小二黑结婚》，但这部后世公认的代表作品最初的刊印并不顺利，不像惯常理解的那样，让赵树理一举成名。据《山西抗战文学史》记载：“《小二黑结婚》写成后，看了很满意，让交给新华书店去出版，由于当时一些‘新派’文化人对通俗的大众化文艺看不上眼，结果小说迟迟不予付印。”②这部小说的命运发生转折，得益于的推介，他赞赏地题词说：“象这样从群众调查研究中，写出来的通俗故事，还不多见。”③表扬了赵树理作为文艺工作者，在党的文艺政策的指导下对文艺大众化的正确实践成绩，并亲自交与当时的宣传部门领导，小说才得以出版。可以说，赵树理作品的人民性特征得到初步确认，首先是因为作品符合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精神，契合党政领导对文艺创作中群众意识或人民意识的期许。《小二黑结婚》以最恰当的形式，反映最恰当的内容，体现最具召唤性的时代风貌，而赵树理也初步被确立为深刻理解和及时实践党的文艺路线的代表。

2.“赵树理方向”的确认

如果说赵树理是在党的直接指导和关怀下得以成名的，那么周扬的《论赵树理的创作》一文则初步确立了赵树理在文艺领域的地位，并对此后的赵树理研究产生了长久的影响。周扬说：“在被解放的广大农村中，经历了而且正经历着巨大的变化。农民与地主之间，进行了微妙而剧烈的斗争。农民为实行减租减息，为满足民生、民主的正当要求而斗争；这个斗争在抗战期间大大地改善了农民的生活地位，因而组织了中国人民雄厚的抗敌力量。……它正在改变中国的面貌，同时也改变农民自己的面貌，改变中国的面貌。这是现阶段中国社会的最大最深刻的变化。一种由旧中国到新中国的变化。这个农村中的伟大变革过程，要求在艺术作品上取得反映。赵树理同志的作品，就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这个要求。”④1946年至1947年期间，茅盾和郭沫若也发表了有关赵树理创作的评论文章，再次扩大了赵树理在文艺界的影响。

1947年8月，晋冀鲁豫中央局宣传部召开了文艺座谈会，主要内容就是对赵树理及其创作进行讨论。作为会议主持人和边区副主席的陈荒煤，写了《向赵树理方向迈进》一文作为会议的总结。在这篇文章里，他具体从赵树理文艺作品的政治性、语言风格和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态度三个方面对赵树理的创作给予极大的肯定。他在文章的结尾处明确提出了“赵树理方向”：“为了更好地反映现实斗争，我们就必须更好地学习赵树理同志！大家向赵树理的方向大踏步地前进吧！”⑤

二、人民性的创作根源：作家经历与艺术体验

历史上，一些作家被赋予“天才”光环，其潜台词就是作家的才能和成就属于先验获得之物，超越阶级属性和社会生活的给养。18世纪中叶以后，源自“经历”一词而逐渐发展为美学概念的“体验”一词，成为艺术理论中表达创作源头和动力的重要概念，从而形成“天才说美学”和“体验美学”两种文艺阐释的路径。⑥

赵树理研究由此前对其作品的研究，转向对其个人经历和艺术体验的研究，这种转变可以看作延安文艺批评家和研究者申述延安文艺人民性的一种努力，代表性的文章如王春的《赵树理是怎样成为作家的？》⑦、李普写于1949年4月的《赵树理印象记》⑧、荣安的《人民作家w树理》⑨、杨俊的《我所看到的赵树理》⑩、吴调公的《人民作家赵树理》B11等。王春的《赵树理是怎样成为作家的？》一文认为，赵树理之所以能成为作家，与他的出身和生活经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正是农民出身和农村生活体验，使得赵树理深刻体会农民的痛苦、熟悉农村习俗和风情、通晓农民的艺术。而这些正是组成赵树理文学创作不可或缺的部分。B12

这些评论文章的作者，大多与赵树理本人认识，或者见过赵树理，因而能够准确而又传神地描绘出赵树理的形象。例如李普的《赵树理印象记》这样描述赵树理的穿着打扮和面部形象：

他住在一家老百姓家里，剃着光头，穿着青色的中式对襟衣服，衣领敞开着，这正是北方农民的习惯，他们的第一个纽扣是照例不扣的。他的脸色黄中透黑，表情很朴素，很忠厚善良，看起来也象一般农民那样，似乎并不聪明。B13

李普所见的赵树理，是一个来自农民、形似农民、神取农民的人，符合创作者从人民中诞生、平凡而伟大的特征。这种亲见式的评论文章，还有荣安的《人民作家赵树理》、杨俊的《我所看到的赵树理》。他们的描述使得赵树理的作家形象在当时成为一种标尺，成为人民文学家和人民文学创作的一种典型。这一形象能够穿越历史，活跃在今天读者的面前。

在谈到创作动机时，赵树理曾说：“为创作而创作，也和为说话而说话一样的滑稽。当你看到一些好人、好事、好环境、好东西，就会高兴，见到一些坏人、坏事、坏环境、坏东西，就会生气。那就是对这些表示态度。这些好的或者坏的一切给人造成的印象如果太深了，你见了和你谈得来的人必然原原本本叙述给他听，有时还会加枝添叶造成种种风趣，用文字写出来就可以算文艺创作。不论你是用口说这些还是用笔写这些，都是一个目的：就是想用感动过你，给你造成深刻印象的事物去感动别人，给别人造成深刻的印象――把你的爱或憎传给别人，使别人共同地爱或憎。有了这些印象不一定能创作，或只能创作成坏的作品，但根本连这些印象也没有而就想创作，那便和为说话而说话一样，还会说出什么有意义的话来呢？”B14这或许也解释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为什么赵树理口中的“文坛文学”并不受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而他自己更愿意创作“文摊文学”。只有作品中的人物所经历的事情也是读者所经历过或正在经历的事情，作品中人物所说的话是读者想说而不能或不敢说的话，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正是读者本身，才可能引起读者的共鸣，才能发挥现实的效应意义。

赵树理创作的小说成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新型小说的旗帜，他自己也成为实践文艺指示的代表作家，成为表现人民文艺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杰出代表。当然，并非赵树理所有的作品都受到热捧，就创作体验和政治倾向而言，他的一些略有争议的作品，无形中也在不断深化着延安文艺界对人民性问题的认识。如20世纪50年代，赵树理回到山西老家，创作出了第一部描写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小说《三里湾》。这部小说一经发表，就引起了极大的关注。评论《三里湾》的文章一篇接一篇地涌现，如车薪的《读〈三里湾〉随感》、俞林的《〈三里湾〉读后》、李伟的《反映农村新面貌的优秀小说――小说〈三里湾〉读后》、袁珂的《读〈三里湾〉》、王愚的《读〈三里湾〉中的人物描写》、刘秉鉴的《读〈三里湾〉》、康濯的《读赵树理的〈三里湾〉》、鲁达的《缺乏爱情的爱情描写――谈〈三里湾〉中的三对青年的婚姻问题》、傅雷的《读〈三里湾〉在情节处理上的特色》、高山的《傅雷评〈三里湾〉》、巴人的《〈三里湾〉读后感》等。与此同时，《三里湾》被改编为评剧在国内上映，引起诸多评论，代表之作有巴人的《略谈赵树理同志的创作》。又如，1959年赵树理的小说《锻炼锻炼》发表，他在这篇小说中所表现出来的立场和态度问题，引起了较为激烈的争论。《文艺报》开辟专栏发表多篇评论文章，《人民文学》《北京文艺》《火花》《文艺红旗》等刊物也参与了讨论，代表性的文章有刘金的《也谈〈锻炼锻炼〉》、牛鸾卿的《怎样写落后现象――关于〈锻炼锻炼〉》以及唐|的《人物描写上的焦点――读了赵树理同志〈锻炼锻炼〉》。

三、人民性的形式特征：喜闻乐见的说唱文学

随着“赵树理方向”的确认，有关其作品形式特征的讨论陆续展开。陈荒煤评价赵树理时说：“他选择了活在群众口头上的语言，创造了生动活泼的、为广大群众所欢迎的民族新形式。”B15赵树理对文艺的工农兵方向的实践，是这一时期大多数评论文章的出发点。他们认为赵树理的创作是对普及较为有效的实践方式，而这正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到的有关“提高和普及”的重要问题。例如李普在《赵树理印象记》中谈到自己对赵树理所说的要做“文摊文学家”时的感受：“我至今认为这个意见十分精辟，至今深信这是新文艺的一条前途无限广阔的道路。我想，这就是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的意见。”B16

在赵树理看来，提倡大众文艺，创作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主要的就是“能说会唱”的文学。赵树理在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时接受记者参访，谈到如何开展大众文艺的问题时，他就认为：“应该先从改造鼓词、戏剧这方面着手，因为戏剧这一种形式在中国说来，为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群众所享受的精神食粮，而我们在这一方面所作的工作还非常不够。”B17这与他农民出身的生活经历和创作经验有着紧密的联系。在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相对较低，甚至大部分都是不识字的文盲的情况下，利用传统的、人民群众所熟悉的说唱方式来创作和演绎文艺作品，会很容易被接受和传播。“赵树理方向”的形成，最初的支撑或许就来自于读者，也就是人民群众的喜好。换言之，对赵树理创作的进一步阐释，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越作家的经历和审美体验，而将创作者、接受者、作品纳入更为广阔的社会和时代需求中，将其与文学作品的形式、文学的精神价值、时代意义联系起来。

吴调公的《人民作家赵树理》从创作特点、作品的影响与传播等角度对赵树理进行了全面的研究。他从赵树理创作的核心特点和创作效应出发，分析了赵树理说唱文学的主要特点，认为赵树理说唱文学的魅力，就来自于丰富的人民情感、创造精神、塑造的人物形象生动和音节的铿锵。他从两个方面谈论了赵树理作品的影响，一是赵树理小说对人民生活产生的具有现实意义的影响，如“小二黑给人的影响太深。这个故事感动了、教育了群众，从那时起，真正的自由结婚就逐渐多了起来”B18。二是赵树理对其他作家创作的影响。他认为，当时古峪的《新事新办》、马烽的《结婚》、马烽和西戎的《吕梁英雄传》、柯蓝的《洋铁桶的故事》、王希坚的《地覆天翻记》、孔厥和袁静的《新儿女英雄传》等都在内容或者形式上受到了赵树理的影响，也因此在实践文艺指示的道路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此外，吴调公对当时赵树理作品的传播情况进行了统计和分析。他认为赵树理作品被改编最多的是《小二黑结婚》，需要进一步考虑如何借助电影、快板、歌剧、连环画等形式，对赵树理的作品加以传播，扩大对人民大众生活的影响。吴调公注意到赵树理的作品被教材选用的情况，“大学、中学的语文课本都选用了他的作品。小学国语课本也曾用节略的方式选用了他的《小经理》那篇”B19。吴调公对赵树理作品在海外的传播情况也作了比较详细的统计和梳理，甚至对赵树理《李家庄的变迁》在前苏联借书台上借阅的次数都做了统计。

四、人民性的文学史意义：新文学与经典化

1949年到1955年间，学者们对赵树理的评论和研究是对“赵树理方向”的进一步确认，赵树理以“新文学”的代表进入文学评论和学术研究领域。王瑶在他的《中国新文学史稿》“新型的小说”一节中，就首先谈到了赵树理。在他看来：“在解放区的小说中，主题和人物都出现了新的面貌。新的主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战争、人民解放战争和反封建的阶级斗争、以及巩固边区、建设边区的生产运动；新的人物是经过民主改革翻身做了新社会主义的工农兵群众。”B20他之所以首先谈到赵树理，是因为他认为赵树理的作品足以代表解放区小说的一般特点。与此类似，丁易在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第十一章第一节中，将赵树理作品列入“反映各种群众斗争及劳动生产的文学作品”之开篇。丁易总结说：“赵树理的成就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具有很大的意义的，这意义在于他忠实地按照了文艺路线从事创作实践，较早地取得了成绩，而这成绩又十分具体生动地证明了文艺思想在创作实践上的胜利。”B21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位文学史编撰者都不约而同引用了周扬在《论赵树理的创作》一文中对赵树理小说的评价，因此，可以将其看作延安文艺界“赵树理方向”的延续。

将赵树理的创作确定为新文学类型的，还有国外研究者。这些研究大多以社会动态观察为视角，以赵树理代表作品的介绍为主。例如，美国的西里尔・贝契写过《共产党中国的小说家――赵树理》的文章，对赵树理创作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福贵》《传家宝》依次进行简单的介绍。B22前K联和捷克学者或作家也发表了相关的文章对赵树理进行评价和介绍。此时，海外一些从事赵树理研究的相关学者认为，阅读和了解赵树理的作品，是这一时期了解中国农村、了解中国农民乃至了解中国共产党文学的最可靠的途径。他们认为赵树理的出身和生活经历足以使他成为中国传统农民的代表，他作品里所描述的农村生活习俗和风土民情比一些科学著作更真实，他作品里使用的民族特色的语言是中国农民最朴素、最典范、最纯洁而又最具有表现力的语言方式。捷克著名的汉学家雅罗斯拉夫・普实克在1951年出版的捷克版的《李有才板话》的“后记”里曾说：“不论是谁若要了解中国北方农民的思想，他就不能忽略赵树理的作品和他创造的那些性格特点鲜明的形象。研究赵树理的作品比研究科学著作等有教益。”B23对于20世纪50年代出现的海外研究解放区文学的高潮，有学者认为：“二战之后，西方国家的民主知识分子们大都对人类的未来感到渺茫，亟须在可信的‘异域’中探寻‘自我’。”B24但不论出自何种原因，这一时期，赵树理及其作品乃至解放区文学在西方世界的传播和影响都是中国文学传播史上的显著成绩。

在这一时期海外研究赵树理及其作品的热潮中，日本研究者的成就最大，不仅发表的相关文章数量最多，而且在研究深度和广度上也最为突出，对文学的人民性或人民文学问题的阐释也进入了新的境地。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文章有鹿地亘的《赵树理和他的作品》、竹内好的《新颖的赵树理文学》、洲之内彻的《赵树理文学的特色》和今村与志雄的《赵树理文学札记》。综合起来看，日本学者的赵树理研究已经从简单的译介上升到中外文学史研究的高度，其研究的核心问题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文体的革新

竹内好指出：“一般认为，个人英雄支配着他周围的一切。可是，实际上他们是被周围的一切所支配的，个人所有的行为都由自己负责，个人的一切都受周围的影响，这种影响又通过自身表现出来。”B25他以此来讨论赵树理作品中的人物形象。竹内好认为赵树理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往往是和作品所呈现的背景完美地融合在一起的。比如《李家庄变迁》中的小常和铁锁，“使他们成为英雄，并非是因为他们具有个性，而是因为他们是作为一般的或者说是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出现的（在这一点上，他们具有与叙事诗的主人公阿伽留斯、奥德赛相通的东西）”B26。竹内好认为，从构成赵树理文学特色的重要因素文体来看，赵树理的文学创作有着文学革命的新颖性。关于新颖性，竹内好也做了简要的说明：“我认为，把现代文学的完成和人民文学机械地对立起来，承认二者的绝对隔阂，同把人民文学与现代文学机械地结合起来，认为后者是前者单纯的延长，这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因为现代文学和人民文学之间有一种媒介关系。更明确的说，一种是茅盾的文学，一种是赵树理的文学。在赵树理的文学中，既包含了现代文学，同时又超越了现代文学。至少是有这种可能性。这也就是赵树理的新颖性。”B27

作为日本研究赵树理的第一代学者，竹内好涉及相关主题研究中最为核心的问题B28。他认为：“如果要概括人民文学的特征，那就是个性寓于共性之中。个体并非不是从整体中选择出来的，但是，选择出来是为了服务于整体，因此，它只具有部分的意义。它不是独立于整体存在的，故它不是完成的个体，而最多只不过是一种类型，没有达到典型的标准。这就是不重视人的文学。并非整个人民文学都如此，但是可以指出，这种倾向占有相当的统治地位。”B29竹内好还将赵树理小说创作的新颖性与现代文学的认识联系起来：“现代文学，特别是小说，要求一个固定的坐标。固定坐标就意味着一种无形的约束。所谓坐标是指人生观或美的意识等等。有人认为这种框框如果中途移动，作品的世界就无法达到最高的境界，这成了一种不容置疑的前提。按理说，现代文学从它刚开始出现时，就应该破除以往一切的束缚，大胆地前进。然而，现代文学是现代社会的产物。由于这一局限性，使其在任何情况下都摆脱不了这一束缚。现代文学的大前提，是作者和读者被隔离开了。看上去小说似乎是自由的，不受约束。而实际上，它为自己限定了一个框框，还自以为这个框子里的自由是无限的。可是，作为前提的作者和读者的关系如果改变的话，那这个框框和古典剧的创作方法一样，成为不自由的桎梏了。”B30竹内好认为，赵树理小说文体的革新意义，正是基于其深刻理解了作家自身与当时当地的读者的关系，也正因为如此，赵树理才能在改造自己认识的基础上实现对现代文学的超越。这也是理解赵树理文学意义的关键。

2.朴素明朗的乐观主义

州之内彻对赵树理作品的乐观主义作了具有日本学者普遍共识性的概括。他认为：“赵树理的世界是一元化价值的世界。不具有人和社会对立的价值。总的说来，具有社会的历史的价值。有意义的是历史，由于人物站在正确的历史的立场上，而他的意义和人物本身是一个东西。赵树理的乐观主义就是建立在这种一元论之上的。”B31他认为赵树理呈现在作品中的这种乐观主义，无疑是其作品成为优秀作品的重要因素，同时，也有着赵树理本身无意识的虚无主义。

3.赵树理经典作品的比较研究

赵树理作品在国内广受好评，在海外的引介和翻译日渐增多，1952年，日本学者鹿地亘在翻译《李有才板话・前言》时，曾把赵树理的作品与果戈理的《钦差大臣》《鼻子》等作品相提并论，认为“果戈理最大胆地抓住了俄罗斯当时的现实，而赵树理则是最大胆地抓住了中国当时的现实”B32。今村和志雄则在《赵树理文学札记》中说：“《李有才板话》以说明村子里现状的快板开始，又以歌唱后的欢乐的快板结束。如同莎士比亚悲剧以合唱团的讽刺诗开始，最后以歌唱以色列人退出埃及来结束一样。”B33在他们看来，即便赵树理的创作中存在着无意识的虚无主义，存在着人物形象脸谱化的缺陷，存在着情节安排上的简单化等瑕疵，却并未影响赵树理作品的优秀。有学者认为，日本20世纪50年代出现的对中国解放区文学译介和研究的高潮，最深层的原因“归根到底是日本的社会需要和日本文学发展的需要，是他们希图重新认识中国与中国关系的愿望”B34。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么日本学者对赵树理及其作品的重视和赞誉，或许正是他们重新认识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的一个良好开端。

五、结语

诚然，延安文学的代表作家不止赵树理一人，延安文学的精神内涵也不限于文学的人民性。但是，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中国，来自人民、描写人民、服务于人民的文学，不仅是人民大众和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内在需求，也是时代的精神召唤。从赵树理作品研究我们可以看出，文学的人民性是在创作实践和理论争鸣中逐步确立的。表面上，赵树理等人的作品，反映的是解放区大众的生活，体现的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但实质上，经过国内外学者的理论阐释，人民性特征逐渐获得美学价值、形式创造、经典互文等多元意义，从而为文学的人民性赋予深厚的人文精神和时代意义。这种理论阐释不仅将延安文学确认为一种新文学，而且使其成为一种可以为中国社会变革代言的新经典。即使当时学者们的努力今天已经被人淡忘，或被新的文学活动和现象遮蔽，但将文学创作、作家、读者纳入时代潮流中，纳入世界文学视野中的做法，依旧是我们理解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重要方法和理论基础。

注释

①[德]尧斯、霍拉勃：《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周宁、金元浦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0―31页。

②屈毓秀等：《山西抗战文学史》，北岳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326页。

③刘备耕：《人民是母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第341页。

④周扬：《论赵树理的创作》，《解放日报》1946年8月26日。

⑤B15陈荒煤：《向赵树理方向迈进》，《人民日报》1947年8月10日。

⑥[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第71―104页。

⑦B12王春：《赵树理是怎样成为作家的？》，《人民日报》1949年1月16日。

⑧B13B16李普：《赵树理印象记》，《长江文艺》1949年第1期。

⑨B17荣安：《人民作家赵树理》，《天津日报》1949年10月4日。

⑩杨俊：《我所看到的赵树理》，《中国青年》1949年第8期。

B11B18B19吴调公：《人民作家赵树理》，四联出版社，1954年，第26―34页。

B14B23B31B32B33黄修已：《中国文学史资料全编・现代卷・赵树理研究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第417、457、306、398、415页。

B20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第650页。

B21丁易：《中国现代文学史略》，作家出版社，1955年，第397―426页。

B22[美]西里尔・贝契：《共产党中国的小说家――赵树理》，彭小芩译，《新墨西哥季刊》1955年2、3合刊。

B24宋绍香：《在异质文化中探寻“自我”――国外汉学家中解放区文学译介、研究管窥》，《文学理论与批评》2006年第2期。

B25B26B27B29B30[日]竹内好：《赵树理文学的新思想》，晓浩译，严绍校订，《文学》1953年第9期。

B28[日]釜屋修：《赵树理研究》，中国作家协会山西分会编：《赵树理学术讨论会纪念文集》，1982年，第234页。

B34严绍T、王晓平：《中国文学在日本》，花城出版社，1990年，第404页。

Abstract：Through research of Zhao Shuli’s works which covered the period from 1940s to 1950s， it was manifested that the nature of literature “affinity to the people” was established gradually from the creative practice and theoretical arguments. Superficially， the works of people like Zhao Shuli were the reflection of the people′s life in the liberated areas， which was also the embodiment of Mao Zedong’s speech in the “ Yan′an Forum on literature and art spirit”. Essentially， characteristics of affinity to the people was gradually obtained its multiple meanings in the form of aestheticvalue， structural creation and intertextuality through the theory illustration of scholars from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thus humanistic spirit and epoch significance were incarnated in that nature， not only was it identified as a new kind of literature， but also recognized as a new classic which can speak for the Chinese social change.

Key words：Yan′an literature； affinity to the people； Zhao Shuli； horizon of expectation； interpretation